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姐告訴我，她從八月起不再去教會了，因為那裏被要求懸掛五星紅旗……」中山大學博士畢業生、留校研究員李保陽就因為在微信上發表了這些言論，被中山大學除名，定性為「反黨」，並被不明身份人員綁架，最後被迫逃離中國。
近日安全抵達美國的李保陽博士告訴大紀元記者，他8月18日在微信朋友圈發的這條信息，被人舉報到學校黨委，校方將其言論定性為「反黨、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李保陽今年6月從廣州中山大學中文系畢業，7月獲得在中山大學資訊管理學院任研究員的工作機會。李保陽是一名家庭教會的基督徒，因為不認可三自委員會下的教會，一直沒有在大陸受洗。
他說，「我們都不太願意去大陸的教會，現在所有的教會都要懸掛五星紅旗，去年我帶我的小孩去教會，聽到教會不是在講聖經的教義，而是在講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我再也不帶小孩去那樣的教會了。」
他就在微信裏說了這件事情。
9月14日上午，合作導師找他談話。9月16日黨委書記找他談話，警告他不准在微信、微博、網絡上發表他們不認可的言論。李保陽反問共產黨不認可的東西，究竟是哪些東西，這個標準怎麼來把握？那個黨委書記說不出來。
黨委書記警告他，如果你還堅持你的這種自由言論，中國大陸任何一間大學、任何一間研究機構都不會給你提供工作機會的。至此，李保陽的入職手續就停下來了。
被要求向學院主動請辭
9月底10月初，資訊管理學院召開「師德會議」。開會的前一天晚上，合作導師打電話給李保陽的博士生導師，讓導師給學生作工作，讓李保陽主動的向管理學院請辭，這樣對他的影響會降到最低。博士生導師半夜就打電話給他說，「在明天早上管理學院召開師德會議之前，你一定要打電話聯繫到管理學院的黨委書記，你告訴他你主動退出，不再去申請研究員的職位。」
合作導師告訴他，如果他沒有主動請辭，就會在黨務系統裏被「記過」，這個材料會附在他的人事檔案裏，表明他這個人政治立場有問題。這個檔案會跟其一輩子，不論到甚麼地方去求職，黨務系統只要一查到這個材料，就不會再聘用他。
第二天8、9點前，李保陽一直給黨委書記的辦公室打電話，但沒有人接電話。因為當天他在兼職的學校（距廣州市區有80多公里遠）有課，他不想丟下學生不去上課，去處理這個事。他想，「這件事情到這裏了就聽天由命了。」
李保陽沒有主動去向管理學院請辭。「這中間我的博士生導師找我談了好多次話。」李保陽說，「我的老師跟我相識17年，十多年我從來沒有聽到他那麼嚴肅地批評我，對我施加壓力。我也覺得很委屈，我心裏想我只是說了一個有良知的人，或者一個有底線的知識人應說的話。我也有很多朋友說，其實你說了我們想說的話，但是我們又不敢說。」
深夜遭不明身份的人綁架
又過了大約有20多天，10月26日周五晚上大概11點，李保陽在出租房內，突然有人敲門。他沒有多想，就把門打開了，有兩個人迅速把門推開，有一個人直接把他摁在床上，另一個人就在房間裏亂翻，追問電腦和手機在哪裏。
李保陽就問他們是甚麼人，執法要有表明身份的東西。對方沒有給他，把他推上車，拉到一個地方，有一間很小的房子，好像一個審訊室一樣。頭上有很亮的一個燈泡，晃得眼睛特別難受。他們強迫他用指紋把手機解鎖，打開手機檢查。
李保陽說，「我當時太害怕了，因為這種事情，也沒有經歷過，而且我一直是在學校讀書，做學生做老師，突然間碰到這種壓力，人一下子腦子一片空白，不知道怎麼去應付這些人。」
他說，「一個晚上他們就問了我很多問題，而且我從他們的問話裏頭，明顯感覺到他們是掌握了我一些情況的。」包括2012年他在浙江大學圖書館工作時，太太懷了二胎後，他們辭職回老家生下孩子，直到現在小孩沒有一個合法的身份等事情。
三年前，他參加過紀念一位民主人士的遊行，這些事情他們都掌握了。李保陽當時心裏就很害怕，腦子有一點亂，弄不清楚他們是甚麼身份，「他們沒有告訴我他是國安還是公安」。
27日早上6時許，天還沒有亮，還是那輛車把李保陽拉到出租房子附近的街邊，把他扔在馬路邊，他們就走了。
被迫逃離中國
李保陽表示，不明身份的人闖到他住的地方，來搜查他，這是令他心生去意的直接導火線。
李保陽發現手機裏的一些圖片被刪掉了，他感到非常害怕，不敢在廣州住了。27日他離開廣州，回到兼職的學校。
在廣州，最近一位女維權律師在廣州的華林派出所被粗暴對待。李保陽還親眼看到廣州城裏頭的警察便衣，還有特情（特殊情務人員）挨家挨戶走訪店舖商家，也不知道他們想做甚麼，這都令他感到風聲很緊。
李保陽聯繫到一位在中共安保系統內工作的老同學，想通過他了解一下自己的處境。老同學私下告訴他，他現在的處境應該就是已經被關注了，如果再有言論問題，下一步就非常麻煩，建議他有可能的話，還是出去比較好。並且告訴他要走不能從廣州走，得從其它地方走。
李保陽想到最近中國大陸經常有知識份子因言獲罪，或者有一些人突然就消失了，他感到害怕，於是讓親戚幫忙買了火車票和飛機票，11月5日從上海飛往美國。
學生信息員被利用
李保陽的專業是中國古典文學，他稱自己的思想主要來自於書本，學古代文學也是在學歷史。他說，「也不是單一的因素就讓我突然間對中共的做法產生牴觸或者反抗的思想，而是這麼多年來樁樁件件的事情，還有自己的生活閱歷，自己所看到的一些社會現狀，這些都會讓人思考。」
他說，「如果往遠裏說，我的祖父在1949年，被共產黨劃為地主，1950年被殺掉。當時父親才9歲、大伯12歲、二伯10歲，一家過得非常慘。」
「小時候，我們在農村，就看到派出所那些警察帶著武器到鄉下去徵稅，我七叔被他們打得有幾個月都起不來，就是因為交不出那些稅金，這些我都親眼所見。你宣傳的東西和我看在眼裏的東西完全不是一回事，我怎麼能相信你宣傳的那一些呢？」
李保陽說，中共對中國大陸知識界的管控非常嚴峻、嚴酷。現在大學有一個很可怕的現狀，就是中共當局會在學生裏面，安插很多所謂的信息員，這些學生比較單純，當黨政交給他這個任務的時候，他認為是一個很正確的政治任務，甚至他們會獎勵學生，給你加分，誘惑學生去舉報老師。
「在大陸，學生檢舉老師非常普遍。」他說，「其實作為老師來說，我覺得學生很單純，他沒有想到黨委後面那個邪惡的動機。我也知道學生並不是要害老師。黨委就利用這一點，就利用這些天真的學生。」
李保陽說，「我對中國教育其實有自己的想法，我要不是迫不得已，我是想要一直教書的，但是真的是沒有辦法，我走到這一步，我的人身安全都遭到威脅，我真的很難過……沒有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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