帶有左派特色的佳士工人維權運動成為中共眼中釘後，一些國內名牌大學的馬列社團遭封殺，青年馬列信徒也遭打壓。更諷刺的是，近日，一名中國社會科學院毛左教授攜帶的中共前黨魁毛澤東的書籍也被當成「敏感書籍」而被多番盤問。
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朱繼東教授日前在微信圈講述自己的經歷，一天他從社科院下班，沿著長安街北側步行回家，路過天安門城樓東側的安檢處，刷驗了身份證，隨身帶的包過了安檢機器，兩個女警察說包裏是書，必須打開檢查。
包打開之後，裏面是幾本毛澤東的書籍。朱繼東講述，其中一名女警察反覆問他，「為甚麼帶毛澤東的書？」並對圍上來的男警，拿著一本《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說，「這個人竟然帶著這樣的書？」
朱繼東自稱，此前有幾次路過這裏安檢時，警察看到有關於毛澤東的書都會盤問再三，這次又這樣，他就生氣地反問，「為甚麼不能帶毛的書？ 」
其中一個男警察氣勢洶洶地說：「是紙張就要檢查，這樣的書更（要檢查）……」
查詢顯示，此書是1949中共篡政後毛的手稿、講話、談話和文章彙編，由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輯，中央文獻出版社1987年11月至1998年1月出版，共13冊，為內部發行。
諷刺的是，朱繼東並非一般民眾，其身份是中國社科院國家文化安全與意識形態建設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書長、世界社會主義研究中心常務理事、研究生導師，新華社世界問題研究中心研究員，新華網編委、終審發稿人……一大堆頭銜。
朱繼東自稱，這些警察在知道他是「中國社科院研究人員」之後，仍然「態度如故，匪夷所思！」
《北京之春》雜誌榮譽主編胡平評論道：「這真是莫大的諷刺：一個以馬克思主義自居的政府，卻對馬克思主義學會的大學生，遵循馬克思主義、支持被馬克思主義定義為革命領導階級的工人的行動無情打壓。」
而對於朱繼東攜帶毛著作被反覆盤查，胡平認為，「這看上去極其荒誕，其實有它的邏輯。共產專制是以『主義』治國，凡非『主義』，都算邪說。」
朱繼東的經歷並非無跡可尋。今年9月大學開學，北京大學的馬克思主義學會（簡稱北大馬會）發佈題為「緊急求助！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會公開尋求指導老師」的文章，披露該社團的指導教師提出不再擔任社團的指導教師，北大團委也不再擔任社團的指導單位。
而北大馬會幾乎找遍了北大馬克思主義學院的老師，均被以各種理由回絕。而該社團如果無人願意擔當指導老師、無指導單位將面臨解散。
與此同時，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閱讀研究會」原本的掛靠單位，該校哲學系也突然表示不再擔任「馬研會」的掛靠院系。11月1日，南大兩名學生因抗議學校阻礙他們註冊馬研會而遭到毆打。
這源於今年7月開始的深圳佳士工人維權運動，已經有數十名包括大學生與畢業生在內的聲援人士被捕，這些被捕的多是支持佳士工人運動的左派青年信徒。
對於中國大陸發生的一系列大陸毛左被打壓的「諷刺」事件，胡平還表示，毛時代就發生過類似的事。
1970年春天，寧夏銀川曾宣佈破獲了一起「重大的反革命集團案」。十幾個二十來歲的年輕人，仿傚毛澤東青年時創辦湖南自修大學，在銀川成立了自學組織「共產主義自修大學」，聲稱宗旨是「培養和造就一批真正掌握馬克思主義、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終生的革命戰士」。他們自籌經費刻印過兩期「學刊」，刊登了社論等6篇文章和3篇農村調查報告。結果被當局打成反革命組織，十三個成員，一人自殺，三人被判死刑，其餘九人分別被判處無期徒刑、有期徒刑和管制；其罪名就是「打著研究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旗號，旨在推翻我國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案子直至文革結束後才平反。
早前，加拿大華裔記者盛雪接受大紀元採訪時曾表示，「不管是毛澤東時期還是現在，其實共產黨的本身就是要不讓人有任何自由的思想。它想要控制，即使在毛澤東時代，一些自發的馬列主義研究小組也是反共組織，很多人被判刑。就是你支持我，你也得按照我的方式來支持，在我允許的尺度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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