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個世紀5、60年代,大陸文藝界有一位聲名顯赫的實權人物,他就是被稱為「文藝沙皇」的周揚。周揚參與和發動了歷次文化批判運動,手掌生殺予奪的大權。

周揚有許多頭銜:「左聯」領導人、陝甘寧邊區教育廳長、魯迅藝術學院院長、延安大學校長、中共宣傳部副部長、文化部副部長、文聯主席、黨組書記等。

周揚和毛澤東的關係十分密切。1937年他剛從上海到延安,便受到毛澤東的信任和重用,先後任陝甘寧邊區教育廳長、魯迅藝術文學院院長、延安大學校長等職。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之後不久,周揚很快編了一本《馬克思主義與文藝》,將毛澤東推崇到了與馬、恩、列並駕齊驅地位。周揚也藉此確立了毛澤東文藝思想的權威的宣傳者、闡發者,乃至中共文藝政策制定者的身份。

周揚幾乎言必稱毛澤東,曾在多種場合表達對毛澤東的感激和崇拜之情。1949年10月1日中共奪取政權後,周揚擔任文化部副部長、黨組書記兼藝術局局長。1954年,任中央宣傳部副部長,是中共在意識形態領域的主要領導人。毛澤東曾經稱讚他是「黨內的梅蘭芳」。

文藝界的「閻王爺」

20世紀5、60年代,毛澤東在文藝界發動了一系列政治運動,如1951年批判電影《武訓傳》,1952年文藝界整風,1954年以批判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為開端,批判胡適的思想,1955年批判「胡風反革命集團案」、「丁(玲)陳(企霞)反革命集團」案,1957年批判丁玲、馮雪峰,1962年批判小說《劉志丹》,1963年批判電影《早春二月》,1965年批判田漢、夏衍、陽翰笙,等等,周揚一直處在鬥爭旋渦的中心,是鬥爭的主角之一, 有很大的發言權和決策權(當然背後都有毛澤東的指示),在意識形態領域可謂大紅大紫,所向披靡。 平時以一貫正確自居,待人接物一付高傲、不苟言笑的樣子,寫文章和作報告也是氣勢不凡, 批判別人時上綱上線,咄咄逼人,令人敬而遠之,很有「閻王爺」 的架勢。

在一連串的運動中,大批文聯、作協和文化部負責人被激烈地批判,被劃為異己,包括曾與周揚並肩「戰鬥」的夏衍、田漢、陽翰笙。1957年,時任中央廣播事業局副局長溫濟澤因為提到周揚的一次講話有不妥之處,即被打成右派。

作家韋君宜在《思痛錄》裏回憶周揚說:「多少作家的一生成敗都決定在他手裏。」「文藝界竟只有他一個是正確的了!」

1979年,在一次理論工作會上,與周揚同組的人問他,當年整人為何下得了手。周揚說:「抓右派之前,主席給我一個名單,名單上的人都要一一戴上帽子,而且要我每天彙報『戰果』。我說,有的人鳴放期間不講話,沒有材料,怎麼辦? 主席說,翻延安的老帳!我當時常常說『在劫難逃』,許多人聽不懂。」

周揚還談到,他也想保護有些在名單上的人,例如漫畫家華君武。他說:華君武出身貧苦,到過延安,言論有錯,還不是右派。毛澤東當時嚴厲斥責他:「華君武不是右派,你周揚就是右派!」

周揚並且坦陳:「在中宣部,陸定一和我都『左』得不得了。即使沒有主席的這個名單,恐怕也好不了多少。」

文革囚徒

儘管周揚對毛澤東推崇備至,堅決執行毛的路線,但是毛澤東批他「政治上不尖銳」,嫌他心慈手軟。

1964年6月27日,毛澤東對文藝工作進行指示,指當時的各個文藝協會「十五年來,基本上……不執行黨的政策,做官當老爺,不去接近工農兵,不去反映社會主義的革命和建設。最近幾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這段講話預示著即將轉向的風暴。

1966年7月1日,《紅旗》雜誌重新發表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編者按語公開點了周揚的名,指周揚等人始終拒絕執行毛澤東的文藝路線,頑固堅持資產階級、修正主義的文藝黑線。一夜之間,周揚成了資產階級文藝黑線的代表,被扣上一大堆罪名,「批倒批臭周揚」的文章滿佈報刊。韋君宜說:「文藝界最後一個批判人的人,自己被批判了。」

1966年12月,造反派把正在天津養病的周揚揪回北京,關了起來。之後,周揚便被掛上大牌子,押上了北京市大大小小的批鬥會。

周揚的次子周邁曾目睹父親被批鬥的場景。他說:「看了牌子就分辨出被鬥的人都是誰。有彭真、陸定一、林楓、周揚等一批人。林楓抗拒做低頭彎腰噴氣式,陸定一大聲叫屈,兩人都遭一陣拳打腳踢。父親體力不支,趴倒在地。周圍的人注視著我,我若無其事地跟著唸《語錄》,舉手喊口號,這些我早已習以為常。臨散會時兩個年輕人把父親提起從批鬥台的一頭拖到另一頭示眾,幾次揪他的頭髮猛拉猛按,使他的頭時仰、時俯。這時我深深體會到,一個人的未來遭遇是無法想像的,我哪能想到第一次看到病後的父親,竟然是在一個野蠻、醜陋,沒有人的尊嚴的大露天體育場裏。」

在周揚的家鄉,湖南益陽縣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份子、新市渡公社田莊大隊婦代會主任盛和秀曾發言說:「揭開周揚反動的家底,就不難理解周揚為甚麼頑固透頂,對黨、對社會主義、對毛澤東思想有這麼大的仇恨了。『狼終究是狼』。從揭露周揚的罪惡事實來看,他在革命隊伍裏混了幾十年,他那反動的地主階級立場和本性,一點也沒有改變。」

周揚被批倒後,歷經9年的監禁。據他向親人講述,專案組的人打人很有手段,一巴掌下去,頭「嗡」地一聲,有時人就昏過去了,看不出外傷。周揚最怕的,是連續幾天幾夜被審訊,幾個百瓦大燈泡照在臉上不讓睡覺,逼他承認是叛徒、特務。他說,我從來沒有被捕過,怎麼當叛徒?有時周揚睏得睡著了,打手們就擰他的耳朵,一次次地拉扯下,他的一半左耳被扯掉了,殘留的一半貼住耳孔長死了。有一段時間,周揚住在一個平房裏,睡在桌子上,在門外的一個桶裏小便。他自己洗衣服、洗被子、縫被子。

周揚的妻子、孩子、其他親屬都被牽連,甚至一些從未和他見面或聯繫過的人,也受到衝擊。周揚的兄長周谷宜被關進監獄,死在裏面,屍骨無存。周谷宜的妻子被戴上高帽在長沙遊街一天。周揚的長子周艾若說,就連周揚早年夭折的兒子蘇蘇也被從小小的土墳中挖出來拋屍揚骨。

1975年,周揚出獄後,幾乎失去了語言表達能力,見到人就不停地流淚。幾天以後,他見到周艾若的第一句話是:「搭幫毛主席……」(益陽土話,意思是:多虧毛主席)兒子立刻反問他:「那是誰把你關起來的?」周揚沒有回答,父子從此再也不提這個話題。

反思、道歉、最後一擊

前中共宣傳部部長陸定一說過:「我們中宣部十幾年中,無非是整完這個人接著再整另一個人。」周揚聽說後,表示同意:「可不是麼!事情就是這樣。」

周揚重獲自由後,對於自己過往的行為進行了深刻反省,並表示痛悔。他在很多場合做出自我檢討,並多次向文革前挨整的文藝界人士一一道歉。許多人對此表示了肯定和尊敬,但也有被他整過的人不予原諒。

周揚曾在發言中流著淚說:「過去搞錯了的人確是太多了!」在他擔任社科院副院長時,他在一次報告裏說:「根據我一生的經驗,培養一個人才需要一、二十年的時間,而毀掉一個人才只要一、兩天,甚至一、兩個小時。人才難得,我們要百倍愛惜人才啊!」

1983年,周揚在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的紀念會上做報告,其中提到了「人道主義」和「異化」,遭到胡喬木的反對。胡喬木找周揚談了三次話,周不服,與胡爭吵。之後,在十二屆二中全會和中顧委會議上,周揚被批評。各種報刊發表了大量批判他的文章,各地也紛紛組織批判會,聲勢猛烈。後胡耀邦出面,將批判風波平息,但是對人道主義的批判並未結束。外界認為,這次風波對周揚的打擊更甚於文革的牢獄之災。

1984年,周揚摔倒,1985年病危、成為植物人,1989年去世。

悲劇的警示

早年周揚。(維基百科)
早年周揚。(維基百科)

周揚曾是一個紅色的「鬥士」。他為了宣揚馬、列、毛的理論,推行中共的文藝方針而不遺餘力。在無情的政治運動中,他推波助瀾,不惜整肅好人、同事,因此被批作「打手」、「文藝界的蛀蟲」。他曾經大紅大紫,也曾被打翻在地。人生大起大落,他品嚐了自己給別人製造的痛苦,因此開始反思、嘗試重覓人性。豈料,黨不允許良知的甦醒,新的批判令他筋疲力盡,再以無法起身。

後知後覺,總好過執迷不悟。或許,周揚始終未能意識到,究竟是甚麼,註定了他的悲劇。其個人的命運,與無數中國人的肉體、靈魂一道,都是中共的掌中玩物。多年來,中共所為,就是在摧殘生命,在阻斷心靈向真誠、善良的回歸。如果不跳出中共的框架圈套,不掙脫邪惡的枷鎖,就不會獲得自由和光明。周揚的事例,浸透了紅色漩渦的恐怖和荒謬。所有的人,都必須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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