「709」律師謝燕益與妻子原珊珊 一個被監控十五年的中國家庭(2)

2.如果你是譚嗣同的妻子，你怎麼辦？

這次，他們監控的是珊珊和孩子

恐懼的不只是珊珊，整個朋友圈都特別恐懼。提到謝燕益，有的不說話、有的退群，還有的，把謝燕益的號從群裏踢出去了。

「他觸犯了哪一條法律？」珊珊問謝燕益的律師朋友，不知道。她問謝燕益的母親，她是老律師了，也不知道。「他們把我兒子弄到哪去了？」謝燕益的母親經常自言自語。

抄家那天，鄰居都知道了。每次出門，上下樓按電梯之前，珊珊都會看電梯控制盤上的數字是否在動，如果動就是有人在上下電梯，她就躲起來。等人走了以後，她再進去。

深夜，她下樓找個黑一點的地方，她認為沒人看到的地方，一個人坐著、吹風。她感覺自己就像一塊木頭，或是像一塊石頭，風吹到身上，她感覺都能夠彈過去。

謝燕益消失了，樓下的國保多了起來，這次，他們監控的是珊珊和孩子。

兒子很小就知道「國保」這個詞了，看到警車、警察，他們就會拽住珊珊的衣服或手，比平時跟得更緊。
他們很難理解：「警察都是抓壞人的，那爸爸為甚麼被抓了？」

當媽媽的面，兒子們從來不哭。一次，學校裏有同學說：「你爸爸被抓了，你們家是壞人。」睡覺時，哥倆聊起這事，就在被窩裏哭了。

3.「他這樣的人，就應該多有一些孩子」

睡覺的姿勢是被規定的

他睡覺的姿勢是被規定的：必須平躺，雙手放在被子外的身體兩側，不可以握拳，腳必須露在外面。如果不符合規定，就不允許睡了。兩名武警，各站在他的頭腳兩側。排大便時，也是一個站廁所裏面，一個站外面。

對警察來說，他身體的任何反應，都是非常重要的情報。眨一下眼睛，打個哈欠，一個表情，都會被記錄在本子上，5～10分鐘記錄一次。

禁止隨意走動、禁止說話。24小時都關著窗簾。

獄醫說：「你血壓高。」於是謝燕益被強迫吃藥。不吃就灌，每次吃完藥，獄醫就要把手電照進口腔，「嚥下去了嗎？」

一次，謝燕益要求修改筆錄，被搧耳光。因為不同意官派律師，謝燕益每天必須坐墩子16小時，雙手被要求放在膝蓋上，後背挺直，雙腳併攏。很快他的下身就腫了，大小便都很難排出來。

自殺是不可能的。桌角、床腳、椅子都包成圓形，連牙刷把和杓把都是球形的橡膠製品。只有寫自己罪狀時，才可以碰軟包的桌子。

武警也是被監控的，他們向外傳遞信息，都是對著監控器，打專用的一套手勢。在高清監視器後面，無死角錄像頭24小時監視、監聽。

每次專案組人員進出後，門便像冷庫的門一樣，無聲地封閉了這個軟包四壁的小房間，這就是所謂監視居住。

擔心父母、擔憂懷孕的妻子，謝燕益非常後悔自己當時的態度，擔心「很傻很天真」的妻子會把孩子打掉，「那是殺生啊！」他不被允許寫家信，經過72小時的絕食抗爭，他才爭取到給妻子寫信的機會，他請求妻子原諒，鼓勵她把孩子生下來。

「他這樣的人，就應該多有一些孩子」

珊珊根本就沒有接到這封信。

幾乎每個人都勸她打掉孩子。房無一間，地無一壟，甚麼都沒有，丈夫又失蹤了，還要生孩子！而且已經有了兩個兒子了，再來一個，生活壓力太大了。

但珊珊覺得，有正義感的人，就應該多些後代，支撐這個社會。他關心的都是珊珊從來沒有想過、沒有聽過的：社會哪不公平了？誰不依法了？哪制定的法律違反憲法了？等等。身邊的人，還沒有一個像謝燕益這樣的。

「謝燕益這樣的人，就應該多有一些孩子。」她覺得對謝燕益最大的支持，就是把孩子生下來。

其實，更多時候，她也是沒精力去考慮孩子的事，沒能力去應付不斷變化的身體，每天，她只是機械地滿足身體的必需。

謝燕益失蹤40天後，謝燕益的母親突然離世，之前沒有查出過任何病症。

第二天，珊珊請求謝燕益回家奔喪，無果。她就穿上孝服到了天津市公安局，孝服上寫著「謝燕益不孝罪死罪回家見母最後一面」。在大門口，她站著，期待能有「領導」路過看到，過問此事，至少，她能知道謝燕益的下落啊！人到底在哪？

幾個警察拖她進了警車，她被帶到天津越秀路派出所做筆錄。之後她又被帶進一個沒有監控的房間，30多個警察把她圍住了，罵她不要臉，「要是文革，你這樣的就直接拉出去斃了！」

在接待室的一張椅子上，她被看管了3天，第二天沒有水、沒有飯，也不讓她上廁所。直到婆婆遺體火化了，才讓她回北京。那時她懷孕2個月，警察是知道的。

她想不起來自己是個孕婦，回家還要騎著電動車去買菜，兩個兒子早上去上學，中午還要回家吃飯。

懷孕過程中，她吃飯都不按時。有時兒子給她拿水果吃，有時兒子還給她彈琴，「媽媽，我給妹妹做胎教」。

在兒子面前，她從來不哭。兒子看不見時，她一扭頭，像變臉一樣，瞬間滿臉就都是淚了。

4.「能活著出去嗎？」

謝燕益回憶，那是2015年10月1日，早晨9時左右，他申請要求走一走，兩個武警就拉開幾步之遠，允許他在他們之間活動。

正走的時候，突然他就聽到，樓上有物體重重摔地上的聲音，然後是哀嚎，接著，又匡噹一下，一個聲音像甚麼砸到頭頂上了。謝燕益立刻停住，他看武警，他們也很震驚，面面相覷，他們都瞪大了眼睛。他繼續走，上邊仍然還有聲音，仔細聽，似乎是在審訊，好像發生了衝突……深夜，聲音就更清楚了，很明確是呻吟聲，他意識到，上面可能在發生酷刑。

後來他就假裝沒聽見，沒有任何表情了。他擔心自己的反應被記錄下來，那意味著自己會很危險。

呻吟的是一個中年男人的聲音，他聯想，可能是王全璋或李和平？或者胡石根？這聲音在樓上持續了十天，那是「709」專案天津監居一樓08房間的樓上。

能活著出去嗎？他當時特別恐懼，估計自己可能不會倖免吧！他暗暗下了決心，如果真能出去，一定要把這件事曝光。

接到批捕通知書

珊珊和自己娘家人被數十次約談。國保要求她們：不許上網發聲、不能聘請律師、不能接受媒體採訪、不要去找公檢法。他們威脅：要配合公安，在家好好生活，不然對謝燕益不好，會重判謝燕益。

那時珊珊認為，謝燕益真是會很快回家的。2016年的1月13日，珊珊還是接到了謝燕益的批捕通知書。

她整個人癱軟在椅子上，沒有能力去想任何事情了，就是發呆、流眼淚。沒有能力做飯，放學回來的兒子，拿盆白水煮麵條，拌醬油給她吃了。

國保電話要約談，珊珊說，孩子中午吃飯，你們不要來。然後她就去廚房拿了一把刀，搬個小凳坐在了門口。吃飯的兒子看著她：「媽，你別這樣啊！」

預產期那一天

肚子越來越大了。珊珊就把一條運動褲的皮筋，接了又接，接了又接，接得越來越大，一直到孩子出生，出門她穿的都是這條褲子。髒了也是晚上洗，第二天再穿。

預產期是2016年3月1日。凌晨4時多，她就起來，套上一件謝燕益的大羽絨服，出門去坐公交980。外面很冷。坐上車，沒有座位，差不多兩個小時，她一路站到了北京。沒有累、沒有痛苦、沒有任何感覺，懵懵的，她整個人都是傻傻的、麻麻的，腿腫了還是往前邁步。

2016年元宵節，原珊珊去天津市看守所給謝燕益存錢，沒有存上。當時她第三個孩子還有一個月就要生了。（作者提供）

到北京南站，坐高鐵到天津，然後再坐地鐵，到看守所，這條路她走了多少次，自己都記不清了。以前是想去為丈夫存些錢，如果能存上錢，就感覺他至少還活著，她離他就近一些。但每次，她都存不上錢。

她想到丈夫代理的那些受迫害的人，他也可能會被酷刑，他能挺過來嗎？只要他能回來，剩一口氣也行啊！只要他活著……

這次，她希望拿到丈夫的簽字，醫院生產過程中要家屬簽字，但不給辦理。在看守所的凳子上，她等了兩天。隨時都會生產，肚子壓迫整個神經，腿腫得一條腿變成兩條腿一樣粗，沒有知覺了。也不敢多喝水，看守所外面沒有廁所。她上火，咳嗽，一使勁咳嗽，就尿了褲子，她憋著，憋不住又咳，褲子又尿了，又濕又涼。

3月2日，謝燕益的哥哥和朋友開車接她，必須去醫院生孩子！沒有准生證，她要到謝燕益河北的老家高碑店去生。

「你有命出去，老婆孩子不一定有命能見到你」

女兒剛出生的照片、兒子上課及演出的影片，警察都給謝燕益看：「你不要太自私，想一想你的孩子！你配合的態度，不但影響你這輩子，你孩子這輩子，也要看你的表現了……」他們還威脅要把珊珊抓起來：「你有命出去，老婆孩子不一定有命見到你！」

「我當時真有些崩潰。」謝燕益回憶說：「我們大人對自己的選擇應該負責，但由於我的選擇造成的傷害，最後竟由孩子來承受！他們沒得選擇！」

他被強制接受政府指定的律師，他被改名，叫謝正東，關進了天津第二看守所。不許告訴別人自己的真實姓名，不許別人跟他說話，他也不能跟別人說話，他被4個犯人貼身監控。

那時珊珊已經可以給謝燕益存錢了。他還不知道，就存錢這個事，就能讓妻子踏實下來，因為知道他在這，還活著。

謝燕益想把錢留給死刑犯，一分錢他都沒花，只吃饅頭。天氣異常寒冷，一位近七旬的人沒有被褥，夜裏和衣而睡。看守所的規矩是不許給他人衣物。鋪板時，謝燕益抽出一件褥子，扔給了這位老人，對他說：「這是號長讓我給的，你謝謝號長！」號長看到，也無話可說。「那天夜裏，我從頭到腳都感覺一股暖流，特別暖和，看來是我正念的作用，境由心轉。」他驗證了一點：心持正念、堅持善行，自己是不會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