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文生律師被強制失蹤已近一年，境況不明。一年來，余文生的妻子許豔女士不停奔波，堅持維權救夫。近日，許豔再次到江蘇徐州，申請會見余文生仍被拒，提交的控告材料也被拒絕。
許豔女士接到大紀元記者的採訪電話時，正在從天津回北京的路上。她原本打算參加王全璋律師的開庭旁聽，卻被控制在派出所數小時，直到下午2點左右才被釋放。
許豔說，「王全璋律師已經失去自由3年多了，12月26日開庭。我的丈夫余文生律師是王全璋的辯護律師，他從『709』最初就代理了王全璋的案件，一直代理到他的律師證被註銷。現在他也被抓了有一年了……」
一年來，許豔一直為余文生律師努力維權，跑了很多部門，包括檢察院、監察委、人大和公安部，申請他們對這個案件的監督，但是沒有得到任何答覆。
她說，「我這一年非常辛苦地努力，但是都是沒有回覆，沒有答覆，也讓我感覺到維權的艱辛和無助感，看不到法治。」
2018年12月24日上午，王譯女士、王素娥女士陪同許豔到徐州市看守所，為余文生律師存錢、存衣。下午，他們去了徐州市檢察院查詢余文生律師案件，發現余文生案在12月19日被徐州市公安局報送徐州市檢察院。
許豔說，「我昨天和前天一直在徐州和江蘇省，現場去了，依舊不讓會見。我給他存的錢也是顯示沒有少，寄的衣服也被退回。余文生的案件是在12月19日又被公安局報送到檢察院了，他的案件已經經過了3次延期，2次退回公安補充偵查。」
12月25日，王素娥女士陪同許豔到達江蘇省南京市，分別去了江蘇省檢察院、省監察委、省人大常委會三個部門，為余文生案提交申請監督與提交控告信材料。
然而，這些部門連大門都不讓她們進，讓她們到另外三個地點的接待中心交材料。她們又找到三部門的接待中心，工作人員以各種理由，未收材料。
一天跑了六個地方，無果。許豔只得把材料用EMS郵寄到江蘇省檢察院等三部門。
許豔表示非常擔心餘文生的安全問題。她說：「因為他一年都沒有得到辯護律師的會見。誰能保證他的權利或者誰能去維護他的權利？沒有辯護律師去會見，他是甚麼情況，外界都不知道。」
許豔表示，余文生的辯護律師是常伯陽律師和謝陽律師，「無法保證每個辦案人員都不會對他實施酷刑，要不然為甚麼不讓律師去會見？」
她說，「余文生是否受到酷刑？我作為家屬非常擔心。包括給他存的錢也沒少，是否禁止他花錢？都非常擔心。」
苦難與抗爭
據介紹，余文生律師是2018年1月19日，先被北京警方抓捕，1月27日被轉到徐州市指定居所監視居住。3個月後的4月19日，余文生被以所謂的「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妨害公務罪」批捕，現被關押在徐州市看守所。
余文生律師原本是商業律師，2014年因聲援香港「佔中」，被中共當局羈押99天，遭到酷刑迫害。出獄後，他轉向做維權律師，並代理多起法輪功學員辯護案件，加入「中國人權律師團」。
為了阻止余文生代理王全璋案及法輪功學員案件，中共當局對他的打壓不斷升級。先是令他遭所屬律師事務所解聘，隨後北京市司法局於2017年7月1日以更新舊律師執業證為由，收走了余文生的律師執業證。2018年1月15日，北京司法局發出註銷余文生執業證的通知書。
這期間，余文生不斷抗爭，控告中共北京市司法局局長苗林等九名司法局官員。在被抓前，余文生在中共十九大二中全會時發表「修憲公民建議書」，提出刪除「憲法序言」等政治改革建議。
余文生身陷冤獄後，許豔女士四處奔忙，呼籲救助丈夫，卻遭到中共當局威脅，兩次被以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傳喚，並坐上審訊椅；她和兒子出境也被限制。
許豔曾在《給余文生律師的一封家書》中寫道：「到達各個部門維權，卻沒人管、維權無門的時候，我也會想，你都在為誰承受這些苦難？你為甚麼在承受這些苦難？
「但轉眼間，我又會想，你在善良、公益、法治與博愛的工作與幫助別人，你是好人。所以，維權路再艱難我也會為你繼續努力。」
11月21日，余文生律師獲得本年度「德法人權法治獎」。該獎項用於表彰富有勇氣的人權捍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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