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協會（Asia Society）美中關係中心周二（2月12日）發表了一份美國對華政策報告的更新版，題為「事務更正：邁向有效和可持續的對華政策」（Course Correction: Toward an Effective and Sustainable China Policy），首次建議美國對華採取「睿競爭」戰略。

報告首次提出的「睿競爭」（Smart Competition），是指美國在應對中共的各種濫用規則、不公平和未能履行協議方面需要更加強有力的回應，但同時也要保持敞開大門在共同關心的領域積極合作。

參與該報告的學者多是美國的頂級「中國通」，既包括對中國懷有深厚情感的學者，也有多名擔任過對華重要職務的前官員，他們都曾盼望中國（中共）政府能進行自由化改革，但發現這一希望已破滅。

報告工作組主席、美國智囊亞洲協會美中關係中心主任夏偉（Orville Schell）表示，參與報告的20位專家（中國通）都覺得美、中關係現在「處於一個特殊和困難的時刻」。

「在過去的30~40年中我們都有這樣的假設：讓中國參與、會慢慢起作用，隨著時間的推移，美、中會變得更加融合，中國將繼續改革和發生改變；如果有更多的芭蕾舞團交流、教育互動和貿易增加，美、中會變得更加緊密、而不是進一步分離，但這樣的假設受到越來越多的我這一代中國專家的嚴重質疑。」他說。

特朗普入主白宮後 中美關係發生大變化

兩年前，當特朗普政府剛剛執掌白宮時，這份報告的第一版《美國對華政策：對新政府的建議》就遞交給了白宮。

兩年後的最新報告指，在過去兩年，中國（共）領導人進一步收緊國內政策，而中國共產黨已打破自由民主的基本原則。更重要的是，中共在海外更廣的範圍內挑戰民主實踐，這讓外界質疑美國和中國是否能變得更加緊密、分享更多的共同利益。

「我們的許多專家都認為美、中兩國關係處於分歧，或可能處於碰撞期。」夏偉說。

從美國國內的情況來看，中國（中共）和「中國（共）威脅」已經成為民主黨和共和黨在華盛頓僅有的共識之一。

「有些方面，特朗普是對的。」他說，「毫無疑問，中國的競爭環境不公平。美國企業在許多方面都沒能在中國對等的環境中經商。這是事實。」

夏偉表示，現在的問題是要如何獲得公平的競爭環境？特朗普已經通過關稅和與習近平的關係來引起中國（中共）領導層對此問題的關注，接下來美國要做甚麼？

報告呼籲，美國積極尋求與中國建立一個更加公平的經濟夥伴關係，但在受到中共不公平對待和經濟利益損失時，以及在中共過度侵略和採取行動的地區，例如在南中國海、台灣、東海和新疆問題上，美國應該奮起反擊。

「睿競爭」策略 中共早將美國視為戰略對手

報告提出「睿競爭」（Smart Competition）戰略，建議美國採取競爭與合作的混合對華策略。

報告指出，「中國和美國現在互相視（對方）為戰略對手」。雖然中國（中共）沒有官方正式將美國列為競爭對手，但實際上它近十年一直將美國視為對手；而美國在2017年12月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首次將中國列為「戰略競爭對手」。

中國企業已成為先進工業國家企業的強大競爭對手。與此同時，北京更傾向於重商主義的零和博弈經濟政策，強調以犧牲國際競爭對手為代價來強化中國企業的優勢。

北京自稱這些扶持政策是必要的，是用來確保國家實力和安全。但事實上，中共的行為招致全球抵制。報告指，全球強烈反對中共的這一做法，認為中共此舉是在增加跨境貿易、投資和技術合作的障礙。

「鑑於美國和中國之間密切的經濟聯繫，我們應該非常謹慎地解決這兩個交織在一起的經濟體（的問題）。美國必須維護其國家安全和支撐它的關鍵技術。」報告寫道，「哪怕回應可能意味著美國將遭受經濟損失，美國也應當公開中國（中共）傷害美國利益的行為。」

建議從貿易失衡轉向關注中共的工業政策

報告尤其建議，美國應將討論貿易平衡的焦點轉向中國（中共）更惡劣的工業政策措施。中共一直以來都在執行重商主義的高科技進口替代產業政策。

自2006年以來，中國（中共）已經推出了一系列雄心勃勃的產業政策，瞄準國內和全球範圍的新興以及高科技行業，同時提升中共國有企業在國內和全球市場的份額以及對外國企業施壓要求轉讓並控制其「核心技術」。

報告指出，中共當局使用「國家實力」和「國家競爭」的言詞來證明其執行這些政策的合理性，但卻無視國際合作在促進中國經濟發展中起到的關鍵作用。

「中共產業政策的干預規模和程度是驚人的，前所未有。」報告說。

中國（中共）政府向中國公司提供數千億美元的直接補助，支持多個經濟部門（例如集成電路和電動汽車），表現在：為「國家冠軍」（包括國有和私營）企業提供直接國家補貼、貸款、稅收減免和政府採購合同。

這些明確但不透明的對內扶持政策，卻讓國際競爭對手處於明顯的劣勢。此外，對合資企業的各種要求以及行業股權上限也在嚴重限制外國公司在中國的市場准入。另外在政府採購、稅收和技術標準上，外國公司也同樣受歧視。

中共扭曲產業政策的結果是，長期以來外國公司在中國市場的競爭能力一直受到限制，同時壯大後的中共「國家冠軍」企業進入海外市場，進一步扭曲外國公司與中共國有和私營公司的公平競爭。

特朗普與盟友合作 確定美國經濟政策5目標

報告說，特朗普政府對中國出口商品加徵關稅只是全球抵制中共濫用政策的一部份。

「中國（共）與其貿易夥伴之間缺乏對等的關係，這不僅是美國這麼說，而是一個共同的現實要求，中國的貿易國都認同這一點，並要求採取更加協調一致的行動。」報告寫道。

報告並建議說， 在尋求中國進行積極的行為改變時，美國應該加強與盟友的協作，而不是單獨行動。

在經濟領域，報告提出了美國對華政策的主要目標：

1）迫使中國（中共）在貿易和投資政策上，為國外公司提供同樣的市場准入——中國公司在其它發達國家市場通常享有的競爭條件；

2）增加中共反競爭和扭曲市場的產業政策的執行成本；

3）與其它國家合作，強調公平、以市場為基礎的國際競爭規則，並為中國制定遵守規則的有力激勵機制；

4）為教育和研究提供必要的支持，確保美國經濟發展所需的技術安全；

5）美國和其它國家應該要求中國（共）遵守它已經作出的承諾。

報告指，在許多情況下，中共的實際做法明顯背離其2001年入世時的承諾，「美國必須堅持讓中國（共）採取具體步驟、履行它自己作出的承諾。」

中共變得更加不可信 冀領導人建設性回應

報告提醒說，中共恢復個人專制統治，這讓中國變得更加不可預測和不可信任，同時，這也在加大中國與國外政治和價值體系的差異，使得彼此找到共同點變得更加困難。

「中國近期的許多行動都要求美國做出更堅定的回應、要求公平和對等，但無法保證中國（中共）領導人願意以建設性的方式應對這一挑戰。」報告寫道。

中國共產黨（CCP）近年來在全球加強搶佔「話語權」，通過隱蔽和侵入性的方法引導「海外華人」的民族情緒或者吸納國外的親共外圍團體。

而中共對香港自治的侵蝕以及縮小台灣國際空間的壓力策略也在進一步破壞了其國際形象。

報告還提到，從中共目前的行動反應來看，其中期戰略目標是加強對南海的控制，迫使台灣政府承認統一，阻止或推遲美國干預台灣衝突，在東海轉移與日本的軍事平衡，削弱美國對捍衛整個亞太地區盟友的信譽。

同時，中共利用一帶一路等項目走兩步棋：投資它國的基礎設施，然後利用這些投資作為影響力中心、改造受援國的全球治理機制和實踐。

而人權問題一直是中共政府不願意公開討論的。報告建議，必須始終如一地突出人權問題在美中領導人互動的議程上，並在美對華的工作組層面持續地向前推進人權議題。

報告更建議，美國應該繼續資助數字技術研究，幫助中國網民突破中共的「防火牆」封鎖，自由使用互聯網。

「可以肯定的是，美中安全動態一直會以競爭而非合作為特徵。」報告說。

多位中國通反思對華策略

中國經濟政治的發展現狀已讓對華態度溫和的「中國通」放棄了過去的幻想，原以為隨著中國經濟發展，中國將逐步與發達國家的市場經濟治理規範「融合」。周二的報告顯示，這些中國通已越來越懷疑這一初衷。

夏偉表示，專家們原則上理解並贊同特朗普政府正在做的事、以新的方式奮起抵制中國（中共），只是作為一個完整的政策制定，他們存在一些分歧。

這些中國通中分別包括：2000年與中共進行入世貿易談判的前美國貿易代表白茜芙（Charlene Barshefsky）、美國負責亞太事務的前助理國務卿庫爾特·坎貝爾（Kurt M. Campbell）以及美國前駐華大使溫斯頓·洛德（Winston Lord）等。

此外，還有一批美國知名的中國問題學者，包括：對外關係委員會的易明（Elizabeth C. Economy）、喬治·華盛頓大學的沈大偉（David Shambaugh）、史丹福大學的艾江山（Karl Eikenberry）、麻省理工學院的傅泰林（M. Taylor Fravel ）以及哥倫比亞大學的黎安友（Andrew Nathan）等。

亞洲協會於2017年首次給白宮的對華政策提出建議，據悉，周二的最新報告將在周五（15日）送至白宮。

亞洲協會（Asia Society）於 1956 年由約翰‧洛克菲勒三世在紐約創立，是一所非牟利、非政府的教育組織，亦是領先的學術平台，在全球致力推動亞洲和美國各界人士、領袖及機構之間相互了解、加強合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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