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2018年9月14日D2版）
自由市場保護受歧視者
在像美國這樣一個自由民主社會裏，在競爭性資本主義的保全與強化上，有最大利益輸贏的群體，是那些最容易被多數族群懷疑與歧視的少數族群，如黑人、猶太人、外國移民等等。有夠矛盾的是，自由市場的敵人——社會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有不成比例的一大部份新血，卻是一向來自這些少數族群。他們不但沒看出市場的存在一直在保護他們免受多數美國同胞的傷害，反而誤將殘餘的歧視歸咎於市場。
弗利民很清楚地道出自由經濟或私產或市場經濟在打破政府管制和歧視等等不自由、不公平環境的威力。一個「人人有飯吃，人人有言論自由」的社會應是一個理想的生活環境，前者是自由經濟或經濟自由體制下的寫照，後者是政治自由或自由民主社會下之情況。由1980年代蘇聯、東歐共產倒向自由市場經濟，以及中共經改放權讓利可以印證前者，即使在政治獨裁下開放經濟管制，讓市場自由運作，也能改善及增進人民的經濟生活。
其實，弗利民自己在1975年向智利皮諾切特（Augusto Pinochet）將軍的軍政府推銷自由經濟，被皮諾切特採納而由「芝加哥小子」（Chicago boys）進行經改，在皮諾切特在位的17年間，致力推動市場自由化政策，締造了生氣蓬勃的經濟增長，讓智利迅速躍升為拉丁美洲最富足的國家。由1973年到1995年，每人平均實質所得增加一倍半以上，通貨膨脹率由每年500%降到8%，嬰兒死亡率從66‰降為13‰，平均壽命由64歲上升到73歲。令人意外的是，皮諾切特將軍接受人民的裁決，安排於1989年12月進行總統大選，將政權交給自由選舉產生的政府，讓智利恢復真正的政治自由，而皮諾切特下台後流亡海外。
智利的經驗標示著：在軍事高壓統治下，是可進行經濟自由化，當經濟改善，人民生活提升之後，就衝擊政治民主化。台灣也是一個例子，在戒嚴高壓統治的1960年代進行經濟自由化之後，經濟起飛成就經濟奇蹟，爭取自由的社會運動就逐漸出現，經歷野百合學生運動等等抗爭活動後，於1996年進行總統直選，開啟了民主政治的大門。
智利經改V.S.中共經改
弗利民的理論在智利得到印證，即使讓他在1976年獲頒諾貝爾經濟學獎時受到抗議，且被批判成「為虎作倀」，幫兇狠極權者鞏固權力，但他仍不計毀譽，堅持經濟自由化的威力，且不計個人的利害還是很樂意向獨裁專政的政府領導人推銷自由經濟理念，並助其轉化為政策付諸實施。他在1988年第二次「中國行」就與當時中共總書記趙紫陽對談兩小時，推銷自由經濟。中國是在1978年底由鄧小平發起放權讓利經改，開小門允許鄉鎮企業自由，而1980年小幅度的自由市場出現，絕大部份都在食品方面，1988年弗利民到訪時，除了食品外，衣服及日常用品方面都出現了自由市場。在上海，有一家批發市場銷售鈕扣給生產成衣的小型私人企業。同樣地，許多村莊的收入由全部仰仗農業，轉變到大部份依賴當地小型製造業。知識份子也較為開放了，演講會上討論的範圍較廣。但是，人們願意自由講話的意願還是不高，有位弗利民1980年在上海認識，後來有聯絡的教授，1988年時不願意到弗利民下塌的旅館房間碰面，因為他認為房間內有竊聽器。
弗利民1988年第二次中國行與當年的總書記趙紫陽對談，長達兩小時的兩人談話頗不尋常，因為趙紫陽見訪客時間通常只有約半小時，而且會談結束後，趙紫陽親自送弗利民出來並容許拍照，這是史無前例的。弗利民覺得會談本身很有意義，弗利民一直相信，經濟的概念是與生俱來的，不是學來的，許多極聰明甚至受過訓練的專業經濟學家，雖然懂經濟學，但無法體會其中奧秘。而有些沒有受過甚麼經濟學教育的人，反而對它很有概念，能得其精髓，趙紫陽給弗利民的印象就屬於後者。趙紫陽對經濟情勢、市場運作的了解在弗利民看來是十分深入廣泛，更重要的是，趙紫陽認為重大改革確有必要，並表示出對改變的開放態度。
趙紫陽先將他所看到的中國經濟情勢、面臨的問題，以及他想要採取的解決辦法，以條理分明、簡單易懂的方式加以說明。他說的重要之處是：「本黨十三次代表大會，確定我們經濟運行的機制是，國家調控市場，市場引導企業。」弗利民認為「這是不可能的，因為國家是由上到下組成的，而市場是由下面開始運作的，這兩套系統不可能相提並論。國家可以控管到部份的經濟及市場，但趙紫陽所說的組合是不可行的。」
弗利民在上海會見江澤民時，以及5年後江接替趙紫陽，他們在北京再見到江時也聽到類似的說法，但其中確有很大的差異。趙紫陽接下來的談話，以及他回應弗利民的話都顯示出，他知道這兩個機制在先天上是有矛盾存在的，而江澤民卻沒有這種認識，趙紫陽真正了解到開放市場的意義何在，江澤民則未必。
沒有人能夠否認趙紫陽是個共產黨員，他也不是要以總書記的身份來顛覆共產黨，他是真的相信妥善利用市場機能可以促進經濟增長。增加共產黨的權力及穩定，不只要讓黨細密的控制經濟發展，而是要去促進人民的福祉及繁榮。弗利民不同意趙紫陽的理念，但弗利民絕不懷疑他的誠意。
弗利民後來發現他們會談之所以特別的部份原因，是趙紫陽陷入嚴重的困境中。趙紫陽是經改8年來解除價格管制最主要的擁護者，也對經濟擴展方案給予熱烈支持。當中國銀行為了應付擴展，發行過多貨幣，因而導致通貨膨脹後，趙紫陽受到指責並被嚴重批判在市場改革走過了頭，其實市場改革是降低而非增加通漲壓力。在該年夏天共黨高層會議後，兩大派系已然形成，一是以趙紫陽為首的加速改革派，一是以李鵬為首的停止或暫停改革派，謠傳說趙紫陽已失勢。
弗利民和趙紫陽的會面，由於有《人民日報》人員出席，讓趙紫陽有機會公開他的想法，還讓外界知道他還在掌權。趙紫陽仔細準備會談的開場白，主要不是為弗利民，而是為了廣大的中國民眾，以及為即將召開討論相同問題的高峰會議熱身。弗利民覺得會談最後的一些談話聽起來像是夜行人吹口哨，為自己壯膽而已：「我們的方向不會改變」、「香港的報紙……認為中國領導階層發生分歧，事實並非如此。」
兩人的會談在中國和香港的報紙上吸引了很大注意。趙紫陽送弗利民離開的照片被登出來。事情的真相一直到8個月後天安門事件才浮現出來，雖然該段期間，趙紫陽的權力已逐漸被移轉到李鵬。事件爆發後，趙紫陽非常清楚不鎮壓會失去權力，但仍然拒絕對示威者給予強力鎮壓。當他和李鵬直接走出來在天安門廣場和學生講話時，很感性的說，將不會再見到大家了。聽到趙紫陽最後講話的弗利民中國朋友，許多人當場掉下了眼淚。在領導階層同意用武力鎮壓後，趙紫陽就被軟禁在家，直到2005年1月17日去世。
中共領導階層試圖將天安門事件的導火線歸於趙紫陽將市場自由化以及使市場大幅開放的政策，弗利民也常在報道上被引述為對趙紫陽有不良的影響。這對弗利民沒有影響，但在趙紫陽身邊的人就沒那麼幸運了。
中國兩次政治民主契機
19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是學生爭民主自由的運動，其實是符合弗利民的「經濟自由先行」，接著會出現政治自由的理念，並衝擊現有舊體制而出現抗爭運動，終而走入自由民主體制，這在智利和台灣都成功實現了。如果趙紫陽在天安門廣場見抗議學生時，能夠勇敢的站在學生這一邊，共同呼求自由民主，在現場眾多國際媒體的見證和報道及傳播下，或許血腥鎮壓不幸事件就不會發生，而共產專制解體，民主體制就會出現，可惜事情不是這麼發展，或許是趙紫陽受中共黨文化沉浸太久，無法拋開「共黨專政，由黨中央主導」這種中心思想，此由上文引述弗利民的論評可見端倪，也可由1988年，在場陪弗利民與趙紫陽對談的張五常教授之評述得到印證。
張五常在1988年10月12日發表的〈大同小異——評趙紫陽與佛利民（弗利民）的歷史性會談〉文中，將兩人的言論水準評為大同小異，而趙紫陽只中學畢業，弗利民是名滿全球的大教授和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弗利民說趙紫陽不但懂經濟，而且有深度。在1989年1月26日發表的〈趙紫陽與佛利民（弗利民）的對話〉一文中，透露出弗利民夫婦見過趙紫陽之後返美，就聯名寫了一封他們十多年來沒有寫過的「聖誕信」，寄給親友。那封信很長，其中大部份是關於中國之行。信中對趙紫陽的評述是這樣的：「對這個帶領中國走向較多地依靠市場運作的人，及其智慧，我們有極為良好的印象。他對經濟問題有很深入的認識，而且有決心擴大市場的範圍，願意試驗與學習，虛心地聆聽他人的建議和意見，而此同時，他又要維護共產黨的最高權力——要是他能成功的話，這是很妙的技巧了。」這已非常明確的認為，在維護共黨最高權力下是不可能再進一步開放，而以該聖誕信作為歷史檔案「存證」。
事實的演變印證弗利民的先見之明，趙紫陽被削權、軟禁，所謂漸進式且以維護共黨最高權力的經改路線仍被執行，矛盾於焉產生，於是張五常擔心的「體制性貪腐」及「後發劣勢」局面赤裸裸出現，著實令人遺憾！「六四學生運動」其實是實現民主政治體制的一個轉捩契機，可惜趙紫陽迷信「（共黨）體制內改革」，不敢像兩年之後俄羅斯的葉利欽一樣站在示威學生這一邊「登高一呼」讓解放軍砲口轉向，卻讓坦克輾壓學生，自己也從此被軟禁至死，而中國的民主化終究功虧一簣！
「六四事件」血腥鎮壓激起全球對中國的經濟制裁，中國經濟乃陷入困境，下崗失業激增。由於兩種因素的作用，讓中國經濟在1993年弗利民第三次造訪中國時，已感受到蓬勃發展，一是台商大舉西進，填補了資本的空缺，二是1992年法輪功開始在中國洪傳，其以「真善忍」要求修習者凡事找自己、不怨天尤人、教人做好人、把「吃苦當成樂」，讓大量下崗失業者能平和過日。而短期間近1億人學習，讓失業沒成為問題，而勤勞不計較得失的工作心態，不但讓社會安定，生產力也提升。但到1999年由於法輪功傳佈太快太廣，引發反彈打壓，法輪功學員遭到莫明的欺壓、抓捕，學員們乃向公安部門反映並作澄清，終而在1999年4月25日上萬法輪功學員「上訪」中南海。這批學員由中國各地自發前來，所用的請願方式異於一般，他們以寧靜祥和的心態，以及對政府和人民負責的態度，展開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完全和平的、大規模的，為了「人權」的請願活動。
隊伍雖然很長，但很安靜，非常祥和，當時的國務院總理朱鎔基接見了法輪功請願代表，合理回應了申訴。20分鐘內，法輪功學員們就秩序井然的解散回家，現場且清理乾淨，沒有留下一張紙屑，連公安的煙蒂都清理乾淨。這種神奇的事讓當時在場的國際媒體如CNN等均指為1989年天安門群眾事件後，中國第一次的大規模群眾請願活動，並一致肯定這場和平的上訪活動，且對中國的民主寄予厚望。許多外國政府領導人和觀察家們都認為此一事件是令人敬佩的，它展示了人民申訴和政府回應的良好模式。可是，往後的發展卻令人詫異且深深痛惜和遺憾，因為事件被反轉抹黑為「上萬法輪功學員包圍中南海」。
中共在江澤民一聲令下，於該年7月20日展開舖天蓋地的「血腥鎮壓法輪功」，其殘酷程度千百倍於六四事件。原本誇下海口以為傾舉國資源，在3個月內就可消滅法輪功，沒想到迄2018年，20年來法輪功不但傳遍全世界，而且中國境內的法輪功修煉者也挺了過來，學員們靠著一股不懼怕流氓手段，也不屈服於邪惡的正信正念力量，心存善念向世人講清真相，使得中共的欺騙與謊言逐一被揭穿、敗露，更激發一波波退出共產黨的浪潮。
「六四事件」和「四二五中南海上訪」兩個事件都是「中國走向自由民主的契機」。第一次的民主契機就在趙紫陽拋不開共產黨桎梏下稍縱即逝，換來的是一片腥風血雨。第二次則在一小撮人的「私念、嫉妒、貪心」的一念之間風雲變色，「第二次的民主化契機」，又被硬生生的扼殺。中國經濟在政府驅動型投資促成的世紀大泡沫下瀕臨崩潰，千禧年起中國經濟崩潰、甚至是「中國即將崩潰」就傳了開來，中共極權專制的瓦解可說在旦夕之間。如果自由世界人士不受中共威逼利誘，反而能大力聲援中國人的反共爭自由、人權，中國「民主」應可期待的。智利和台灣已經走在前頭了，也印證了弗利民的理論，中國也不可能例外，畢竟中國人民已覺醒了啊！
由以上的分析可知，中共的經濟改革在共產黨掌控之下開放市場、實施所謂的市場經濟，是中共聲稱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或「黨國資本主義」下的經濟，在此種制度下的經濟增長或經濟發展是如何呢？（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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