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宇，1971年出生，中國人權律師。
2008年，作為一名商業律師，被警方報復陷害並判冤獄兩年半。
2011年開始，全心投入維權工作。曾代理多起著名維權案件，例如范木根案、曹順利案、伊力哈木‧土赫提案、尹旭安案，並為許多法輪功學員做無罪辯護。
2013年，王宇支持唐吉田、江天勇等律師調查中共「610」辦公室的所謂「洗腦班」、「法治教育中心」等黑監獄問題。
2014年12月，王宇等律師前往建三江法院，代表法輪功學員遞交表格，被法警趕走。
2015年4月，王宇及另一位律師在瀋陽市瀋河區法院參加庭審，在履行辯護職責過程中被暴力拖出法庭。2015年6月，公開表態支持中國法輪功學員起訴江澤民的群體滅絕罪。
2015年7月，在河北省三河市法院為法輪功學員辯護，當庭抗議合議庭違法，被7、8名法警拖出法庭外，重扔在院外大街上。
2015年7月9日凌晨，王宇被從她家裏綁架。期間其丈夫包龍軍也被抓，兒子包卓軒被軟禁，被收繳護照後弄到內蒙姥姥家。10月，其兒子被警方從緬甸邊境抓回。
2016年，關押中的王宇獲得歐洲司法界的「路德維希–特拉裏奧」人權獎。
2016年8月，王宇被釋放。關押期間，美國律師協會為她頒發了國際人權獎。目前她仍然在中共的監控之下。
（編者按：被稱作「中國最勇敢的女律師」的王宇，自己和家庭歷經中共的迫害和株連。一個掌握著國家機器的政權，居然到了要拿一個孩子來要挾一個女人的地步！談到「709」，她說，「對於我和我的家人來說，那是一條至今沒有癒合的傷口。」）
問：您最初是一名商業律師，後來怎麼成為維權律師的？
答：2008年，我因為投訴鐵路公安，遭到鐵路公檢法的報復陷害，後來被冤判兩年半。一個國家部門竟擁有一整套的司法系統，抓人、批捕、公訴、審判、定罪都由本系統人員完成，它自己做自己的法官！完全有違司法公平。
當時我根本找不到任何法律救濟的途徑，這讓我深刻認識了司法的黑暗以及權力的傲慢，也讓我逐步地走上維權道路。
之前作為一個商業律師，我並沒有關注過社會的不公。那時我明白：你不按法律來做，沒有對抗公權力、沒有用法律去跟公權力去較真，你可能會得到一些利益、得到一時的安寧，但你也隨時會受到非法社會的懲罰，所以我受到懲罰也很正常，我不怨天尤人。
後來做律師重新執業，我就想，我要幫助像我一樣蒙冤的人。我去代理維權案件，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爭取一個對當事人更有利的結果。人都有個同情心吧，當時自己被判，也是特別希望有人幫助我，要是見到一個理解我的人，自己會覺得非常的感激。
做法輪功信仰案件是個有難度事情，之前因做這種案件，被打壓的律師已經很多了，包括高智晟被抓、唐吉田律師被吊照甚麼的。但我比較喜歡挑戰一些沒做過的案件，還有，他們這些人確實需要幫助，我理解他們。
代理這樣的案件，隨時會出現很多風險，比如：去看守所會見，不但不讓會見，律師還給抓了，關進派出所去限制自由；在庭審中，會把律師拖出法庭！「709 」我被抓之前，警察還多次去我家騷擾我兒子、母親。
問：中共官媒曾用一段錄影對您進行抹黑？當時的具體情形是甚麼樣的？
答：那是2014年，我接替陳健剛律師，與王全璋律師一起到瀋陽，為一個法輪功信仰案件開庭，那案子存在比較嚴重的酷刑。開庭之後，有三個當事人、六個律師。剛開始法庭對當事人有一些詢問，其中一個當事人是女性，她強烈要求把她受酷刑的情況，告訴在場的家屬、法官、律師、公訴人等。我理解她，在秘密關押中遭受了非人的虐待與酷刑，一旦公開審理，當然要把自己受到的不公講出來。
作為法官，應該公平、公正，應該讓當事人把她所經歷的完整陳訴下來，你不能不讓她說話。還指使很多男法警去把這個當事人按在那裏，庭上有女法警，但是法官沒有用，我覺得男法警對當事人的施暴很不人道，並且男法警非常暴力，我很氣憤，請求法官制止，但法官置之不理，施暴一直持續。於是我憤怒地離開了我的辯護席，直接去跟法警要求，但法警不但不聽，對我也很橫蠻，而且還攆我。回到辯護席，我指責法警，說：「你們這樣做就是流氓！」後來我聽說這個錄影一直在中共媒體的電視上滾動播出。他們拿這個東西抹黑我，我成了「潑婦」了。
後來我被拖出法庭。法官、法警作為執法人員，不去糾正違法行為，當律師要求糾正他們的違法行為，反而被他們拖出去！這種法庭怎麼能正確、合理審判案件？根本就是不可能的！
雖然官媒抹黑我，我一直不在意。因為很多律師朋友、當事人還是非常支持我的，包括這次，很多朋友還是非常支持我。我覺得，很多人是知道真相的。我特別感動，這種支持的力量更大。
還有，我做事情憑我的良心，雖然能力和水平有限，但我是用心做，為當事人著想，我不虧心，所以我也不擔心被抹黑。
問：對您來說，人生中最恐懼的事情是甚麼？
答：我經歷的最恐懼的事情，就是「709」我被關押時，他們說把我兒子包卓軒給抓了，說是我兒子偷渡甚麼的，當時我嚇得腦子一片空白，一下就昏過去了，想起來就很恐怖。
我兒子今年1月份出國之前，我就沒有踏踏實實地睡過覺！我覺得孩子在這個國家，就會面臨危險，我不知道甚麼時候、甚麼危險會降臨在孩子身上！其實對於我們大人來說，關押也好，軟禁也好，我覺得是能承受的，也沒那麼特別的恐怖。但不管孩子他多大，父母總希望能夠把他放在自己的羽翼下去保護他啊。在這個國家，作為父母保護不了自己的孩子！兒子出國以後，我心裏才感覺踏實。
問：您能談談「709」事件對您孩子的影響嗎？
答：我第一次和別人聊的時候，根本就聊不下去，就光哭了。孩子從沒有很詳細地跟我聊，我覺得聊這個，對我是二次傷害，心裏感覺特別難受。我一直避免和孩子詳細地去溝通。後來和孩子、孩子爺爺、奶奶、姑姑、小姨及我父母聊天，通過隻言片語知道了一些當時的情況。
2015年7月9號那天，孩子他爸爸去送他到機場，準備到澳洲留學，讀高中，沒想到父子兩個就被抓了。幾乎是同時，他們來我們家撬門，用那個電鑽鑽門鎖，幾秒鐘門就開了，湧進來一大批人，把我按倒，戴上了手銬，套上了黑頭套，然後把我拖下樓，塞進車裏。也就是說，7月9號凌晨，我們全家都被抓了。
兒子當時被秘密帶到天津市的一個甚麼賓館，好像是「如家」，或 「七天」之類的快捷酒店吧，把孩子關在一個房間裏，有警察天天看著。當時孩子反抗性比較強，就要走，從房間衝出去。15歲的孩子長得又瘦又小，體重還不到100斤呢，那警察就把他攔住，光往地上一摔，或是往床上一摔，給他往回摔，反覆多次。孩子給弄得特別疲憊、特別累，他說他就躺在那裏睡了。他被抓三天後，被他姑姑接回天津他奶奶家，之後被送回內蒙他姥姥家。
我孩子一直都是在天津、北京上重點學校，這次本來想去澳洲留學，給扣住，一下子被弄到內蒙邊遠的一個小城鎮上學，當然很不適應。
聽朋友說，從緬甸給他抓回來的時候，那麼小的小孩，給他戴了手銬腳鐐！那個手銬腳鐐，沒戴過的人可能不知道，其實那東西對人是一種酷刑。一個十五六歲的小孩，又那麼瘦小，怎麼會跑哪？那麼多警察看押。他們怎麼就忍心給孩子戴上手銬腳鐐？我一直就是心裏特別有陰影。
聽他姥姥說，在雲南公安局，警察扇他耳光，打他好幾個嘴巴子。這事我說一次哭一次。他們讓孩子誣陷人，說要他具體怎麼說，孩子不同意，他們就打孩子，拿那麼粗、那麼長的棒子打孩子，從後腰開始打，一直往上打，一直打到後背，說：「你不按照我們說的寫，我們就一直打你的腦袋，把你腦袋砸碎了。」打得孩子就求饒了，說：「你別打我了，太疼了，我受不了了，你說甚麼，我給你簽字不就行了嗎？你隨便寫。」孩子都打成這樣了！
開始孩子還是有一些抗爭的，那時他還聯繫了十幾位律師給我們代理案件，但畢竟他是未成年人，很容易就被官方控制住了。
我被取保之前，他在我妹妹家生活，我妹妹家對面住有警察，母親家對面也住有警察，都是一天24小時輪班看守。我母親、我妹妹買菜、鍛鍊身體、去理個髮，都有警察跟著。
我兒子每天放學回家，都把自己關在他睡覺得小屋裏，門一鎖，誰都不讓進，把窗簾也拉嚴實。他把自己完全處於一種封閉狀態。正值青春期的孩子，本來就想脫離他人的管束，然而不但沒有獨立、沒有私隱，天天還處於閉路電視之下，被幾個國保跟蹤！
取保後，我們全家被送回烏蘭浩特，國保給我們一家三口租了一間房子，對面是他們的辦公室， 24個小時看守。我們在三樓，樓道裏有三個閉路電視、三個人臉識別，樓下樓門裏邊一個閉路電視、樓門外邊一個閉路電視，圍著我住的那棟樓，前後左右有幾十個閉路電視。我和包龍軍不管幹甚麼，就連扔垃圾，警察都跟著下樓，去任何地方，他們都跟著。
每天，早上兩三個警察接兒子上學，晚上兩三個警察送他回家。教室裏對著他安了三個閉路電視，班級走廊裏邊也有閉路電視，學校裏還有一個專門的監控室，有屏幕專門監視我兒子，還有幾個國保，在學校院裏來回巡視。
我兒子在這種環境下，生活了兩年。
那時兒子心態非常不好，我回家後，帶他看醫生，醫生說他有一些抑鬱。我就想，不能再讓兒子在這種環境下生活下去了，否則，孩子就徹底給毀了。
問：您也是因為孩子才被迫上電視認罪的？
答：2015年7月9號被抓之後，他們就一直讓我上電視，我就一直扛著，扛到最後，也確實是扛不住了，因為我太牽掛孩子了 。
2015年7月31號或是8月1號吧，那天，他們把我弄到車裏，頭上戴著黑頭套，我也不知道外面啥樣，就聽到一個預審說：「哎，中央電視台的大褲衩子看著還挺不錯啊。」我就知道到了中央電視台。我被帶進一個房間，黑頭套給我摘了，我就用頭髮擋住臉，我不想讓人拍我。他們說要給我錄影，當時我斥責了他們，我不要錄影。後來有一個女的說：「王律師，你要是不想錄影的話，我們也不強迫你，你就先回去吧，以後要是想錄影的話，我們一直等著你。」我說：「你不用等我。我肯定不想錄。我從來沒有想過錄影，你們等的話，也會白等。」後來他們就給我送回去了。聽預審說，這個女的好像是中央電視台很有名的主持人，是張泉靈。那次我扛住了，他們沒能達到目的。
到了10月份的一天，半夜警察把我喊醒，給我看了兩張紙，一張是雲南省公安廳給內蒙古公安廳的一個傳真，說雲南公安機關在邊境抓著幾個偷越邊境的人，其中一個是原籍內蒙的我兒子包卓軒；第二張紙是我兒子的一張照片，那個照片是我兒子靠著牆，牆後邊有刻度，也就是犯罪嫌疑人在拘留所的那種照片，上邊寫著：犯罪嫌疑人包卓軒。一看這個，我就昏過去，甚麼都不知道了。
他們找人搶救，我醒了以後，穿白大褂的人給我吃的降壓藥，說我血壓太高了。預審說，我兒子被人拐走了，現在救回來了，但還是屬於偷越國境，抓起來了。
他說：「你想不想救你兒子？你要是想救你兒子，你就要表個態，譴責一下『反華勢力』。」我問：「你是啥意思？」他給我寫了一個紙條，上面有幾句話，讓我按照這個說。
當時審我時，警察用電腦打審訊筆錄，電腦上安一個閉路電視，每次審我都有錄影。他們說：「給你錄一個像，你表一下態，你就說你譴責『反華勢力』把你兒子帶走了，然後給公安部的領導看一下，公安部的領導覺得王宇還挺有立場的，然後就把你兒子救回來了，把你兒子就放了。」我說：「你不是給我放在電視上吧？」他說：「肯定不是放電視。」然後就拍了那麼一個影片，用審訊我的閉路電視攝的，當時他還加了這麼一句：「你看，用的是給你審訊的閉路電視，我沒用錄影機，肯定不是給你放到媒體上，要是給你放到媒體上，就會用正規的錄影機了。」
後來他們不斷給我做工作，說你想讓孩子出國留學，那你得先要出去等等。他們和我談條件：你想讓你兒子出國，就要先出去，你要是不上電視，就不可能讓你出去。
當時我思考了很長時間，自己判幾年無所謂，但我覺得還是應該出去，陪伴孩子，想辦法讓孩子出國。為了孩子、為了老公，最後我同意了上電視的要求，按照他們的要求，背誦寫好的稿子。那是2016年8月3日還是4日，已經是上中央電視台後一年的事了。
我妥協後，他們才把我放出來。
我丈夫對我上電視特別不滿意、特別生氣，我兒子開始也覺得這是個不光彩的事情。有一段時間，他們父子兩個經常挖苦、嘲笑我，那時我壓力特別大。我問孩子：「兒子你覺得我不上電視，媽媽爸爸都被判幾年好呢，還是覺得媽媽上電視很丟人，但能出來陪你好呢？」兒子說：「我要媽媽和我在一起！媽媽不丟人！」
問：他們審您的時候談過王全璋律師嗎？
答：2016年的年底，我回烏蘭浩特之後，審我的預審找過我們夫妻，要我們勸一勸王全璋，讓他配合，比如說讓他配合上電視之類的。說要給我錄影，讓我說幾句話，用這種方式勸王全璋，我們都沒有同意，拒絕了。王全璋律師之前和我是一個律所的，我們還合作過幾個案件，他是非常正直、非常有正義感的律師，可能我們有點惺惺相惜吧，我和丈夫都非常關注他。不知道他受沒受到比較重的酷刑，我當時是受到很多虐待的，聽「709」其他出來的當事人說被虐待、被酷刑甚麼的，所以我們特別擔心他。
問：有了「709」 這個經歷，您對中國律師這個行業怎麼看？
答：過去，作為中國律師職業的一分子，我不能幫助這個政府欺騙世人，既然你頒佈了這個法律，你又讓我去當律師，那我就去追求法治！我知道因此可能會受打壓，但我不能昧良心，不能像做公檢法工作的一些人或者某些律師，頂著法律工作者的華麗外衣，同政府一起去欺騙公民。我不能這樣做，否則，我不但欺騙當事人、欺騙社會，最主要的，我認為那是在欺騙自己的良心，我會覺得對不起我的良心！
現在我覺得，中國根本就沒有法律！它有一個所謂的法律文本，在那裏擺著，說是讓大家遵守，其實它是拿這個法律去限制普通公民，而那些權貴，他們不會受到這些法律的限制。
我們國家現在有三十多萬的律師，律師的數字每年還在增長，但大多數律師在這個國家其實就是一個花瓶，擺在這裏，讓其它國家和國內不明真相的普通公民感覺：中國還是講究法治的，有那麼多的成文法、那麼多的律師。
其實這些形式，包括公檢法系統，都是它用來塑造法治國家的假相，事實上中國根本沒有法治、沒有法。特別是通過「709」事件，進一步驗證：就是中國沒有法治！沒有法！沒有法律！
基本上來說我很絕望，這次被抓之後，我就感覺一下子回到了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不就是砸爛甚麼公檢法嗎？有「709」 這個經歷，我真的覺得當律師的話能起多大作用？
法治的精髓是限制政府的權力，而中共當局把法治作為加強統治的手段，這樣，律師自然就成為了他們強化統治的工具。這樣的定位，使得律師這一職業顯得很尷尬。
這個社會制度不變更，所謂的法治就是假相， 我不相信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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