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兩會期間，北京「低端人口」議題持續發酵。北京市長陳吉寧聲稱，2018年北京減少人口16.5萬人，連續第2年下降。他暗示將繼續執行驅趕低端人口的政策，引發爭議。
香港《明報》報道，陳吉寧7日在中共人大北京團開放活動上談到「三線兩控」管理辦法。所謂「三線」是人口紅線、生態控制線和城市開發邊界；「兩控」是控制人口和城市建設用地。
陳吉寧稱，去年北京全市人口減少16.5萬，中心城區則減少40多萬。累計不予辦理工商登記2.1萬件，關閉退出一般製造業企業2,600多家，特別是疏解市場和物流中心680多家。
根據北京市統計局和國家統計局北京調查總隊1月數據顯示，2018年底，北京全市常住人口2154.2萬人，比2017年底下降0.8%，即減少了16.5萬。這是1997年以來的常住人口第2次下降。2017年底，北京全市常住人口2170.7萬人，比2016年底減少2.2萬人。
根據資料，由於北京市先前定下2020年人口將控制在2,300萬的紅線，近年當局清理數以百計的批發市場、物流中心，這些行業主要以中低端人口為主，引發北京驅趕低端人口的爭議。
中共激進限制北京人口
2017年11月份，在大興區大火燒死19人之後，當局進行大規模拆房和驅逐行動，只給居民幾分鐘時間打包走人，數萬農民工被迫離開北京。抗議者認為，當局以大火為藉口，加速他們拆毀廉價出租屋、趕走「低端人口」的計劃。
對此，中國律師觀察中心理事長趙國君稱為「始亂終棄」。他說：「因為剛開始北京發展的時候，是『北京歡迎您』，然後現在北京發展起來了，就變成了『北京驅逐你』。」
北京企業家王瑛說：「北京如果沒有這麼多的外來人口，沒有一定數量的外來人口，北京所謂的高端人口也無法正常生活，這是常識。」
受波及「高端人口」也心寒
《紐約時報》曾報道說，數以萬計滿懷希望的年輕大學畢業生，為了尋找更好的工作和生活而來到北京，很多人住在北京的邊緣地帶，因為那裏的租金較低。北京驅逐外來人口，已經影響到這些人的生活。
報道舉例稱，擁有紐西蘭學位、會講流利英語的外地進京年輕IT從業者司若木，曾以為他是北京需要的人才，但作為外來人口，他在北京被當作二等公民。警察來到他住的公寓樓，命令他和其他數百名租戶在48小時內搬走，這令他反思像自己這樣的人在北京有沒有未來。
美國中文網刊《中國事務》主編伍凡曾評論說，「一個城市的形成，它是有歷史原因的，有多方面各種利益自然組合形成的。你現在把低端人口趕走了，經濟馬上受影響，中層的人也受到影響，甚至高層的人連保姆都找不到。你想吃頓快餐都吃不到。整個經濟都受到影響。」
中共無序城鎮化的惡果
在中共建政後和城鎮化以來的幾十年裏，盲目追求城鎮化率，無視資源與環境；官員為了政績片面追求人口規模和城市數量，無視城鄉差別；各地盲目「造城」、城市無序擴張；城市化代價很大，包括造成社會不平等，資源環境的污染和破壞……
《紐約時報》曾報道說，中共推行城市化雜亂無序，無視資源與環境的承受力，付出的代價巨大。
在這場驅逐之前，大約有800萬名外來人口居住在北京。然而他們融入城市生活卻困難重重，面臨諸如戶口、社會福利、子女入學、住房等多方面的限制。外來人口的困境反映了中國的城市規劃危機。
當中共官員們意識到這些間接後果之前，嚴重後果已經形成。當官方走投無路的時候，便把矛頭轉向那些最沒有能力反抗的人。近年來，中共當局除了出台種種歧視性政策，並開始清理「低端人口」。
減少人口一向被中共官媒吹噓為治療「大城市病」的解藥。大城市病指的是城市過度擁擠、污染嚴重。
北卡羅萊納大學中國城市項目主任宋彥說：「人口不是城市病的根本原因；大城市病是由於糟糕的城市管理、糟糕的城市結構造成了許多不必要的、混亂的通勤、交通堵塞和過度擁擠。」
「我要說，如果存在過度擁擠或服務短缺的問題，你為甚麼不擴大公共服務？提供更多的教育、機會、醫療、醫院——那是政府可以做的事情，而不是努力趕走農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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