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2018年10月04日C2版)
（三）兩岸經貿投資——過度開放或不足、 過度依賴或互補不足
儘管如數據所顯示的，台灣對中國投資在2005年曾有退潮現象，但2006年又增加，近10年呈現漲跌起伏，比起其它國家來還是遙遙領先。一直以來，兩岸經貿投資到底是過度或不足？是依賴或互補？兩種對立的說法爭論不休。
台灣產業西進中國究竟應開放或管制從來都是兩極交鋒，根本無法獲得共識。表面上，政府政策是從「戒急用忍」到「積極開放、有效管理」，再到「積極管理、有效開放」，似乎是由管制朝向開放，究其實都是在「開放程度大小」之間擺盪。不過，不管政府政策如何，30多年來兩岸經貿越來越熱絡似乎是一般人的共同印象。大體而言，由勞力密集到資本密集、技術密集產品；由中小企業到大企業；由貿易往來到對外投資等等走向，應是兩岸經貿歷史過程的寫照。
由於兩岸間的複雜關係，再因意識型態的南轅北轍，台灣內部一直存在被冠稱為「本土派」和「親中派」之截然不同看法。前者認為兩岸的經貿關係愈熱絡，台灣經濟愈危險，「產業、資金被掏空」會是最後的結局，因而必須祭出管制政策來防止；後者則認為應順應全球化潮流，應善加利用中國的資源和市場，而近幾年台灣經濟還能維持不差的局面，就是拜賜和中國的緊密經貿往來。前一種觀點以李前總統主導的群策會和台聯為主，再有數位旗幟鮮明的專家學者，我們就舉前國策顧問黃天麟2006年8月1日發表在《自由時報》的《另一場經濟浩劫即將開始》一文的內容為代表，茲引述如下：
2001年8月26日官商主導的「經發會」將「積極開放」的政策予以定調，當天政府官員、企業無不興高采烈，向「基本教義派」說了一句Bye Bye。不久政府就一舉開放了包括筆記型電腦等7千多項產品赴中國投資，他們認為台灣的經濟從此將步上坦途，榮景可期。
6年過去了，累計這6年，投審會核准對中國投資的金額達到1991年至1999年9年間核准金額的2.4倍，去年超過七成的海外投資都到中國（6年前為33%），「積極開放」是做到了，但台灣的經濟卻從此失去了動力，6年的平均每年經濟增長率僅3.6%，落後於南韓的5.2%（以前台灣優於南韓），2005年每人的GDP 15,271美元，僅比2000年的14,426美元增加845美元，同期間南韓增加5,538美元，達16,422美元，增加額幾近台灣的七倍。為甚麼？因為台灣的企業都到中國複製台灣的過去（註：南韓對中國投資僅及台灣的1/10），忽略了對台灣之投資，亦怠慢了研發、創新與轉型，競爭力自然無法真正提升。關廠當然帶來了失業，失業壓制了薪資，使得台灣經常性薪資連續3年呈現負成長，失業也帶來卡奴，卡奴創造了自殺，依台灣衛生署統計，去年的自殺率與2000年相比增高了68.8%，顯然這是一場浩劫。
可是民進黨政府似乎仍未能從過去的失策得到教訓，6月又搬出了「台灣經濟永續發展會議」，從議題之設定、代表之選派、說帖及建議方案，自始就是以滿足企業西進之訴求為目的，欲藉經續會之背書予以正當化。所幸在包括台聯立委及許多代表鍥而不捨地堅持下，若干西進主張未能明目張膽地全部過關，但不幸又在全體會議中強行列為其它意見，作為行政院往後推動的依據。看來台商回國上市（透過國際版）、40%投資中國上限、銀行業登陸及參股、變相直航等，將來都會在民進黨政權主導下逐步推動。
經續會後台灣會起死回生嗎？「經發會帶來6年的浩劫是因為開放不夠徹底，再一次大膽開放，就會使台灣經濟如一條活龍」的傾中統派理論，若民進黨政府真要將其奉為圭臬，那就快點實施吧！終極統一目標之達成，是無需太長的時間的（註：當然我們仍希望政府能懸崖勒馬）。
40%上限之解除將會使台灣明後年的國內投資率再掉下1～2%；台商回國上市必將使台灣股市的本益比進一步降低，降低資本市場籌資的功能；幾年之後，那些回台上市公司的五鬼搬運戲碼開始上演（因中國之資訊不明），散戶及大眾之儲蓄，將被這些台商一刮而盡；銀行登陸或可增加銀行之海外利潤，但台灣國內授信即必相對被排擠，進一步迫使企業外移；直航或許提升對岸在台觀光、購屋之興趣，但賣台樓地轉向大陸沿海之誘因也將大幅提升，台北地區房地產價格必因此呈緩慢下落之局；政府稅收嚴重不足，但稅源（企業）都已遠飄（大部份資產已在中國），甚麼「加值服務島」，將只是海市蜃樓（因為國內投資嚴重不足），到了2015年，台灣將得依靠中國沿海地區幹活的台勞匯款生活。倒楣的是，到時那些統派學者還會反噬說：「就是因為台灣當局意識形態治國，對中國開放得太慢，失去先機，才會讓台灣落得如此地步！」反正那時五星旗已是滿天飛揚，所有的詮釋權都在他們的手裏了！
至於開放派或親中派的論點，到處都可看到，我們舉2006年8月17日《經濟日報》的社論為代表，也引述如下：
經續會結束雖獲得516項共識，但業者所期盼的開放兩岸直航等重要議題，由於台聯黨代表以意識形態立場，全面阻擋，致胎死腹中，回到原點。而且有學者幫腔，質疑台商到大陸投資賺大錢，對台灣經濟究有甚麼好處？迄今未見主管機關提出說明。本報以經濟專業報紙立場，有責任對台商到大陸投資，對台灣經濟產生哪些利益，提出我們的分析，以供國人參考。
（一）提高出口增加率。台灣因內銷市場狹小，主要靠出口來帶動台灣的快速成長，近年來其它開發中國家紛紛跟進學習，成為以出口為導向的經濟發展典範。由於台商到大陸投資，其所需的機電生產設備，生產所需的原材料、零組件及半成品等，絕大部份是由台灣出口供應，帶動了台灣對大陸出口的大幅增加。政黨輪替6年來，台灣對大陸以外地區的出口，平均每年僅增加4.9%，而對大陸（包括香港）出口每年則增加16.6%，使總出口每年增加率提高到8.2%。
（二）由入超轉變為出超。近6年來，台灣對外貿易出超1,036億美元，但對大陸出超則高達2,124億美元，較總出超高出一倍以上。易言之，若不是台商到大陸投資，所創造的對大陸巨額出超，台灣早已成為入超國家；而目前央行所擁有的2,600多億美元的外匯存底，可能只剩下不到500億美元了。
（三）擴大外需提高經濟增長。自政黨輪替以來，國內投資及生活環境遭受嚴重破壞，影響民間投資與消費的提升。因而內需的增加，自過去每年增加6%以上，近6年來降為每年僅增加1.7%。而近6年來平均每年經濟增長率尚能有3.6%，主要靠外需即出超迅速擴大的貢獻，而近6年出超迅速擴大，又全賴對大陸出超的擴張。近6年來，若沒有對大陸巨額出超，變為入超國家，外需將大為萎縮，則近6年來台灣的每年經濟增長率，就降到2%以下。
（四）創造大量就業機會。出口的大幅擴張，不僅刺激投資的增加，加速經濟增長，也創造大量就業機會，全民獲益。根據行政院主計處編製的2001年台灣產業關聯表資料，推估去年對大陸出口716億美元，可創造135萬個就業機會，減去1999年已創造的54萬個就業機會，6年來對大陸出口的增加，增加了81萬個就業機會，遠超過產業外移所裁減的人數，使總就業人數還能增加55.7萬人；即使產業外移裁減員工人數較多的製造業，其就業也增加12.3萬人。若沒有對大陸出口的快速增加，所創造的大量就業人口，台灣的失業率早就超過10%了。
還有很多人認為台商將大量資金持往大陸投資，使資金大量外流；其實兩地經貿交流，其資金往來，不能單看投資這一面，還應將兩地貿易往來及匯出入款計入，算兩地資金往來的總賬，才能確定資金是外流或是內流。
據經濟部核准台商到大陸投資的金額，至今年6月底止累計508億美元，加台商透過第三地如處女群島、香港、新加坡及美國等地轉到大陸投資，以及台商在大陸投資賺的錢，因當地投資機會多，沒有將賺的錢匯回台灣，留在當地再投資，估計台商在大陸投資總額約有1,500億美元。另個人歷年來匯往大陸的匯出款120億美元，兩項合計1,620億美元。可是根據海關統計，近10年來，台灣對大陸包括香港的出超高達3,014億美元，減去台商對大陸投資及個人對大陸匯出款，台灣淨賺1,400億美元。因此兩岸經貿交流，算資金往來總賬的淨結果，不僅台灣資金並未淨外流大陸，反而是大陸資金大量向台灣流，應是資金內流。何況台商在大陸投資的所有權，還是屬於台商。
由於台商在大陸巨額投資，所賺的錢雖未匯回，而在當地用作再投資；但其所創造出口的大幅增加，加速經濟增長與創造大量就業機會，對政府稅收與老百姓就業的增加，以及整體經濟都有好處，是無庸置疑的。
《經濟日報》的該篇社論還曾引起一場筆戰，不論如何，我們可以發現，同一樣事實數據，卻有截然相反的解讀。所以，這樣的爭論恐怕是沒有意義的，而對政策究竟應開放或管制的辯論也恐怕是無謂的。前立法委員林濁水在詳查兩岸的產業現狀，諸如：台商的全球運籌佈局，兩岸IC、PC的比較利益佈局，中國內需市場的進入等等現狀後，就感嘆說：「所謂三不三通、要不要維持40%對中國投資上限、台灣依不依賴中國、邊不邊緣化、或者亞不亞太營運中心等等，從經濟面來說，都已經沒有甚麼政策上的意義了，然而雙方卻仍然捉住這樣的題目，耗盡力氣熱戰不已，而真正的政策發展策略，就被耽誤了。」
由上文所列出的各項數據，所反映出的現象已被不少論者認為台灣對中國經濟已經「依賴過度」了。雖然到底比重多大才是「過度依賴」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但超過1/4，甚至達一半以上應該是頗高的了，因而由貿易、投資和產品結構這3項數據顯示「台灣過度依賴中國經濟」的說法是有道理的。不過，到底「過度依賴」的缺點何在？論者也舉出相對年度的失業率來比較分析，台灣的平均失業率，在2000年時還只2.99%，2001年就跳升為4.57%，2002年達到最高峰（5.17%），2003、2004年和2005年雖然回降，但仍分別達4.99%、4.44%和4.13%，迄2016年，仍在4%左右徘徊。單以對中國投資比重和平均失業率兩種指標數據，在近幾年幾乎呈現亦步亦趨的正向變動而言，會有「台商西進讓台灣產業與經濟掏空，就業機會流失、失業率上升」的結論出現，也就不足為奇了。
儘管這樣子的推論必須做進一步檢視，而且勞動市場是落後指標，況且1996年以來台灣勞動市場受「制度性」因素（特別是勞工法令）的衝擊頗大，加上台灣平均失業率的跳升比赴中國投資比重躍升還早了一年，因果正好與勞動面是落後指標、比較慢反應的理論預期正相反，可是我們卻不能輕忽「依賴」在兩岸間的意涵。我們知道，在自由民主社會裏，「交易」、「貿易」是自然出現的，而「分工合作」也是到處可見，自給自足幾乎是不可能的事。如此，說是「相互扶持」或是「相互依賴」都是可以的。所以「依賴」原本不應該是一個負面的名詞。
其實，「貿易依存度」一直就是表示兩國間貿易的熱烈程度，而我們也都清楚、明白，一直以來，美國都是台灣最重要的「進口國」，就是說台灣產品很大比例出口到美國，而日本則是台灣最主要的產品供應國，亦即台灣自日本進口很多東西。因此，說美國和日本是台灣經濟最「依賴」的兩個國家，應該不會有人反對，雖然多年來也都有「應該分散市場」的聲音出現，但都不是那麼的憂心。那麼，30多年來，在中國門戶開放、改革開放和放權讓利下，依「比較利益原理」，兩岸經貿逐漸熱絡，迄今台灣對美國的「依賴」相對轉移到中國，為何就會有「憂心忡忡」的聲音出現？
再就「對外投資」來看，它也是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到某一種程度之後就會出現的自然現象，為何台商到東南亞或中南美洲國家投資就沒有「依賴、掏空」的顧慮，但赴中國投資卻有另番憂疑呢？1980年代風行中南美洲的「依賴理論」正可說明，該理論係以「人治社會」為背景發展出來的，亦即不論是貿易或投資，由當權者一個命令就決定「開放」或「停止」。當貿易或投資比重到某一程度時，基於政治利害突然喊卡，當事者的損失絕對慘重，於是「經濟人質」就出現了，亦即商人只能順從獨裁者的命令並依其指示行事，否則財產、事業，甚至生命都不保。那麼，當今的中國是否就是如此呢？
由中國祭出《反分裂國家法》之後，奇美企業創辦人許文龍的遭遇就可知一斑，許先生的飽受威逼利誘，在日本《產經新聞》2005年4月26日刊出的「日本政策研究中心」所長伊籐哲夫調查報告中已證實，這對其他台商自然產生「寒蟬效應」。既然中國已暴露其「人治、極權體制」的現實，在「政治干預、指導經濟」下，適用於自由民主社會的經濟原理在那裏就行不通，而「台灣經濟過份依賴中國」也當然就不會是好事了！那台灣產業要往何處去？最好的辦法是中國體制轉為「民主法治」社會，而建立台灣為「公平公正安全和諧舒適的生活和投資環境」，屆時「全球分工」自然就會導引產業往最適合發展的地方，根本不必煩勞政府從事規劃、保護。因此，全球人士一起來扳倒「中共」就是正路，而2004年底以來中國內部掀起「退（共產）黨」熱潮，顯示共黨倒台徵象已露，推波助瀾的良機不可錯過！
撇開上述敏感話題不談，就是「純經濟面」，光是貿易摩擦和非關稅貿易障礙，就已非常棘手。我們知道，台灣近年遭受貿易對手國實施反傾銷措施的情形雖漸趨緩。但根據WTO的統計，中國卻早已成為全球WTO成員中，遭受反傾銷措施最多的國家。從1995年到2005年上半年，全球反傾銷措施共2,743宗，其中針對中國商品的就有430宗，約佔16%；1995至2014年間，會員國提出的反傾銷申訴中，中國更佔約25%，遠超過其它國家。
此外，根據中國官方的統計，中國出口產業面對各國實施的非關稅障礙日增，其中即有高達60%的出口企業面臨其它國家實施之技術性貿易障礙，對中國每年整體出口的影響金額高達400到500億美元。兩岸如何有效預防與因應貿易摩擦及各式的非關稅障礙，尤其台商應如何避免被波及，有必要認真審慎思索。
再有一項值得注意的是有關「兩岸競爭力」訊息。那是多年來一直備受矚目的瑞士洛桑管理學院（IMD）全球競爭力報告，2005年的資料已經顯示，在接受評比的60個國家與經濟體當中，台灣的競爭力排名由上年的12名晉升1名至第11名，而馬來西亞、西班牙和中國3個國家的總排名滑落，中國退步7名至第31名，退步名次幅度居全球第二（僅次於馬來西亞的退步12名）。
IMD特別指出，這反映企業界對中國快速成長情勢能否持續之質疑，也點出中國經濟發展的若干限制因素，包括薄弱的金融制度、基礎建設，以及公司治理等。這個評論與2003年世界經濟論壇（WEF）的全球競爭力報告，其中對中國的評比可說異曲同工。
WEF製作的競爭力排名，和IMD一樣受到全球矚目和重用，可說深具權威性和公信力。在102個接受WEF評比的國家中，該年發佈的2003年～2004年全球競爭力報告，中國競爭力總排名退步6名，主因有三：一是公共制度品質惡化，二是公部門的貪污情況嚴重，三是司法獨立性表現不佳。這3項原因和IMD 2005年的說法大同小異，都直指制度面的缺失，更值得注意的是，IMD在2004年的評比中，還將中國的名次上拉5名，而WEF在2004年仍持續拉低中國排名，由第44名降為第46名。因此，WEF維持一貫看法，而IMD在2005年也跟進。
所以，至2005年這兩個名聞全球的全球競爭力排名發佈機構，已都有志一同指出中國面臨「制度性危機」，以另一個名詞來表示，就是出現「後發劣勢」。顧名思義，「後發劣勢」是「後發優勢」的相對名詞，後者早就被學者提了出來，意思是「後發展的國家可以學習先進國家，由於可以吸收長處且避免犯相同錯誤，往往可以事半功倍」，亞洲四小龍就被公認是顯例。不過，近年卻有「後進國家可模仿先進國，少走彎路，但可模仿制度，也可模仿技術，前者會有『後發優勢』，後者則走向『後發劣勢』，甚至於陷入『後發者的詛咒』，亦即被一時的成功沖昏了頭而志得意滿，忘了進一步改革發展」的說法出現。
如上文所說的，經濟學家楊小凱，早就認為中國屬於「後發劣勢」，當技術模仿潛力耗盡後，制度的弊病就會暴露。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在物質經濟固然有所斬獲，但「人治」、「極權」體制卻鐵板一塊，中國依然抱持「共產體制」不放，想要實施不可能實現的「具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要知「民主、自由、市場」是成熟自由經濟的特徵，只有在民主法治體制下，生命財產才可得到保障，也才有明確的市場規矩可以遵循，進一步發展成「安和樂利」的社會也才有可能。
因此，除非中國趕緊放棄共產走向民主體制，否則「後發劣勢」是無法扭轉的了，早在10年前，IMD和WEF的報告就予以證實，而中國的社會問題叢生其實也早已相印證了呢！「金玉其外，敗絮其中」應非虛言。那麼，熱衷西進的台商們，怎能不戒慎恐懼呢？（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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