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校怕他們再搞活動,昨天保衛處把他們幾個老師都關起來了,限制人身自由,現在是來狠的,有點白色恐怖的味道。」合肥工業大學(以下簡稱「合工大」)一名老師17日早上對大紀元記者說。

這名老師表示,被關押的教師是因為對學校擅自出台清退教職員工宿舍的行為表示不同意見,「星期一(14日)在學校拉橫幅表達訴求,正當維權,而學校認為老師的訴求活動會引來外界關注,怕被媒體曝光,就把幾個主要的維權老師控制起來了,現在都還沒放出來。」

這名老師還透露,之前,維權的教師曾表示,如果學校不處理、不解決,他們會去教育部法律法規司申請教育部的行政復議。

強制退房政策中存在的問題

據這名老師介紹,去年8月合工大出台了一個有關教職員工周轉房管理文件,近期又相繼下發了2份周轉房清退的通知,「就是要強行收回學校教師的宿舍。」老師說。

大紀元記者從合工大保衛辦公室官網查到了這份文件,即《合肥工業大學周轉房管理暫行辦法》(以下簡稱「《暫行辦法》」)發佈於2018年8月24日。

發佈於2018年8月24日的《合肥工業大學周轉房管理暫行辦法》(以下簡稱「《暫行辦法》」)。(合工大保衛辦公室官網)
發佈於2018年8月24日的《合肥工業大學周轉房管理暫行辦法》(以下簡稱「《暫行辦法》」)。(合工大保衛辦公室官網)

這名老師表示,《暫行辦法》存在三個問題。

第一,學校制定文件時沒有廣泛徵求民意,不符合法律程序,「它只是在網上通知就確定了,而且公寓中的很多老師住進公寓時並沒有簽訂租住協議,而是住宿協議,上面沒有租住期限。所以,不能單方面隨意否定之前的協議,有些老師在學校工作住宿快20年了,現在不分青紅皂白的一律清退,人為界定、硬性規定,政策太粗糙。」

第二,搞階梯租金不合理,而租金也是天價租金,是惡意的利滾利性質,「名義上說不強退,但事實上這種收租方式就是強迫人家搬出、就是把人趕出去,弄得天怒人怨。」

這名老師說,許多老師面臨很多具體困難,「住在那裏的老師經濟都不是很好,有些老師是博士又是教授,但夫人沒工作,自己身體又不好,買的住房離學校還很遠,為方便小孩在學校附中上學,所以他就必須要住在學校裏,但是,現在強行階梯收租,一個十幾平方的房子、幾乎就是一個舖位就要1,100元到1,600元,套房裏不足20平米的房間要2,200元,小高層那邊更高,而且每年成倍翻番,這是明擺著不考慮別人的困難。」

「而老師的收入,包括工資跟績效和年終獎勵,通常一個副教授每月拿到手的在8,000多,講師每月才6,000多,如果要扣很高的租金,那老師就沒有生活費了,真是讓人欲哭無淚。」

第三,選擇性執行,不公平也不公正。《暫行文件》規定是清退所有的房源,包括套房、公寓,「沒有產權的一大部份沒執行,只是選擇性的執行了公寓。而且很多條款沒有考慮歷史問題,」

這名老師說,如果全部清退將涉及1,000左右的老師住宿,而目前執行的這三棟樓會涉及到500多名老師,「既然要實行這個政策,必須信息公開,公開所有的公寓和套房的信息,公開、公正、公平地去執行這些文件。」

而根據《暫行辦法》第三條,這名老師認為,學校分配周轉房更應該優先考慮在職教師,「有個老師非常優秀,拿來兩個國家基金,既是教授又是博士,上次沒輪到分房子,學校2010年承認他,只要他進校時不拿8萬元補貼,就給一直住學校公寓,而現在不拿也要清退,現在要把這位老師從公寓趕走,人家也是人才,還幹了這多年,卻不體諒,還有很多是博士副教授的,住在這裏20多年了,也是被清理之中。」

這名老師表示,維權老師們的最大訴求是,首先,文件要公開公平公正;第二,不搞階梯租金,評估機構評估房價估價,再根據實際情況考慮。更不能按照幾倍於市場的價格惡意收取。

合工大回應:稱不願搬出宿舍的老師為「老賴」

17日上午,就清退教職工宿舍問題,記者先撥通了合工大住房管理與改革辦公室的電話,接電話的工作人員說:「聯繫學校宣傳部,由宣傳部統一出面做答覆。」

記者隨後致電合肥工業大學宣傳部部長辦公室,接聽電話的人員在得知是外媒時,沒等記者說完就表示不接受電話採訪,並立即掛斷了電話,之後再掛去的電話不再接聽。

不過,奇怪的是,合工大黨委宣傳部14日晚間卻接受了國內一家媒體的電話採訪,而這家媒體16日半晚報道說,合工大一名校內權威人士在1月15日深夜對其媒體指出,「學校是依法依規處理,其背景一是部份老師拿了無房補貼還長時間佔周轉房;二是周轉房『轉』不起來,有人『老賴』」。

而這家媒體16日當天沒有報道維權老師被學校保衛處非法抓捕及關押一事。

教育工作者在中國地位卑微

曾在國內從事近10年公益維權,現旅居美國的楊佔青對大紀元表示,一個國家的高校教師為一個床鋪的棲身之地去奔走維權,學校不僅沒有安撫、退讓,反而打壓這些有訴求的教師,「說明教育工作者在國大陸位卑微,也說明國內各種矛盾激化。」

楊佔青表示,類似這樣的抗議事件在國內時有發生,包括這些高校的知識份子也隨時成為受害者,成為訪民,而國內媒體由於受到維穩的嚴控,很難報道真相,公眾不是被矇蔽,就是對此事見怪不怪。

「這些教師本來就冒著被學校打擊報復的風險在校門口扯橫幅抗議,路邊行人經過時卻連看都不看一眼,這樣情況下,這些維權者更加孤立無助,維權的希望也很飄渺,這些維權者最後都成為維穩的對象,被迫放棄維權。」

「一些人甚至在維權無望後會通過報復社會、欺壓更弱勢的人來發洩不滿。」楊佔青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