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互聯網是世界上監視和審查最多的網絡空間之一,被廣泛使用的微信(WeChat )也受到中共控制。現在微信使用擴張到海外,研究人員表示,微信在國外的使用令中共在全球擴張其監控和審查的範圍。

據NPR網站8月30日報道,人權活動家周峰鎖因在1989年參加北京天安門廣場民主抗議活動,被中共監禁,他於1995年移居美國。至今20多年未回國。

周峰鎖一般通過微信和中國大陸聯繫,但微信經常出現故障。他從今年1月開始注意到他的微信群無法閱讀他發出的消息。「我意識到這一點,因為我期待一些(對自己發帖的)反饋,但沒有反饋。」周告訴NPR。

騰訊擁有的聊天支付應用程式微信在中國擁有超過10億的月度用戶,現在微信觸角伸到國外,騰訊沒有透露海外有多少用戶。

周峰鎖並不是唯一一個遇到微信出問題的人。NPR與另外3名美國公民進行了交談,這些美國公民雖然用美國電話號碼註冊微信,但他們今年早些時候被禁止在微信群發送信息,或遇到帳號被凍結的情況。

「無論用戶身在何處,只要我向3個以上的人發送信息,我的信息就無法在任何(微信)群中看到」美國華裔技術專業人士斯蒂芬說。他因擔心遭到中共對他及其家人的破壞,拒絕分享全名。

斯蒂芬感到困惑,他的微信被封了,且他不認為自己發的是政治性言論。「中國(中共)有這種審查制度並不令人震驚。」他說,「令人震驚的是,中國(中共)正在向世界其它地區出口這種審查制度。」

中國境內外微信對話 均被存儲在中共數據庫

NPR報道,隨著中國科技公司在中國以外地區擴張其業務,他們也在掃瞄外國用戶的大量數據。荷蘭互聯網研究人員稱,每天在中國境內外進行的數百萬次微信對話都會被標記、收集並存儲在與中共公安機關相關的數據庫中。

荷蘭非牟利組織、網絡安全機構GDI Foundation 聯合創始人維克托德弗斯(Victor Gevers)每天都會在互聯網上搜索漏洞,以便找到不安全的數據庫。目前他已經曝光大量信息洩露,特別是與中國(中共)有關的洩露。

今年3月,德弗斯發現了一個中文數據庫,存儲超過10億條微信對話,其中包括超過37億條短信(message)。他在推特上發佈了調查結果。每條短信都標有GPS位置,許多包含用戶的國家識別號碼。大部份短信是在中國境內發送的,但其中超過1,900萬條信息來自國外,其中大部份來自美國、台灣、南韓和澳洲。

德弗斯說,他在短信內容中找到一種模式:若微信短信包含某些單詞組合,就會在數據庫中存檔。大多數被標記短信都是政治性的,例如1989年抗議鎮壓地點的天安門,或習近平等。

在德弗斯檢查代碼後發現,中國用戶發送的帶有此類單詞的短信被立即標記,並且用戶信息已發送給中共警方。

分析師:微信擴展海外 對西方監管機構提出挑戰

獨立民主監督機構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高級研究分析師莎拉庫克(Sarah Cook)對NPR表示,「我認為這對用戶提出了嚴重的問題和挑戰,對中國境外的監管機構也提出了挑戰。」

庫克說,在國際上,不僅僅是旅行中的中國公民使用微信,民主國家政客與中國選民和持不同政見社區也使用微信進行溝通。

她表示,政客們與擁有微信、中國境外的人用微信進行溝通,但卻置身於中國境內中共規則運作下。

微信目前已經介入西方民主國家民選官員與華裔選民之間的正常溝通。為爭取華人選民,澳洲、加拿大和美國的許多政黨組織和政界人士都有在微信上開設帳號,與選區內的中國移民保持密切聯繫。

中共控制微信上的政治新聞及消息源傳播,將其導向親(中)共的西方政黨及政界人士。其次,為拉攏華人選票的西方政界人士亦一唱一和,進行自我審查。

加拿大媒體iPolitics此前報道,聯邦國會議員及國會職員接到通知,不要使用微信,因為它有「潛在網絡安全風險」。

此外,美國國務院主管教育與文化事務的助理國務卿羅伊斯(Marie Royce)7月30日表示,許多中國留美學生雖然居住在美國,但仍受到中國社交媒體、中共官方媒體的影響,阻礙了他們與美國同行的充份接觸。他們仍生活在中共宣傳的「恐懼泡沫」中。

羅伊斯說,最近一項研究發現,超過90%的受訪中國留學生目前使用微信作為他們網上通訊的主要方式。微信是中共政府嚴格監控的主要社交媒體平台。

任何中國企業 都無法避開中共《國家情報法》

雖然中共政府和華為一直否認,但美國政府依然認為華為受中共政府控制,因此禁止在美國政府和軍方機構使用華為設備。其中中共《國家情報法》(National Intelligence Law)是主要一個原因。微信所屬的騰訊料也不會例外。

中共《國家情報法》第七條規定,所有組織和公民都必須支持、協助和合作開展國家情報工作,並保護他們所知道的國家情報工作的機密。依據該條規定,中國的私營及國有企業無法抵制中共當局對有關信息或知識產權的要求。

中共的《國家情報法》及其它規定凸顯了中共領導層控制經濟的意圖,以及其利用私營部門幫助實現更大的戰略和經濟目標的手段。

澳洲戰略政策研究所(Australian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高級分析師丹尼爾卡夫(Danielle Cave)和客座學者湯姆尤倫(Tom Uren)在接受《澳洲金融報》電話採訪時表示,中共當局在《國家情報法》明示了其施加給中國企業的義務,「這是以前各界質疑的問題,現在已經正式寫入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