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2日,中共在浙江紹興舉辦高規格活動,紀念55年前「發動群眾鬥群眾」的「楓橋經驗」,同時中央級喉舌也發文讚揚「楓橋經驗」,引外界側目。有學者認為,中共如今沒錢了,需要免費打手,便吹捧「楓橋經驗」。

11日~12日,中共最高法院院長周強到浙江「調研」,強調「楓橋經驗」。

中共喉舌《人民日報》12日頭版刊登題為《楓橋經驗為何歷久彌新》、副標為《堅持發展楓橋經驗》的文章,文章強調,如今浙江全省共劃分了7.08萬個「網格」(安全責任區),配備23.4萬名專兼職網格員,目標是「全科網格」,每個網格配備一名專職網格員,集各項職責於一身,全面取代村級的各類協輔人員。此文被陸媒轉載後,引來猜測紛紛。

所謂「楓橋經驗」,是1960年代浙江省寧波專區諸暨縣楓橋區(今為浙江省諸暨市楓橋鎮)搞出來的,一種發動群眾來監控、改造所謂「四類份子」的做法,宣稱「十個人包夾改造一個人,矛盾不上交、社會改造」。此做法得到當時中共黨魁毛澤東的賞識,於1963年下令推廣。

此後,因中國政治形勢變幻,「楓橋經驗」也幾次起起落落。1979年後,中共強調經濟發展,淡化階級鬥爭,「楓橋經驗」一度被冷藏。到1990年代,中共又重提「楓橋經驗」,並以此為雛形,發展出中共維穩體制中的「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系統」,包括朝陽群眾、紅袖章大媽、網格治理員以及一群專門舉報網絡文章的網評員(五毛)等等。

因「楓橋經驗」與「維穩綜治」掛上了鉤,中共政法系統高層從中嚐到了甜頭,就又大力推廣「楓橋經驗」。羅干和周永康出任中共政法委書記後,都曾到浙江強調「楓橋經驗」。

「楓橋經驗」即「群眾專政」

時政評論人士橫河對新唐人電視台表示,「楓橋經驗」實質就是「群眾專政」。「維穩體制中有兩個分支,「政法委」注重在用司法體系懲罰;而「綜治委」強調群眾專政。只是在不同的階段,專政對象變化不同。早期是「四類份子」,後來就變成了各類「不穩定因素」,也就是中共不斷製造出來的新敵人。」

美國媒體人、阿波羅網評論員王篤然認為,即使是中共收買的「朝陽群眾」,也是需要當局耗資的,如今,中共沒有錢了,就需要免費打手,便吹捧「楓橋經驗」。

澎湃網2017年9月曾報道,據統計,目前北京共有各類群防群治力量超過85萬人,北京朝陽區就有19萬餘人,實名註冊的「朝陽群眾」達13萬餘人,其中6萬餘名活躍的「朝陽群眾」,平均每月向警方提供線索2萬餘條。

朝陽區財政每月按每人300元到500元人民幣標準,對治安積極份子給予補貼。

獨立評論人士文昭在他的YouTube自媒體上分析,顯然中共目前感到有社會不穩的重大隱患,是需要加強對社會的壓制。最近大批刪除社交媒體帳號就是表現,但是與它要對社會增加的壓力比,它的維穩開支卻難以同等地放大,這時它就需要重走楓橋模式,想發動群眾為其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