扼殺自由思想 胡適成為靶子
胡適雖然離開了大陸，但中共鑒於其在學界、政界巨大的影響力，並沒有放棄對他的爭取。一方面繼續派人做其思想工作，勸說其回國工作；一方面對其公開聲討。
早年的毛澤東曾做過北大的旁聽生、圖書館的助理管理員，對於胡適也曾尊敬有加。1936年，毛還親口告訴美國記者斯諾，他是陳獨秀、胡適的忠實讀者和崇拜者。不過，隨著其手握權力，毛不再承認自己是胡適的學生，曾有的尊敬和謙卑也無影無蹤。而沒有人否認，毛和中共懼怕胡適的原因就在於胡適的獨立思考、獨立判斷等自由主義思想，這與共產黨的愚民政策格格不入。
1949年5月，業已投奔中共的時任輔仁大學校長、與胡適私交甚好的陳垣發表了《給胡適之一封公開信》，勸其「正視現實，應該轉向人民」等等。胡適在一個多月後讀到該信後，頗為懷疑信的真偽，認為「甚可憐惜」。第二年年初，胡適發表《共產黨統治下決沒有自由》作為回應，稱這封信「最可證明共產黨統治下決沒有學術自由」。
陳垣攻擊的力度顯然是不夠的，對於掌握了政權的毛和中共，將自由主義知識份子領軍人物胡適打倒，其最重要的目的是起到殺一儆百的作用，即讓留在大陸的知識份子接受中共的一套東西，接受中共的洗腦。
中共建政後不久，就開展了針對知識份子的思想改造運動。在運動中，對中共沒有甚麼了解而選擇留在大陸的胡適次子不得不違心地批判自己的父親，還親自編寫和登台演出反美話劇。1950年9月，他還在香港《大公報》上發表《對我父親——胡適的批判》一文，表示要與之劃清界限，斷絕往來。胡思杜的「叛逆」之舉在海內外引起了極大的震動和消極影響，而胡適卻不願多談此事。
民國另一位大師傅斯年就此發表看法稱：「共產黨對於不作他們工具乃至於反對他們的教育界中人，必盡其誣衊之能事。《大公報》上這一文，也不過一例罷了。陳垣、胡思杜都是在極其悲慘的命運中。因為不能出來，別人代他寫文，我們也不必責備他了！」
此時，中共仍對胡適回國抱有幻想，因此在批判之餘，仍多方勸說其返回北京，但胡適對此均不予理睬。隨著韓戰的爆發，美國艦隊駛入台灣海峽，蔣氏政權得到了美國的支持，這更堅定了在美的胡適對台灣政府的支持，而這讓中共在夢想幻滅的同時，開始醞釀對其更為猛烈的攻擊。
1954年至1955年，毛借兩個小人物批評北大古典文學研究所研究員俞平伯的文章，在大陸掀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批判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運動，矛頭最終指向俞平伯的老師胡適。共產黨批評胡適是「實用主義的鼓吹者」、「洋奴買辦文人」、「馬克思主義的敵人」。各色知識份子紛紛發文，抨擊胡適，並與其劃清界限，社會上的批胡運動猛如狂風暴雨。胡適的學生、好友、宗族等都受到了其影響。
為了總結和展示1949年以後「批胡」運動的成果，北京三聯書店出版了八大本《胡適思想批判論文彙編》，總計300多萬字。收集在內的文章作者包括中共文藝界的諸多知名學者，如郭沫若、胡繩、金岳霖、王若水、範文瀾、馮友蘭、顧頡剛、羅爾綱、任繼愈、周一良等。據說還有相當一部份批胡的文章並未收集在內。而這套彙編大概也只有胡適本人認真讀過，並做了批註。
胡適的勝利
對於中共歇斯底里的批判，胡適的反應是：「這些謾罵的文字，同時使我感到愉快和興奮，因我40年來的一點努力，也不是完全白費，畢竟留下了大量的毒素。這種毒素對於馬列主義好比瘟疫，還發生抗毒和防腐的作用。」
《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七冊記述到：1956年9月，66歲的胡適在去美國加州大學講學的途中和記者談到《新青年》和《獨立評論》在中國近代新聞史上的地位時說「從那時候開始，自由思想和共產主義便不能相容。」他還說：「共產黨以三百萬言的著作，印了十幾萬冊書籍來清算胡適思想，來搜尋『胡適的影子』，來消滅『胡適的幽靈』。共產黨越清算我的思想，越證明這種思想在廣大中國人民心裏，發生了作用。中國人民一日未喪失民主自由的信念和懷疑求證的精神，毛澤東、劉少奇和周恩來便一日不能安枕。郭沫若等一幫文化奴才便要繼續清算我的思想。」
無疑，胡適視此批判是自己的資產階級學術思想乃至政治信念的勝利，是另一種對自己的抬舉和宣傳方式。
1957年中共掀起反右運動後，胡適在聯合國大會上發表長篇演說，為大陸發生的「抗暴運動」而歡欣鼓舞。同時，「對於這些受到共產黨的新的殘害的犧牲者，對於成千成萬膽敢公開指責並且與共產黨暴政鬥爭的同胞」表示誠懇的同情和欽敬。
他無比沉痛地指出：「在今天中國大陸上，凡是想做一個獨立的人，不分男女，都正被任意逮捕、拘禁、處決，或消滅。千百萬農人都正在被放逐或遭受到最殘酷的奴役。千百萬無辜的人民，都正在驅作奴工，——共產黨美其名為『勞動改造』。兒女們被逼著控訴父母，家庭沒有溫暖與私人生活。個人的尊嚴與價值，已被剝奪淨盡。沒有任何基本人權，甚至沒有不說話的自由。」
顯而易見，胡適對中共的認識直到今天都不過時。
但願來生不姓胡
在批判胡適的同時，中共又開展了批判追隨中共的理論家胡風的運動，炮製了不少冤案。在郭沫若的指揮下，全國上下將兩個並不相關的「二胡」串在一起，從不同角度，採用不同筆法，進行討伐。
而中共對胡適乃至胡風猛烈的批判，讓不少知識份子和普通民眾談「胡」色變，甚至社會上「胡」姓人士也被人厭惡和恐懼。其後的革命小說、樣板戲乃至革命影片中，反面人物不少以「胡」姓出現，如胡漢三、胡傳魁等。
據《南渡北歸》一書披露，更為極端的是，在一些「極左地區」，胡姓青年還失去了當兵入伍和進工廠工作的資格，至於找對象也遇到了大問題。有的胡姓家庭在大罵胡適、胡風等胡氏「不肖子孫」的同時，還發出了「但願來生不姓胡」的悲憤之語。
然而，聲勢浩大的批判「二胡」運動仍舊沒有讓中共對腦中留有自由主義思想的知識份子放下心來。1957年，為了徹底消除知識份子的不滿之音，毛採用「引蛇出洞」的策略，讓知識份子自由發表看法，給中共提意見，之後，開始「反擊右派」，無數知識份子被關押、下放，迫害致死。批判父親的胡思杜也沒能逃脫這一劫難，不僅被打成「右派」，還被迫又一次公開批判父親。因承受不住打擊，他選擇了上吊自殺。胡適1962年病逝時都不知次子離世的消息。因為在他生前，家人一直不敢把胡思杜的悲慘結局告訴胡適夫婦。
晚年生涯
1952年11月，胡適應邀回台講學，蔣經國等眾高官前往機場迎接。隨後胡適在各種場合發表演說，闡述「民主社會中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言論自由」。他還曾在蔣介石的宴席上，指出台灣沒有言論自由等，蔣介石並沒有當面表示不滿，依舊讓胡適當中央研究院院長，依舊繼續他的研究和寫作。
五十年代，蔣介石曾有搞第三次國共合作的意向，胡適立即上萬言書，勸蔣記取當年孫中山「聯俄容共」政策乃是引狼入室的教訓。此後，蔣介石聘請胡適擔任「光復大陸設計委員會」副主任委員，設計光復大陸的計劃。就在胡適去世之前，還表示「我們學術界和中央研究院，要挑起反共復國的任務。」
1961年，胡適心臟病發作住進台大醫院。1962年2月24日胡適在主持中研院院士會議的酒會現場，突然心臟病發當場倒地過世，終年72歲。
結語
對中共和共產主義有著清醒認識的胡適自然得不到中共的青睞，自然在大陸版的文學史中也只是個「短暫的存在」，而其反共言論自然同樣不為很多國人所知。2005年，台灣的李敖表示願意捐款三十多萬，請北大為胡適豎立一尊銅像，未果。2007年，北大中文系教授陳平原提出開辦「胡適人文講座」，沒有得到支持。這背後的原因自然不難明白。
如今，雖然胡姓之人不再為姓氏煩惱，但胡適回家的路依然坎坷，其當年對共產主義和中共的認識對當下的知識份子仍有著警醒作用。（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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