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訪美中國學者的艱難選擇(下)

一個優秀的中年精神病學者，前程似錦，從上海來到哈佛大學訪問交流，參與國際項目。臨近回國前，擺在她面前的竟然是艱難的人生選擇：親情、事業、信仰、前途等等方面，壓力如山，勾起16年前的痛苦記憶，最終她決定追隨良知。

（接上篇）2015年5月27日，李副院長向Good教授施壓，要求他提前一個月結束我的訪學，以便6月3日把我帶回中國。隨後教授找我談話，勸我和李副院長一起回國。我可以感受到他面臨的兩難。

當時我已經支付了6月的房租，並且早就為自己、兒子和父親預定了6月30日的回程機票。我向李副院長說明了情況。他卻堅持說：「你重新買票，損失的機票和房租錢醫院來出！」

我不明白為甚麼醫院就不能等一個月？提前回去對我將意味著甚麼？李副院長解釋說：「你是中共黨員，上海三級甲等醫院的精神科醫生、哈佛訪問學者，你煉法輪功的事一旦傳揚出去，將對醫院產生巨大影響！所以，你必須儘快回國。」

我回想起院長們因公出國前都必須接受上級的「行前培訓」，其中一項重要內容就是「出國團組和人員不要在法輪功活動現場停留、圍觀，不與法輪功學員接觸，不參與其組織的活動，不接、不信、不傳反動宣傳品，更不能接受不明不白的起訴書。」

我猛然意識到，雖然事隔16年，江澤民使用最高行政權力迫害法輪功所造成的政治壓力自上而下依然瀰漫全國，行政職務越高，承受的政治壓力越大。也許這醫院領導因此極度恐慌，一定要我儘快回國。

我答應教授提前回去，但要求醫院保證不能撤除我的行政職務，同時不再逼迫我寫「悔過書」。6月1日，Good教授再次與我談話，遞給我一張李副院長代表醫院黨委書記、院長以及他本人簽字的保證書，保證我到達上海之時保留原職不變，卻隻字未提「悔過書」。對此李副院長表示，他能保證他本人、黨委書記和院長三位不要求我寫，但不能保證黨組織、黨委那條線的行為。既然如此，這張保證書於我又有何意義呢？

先生赴美全家以淚洗面

6月3日我沒有隨同李副院長回國。他抵達上海當天就聯繫我先生，竟荒謬地說，我在波士頓受到法輪功的恐嚇，目前處在「驚恐狀態」，要求他儘快到波士頓把我帶回國。

因為他的再三要求，我先生於6月下旬來到波士頓。一家人在這種重壓下團聚他鄉，百感交集。相聚的一個星期，我們幾乎天天以淚洗面。

迫害16年來，有多少大法弟子僅僅因為拒絕「悔過」、拒絕違心地誹謗法輪大法，失去工作、妻離子散、鋃鐺入獄、飽受酷刑，甚至被活摘器官、失去生命？萬萬沒想到那些聳人聽聞的事，今天竟真真切切發生在我身上，在中國之外也難以倖免！

走進修煉擺脫體弱多病

19年來的人生經歷如同放電影般，一幕幕回映到我眼前。

我生於1976年12月，自幼體弱多病，經常流鼻血，嚴重時低頭洗臉都會血流不止。失血過多導致頭暈目眩、全身乏力，引發貧血性心臟病，早搏頻發。父母帶我四處求醫，中西藥試過不少，還動過兩次鼻部手術，都收效甚微。那時我經常需要臥床休息，學習難以堅持。

1996年我們全家有幸接觸到法輪大法，開始修煉。我當時是上海第二醫科大學（現上海交通大學附屬醫學院）臨床醫學系二年級學生，住學校宿舍。每天早早起床煉功，學習之餘就學法。冬天寒風刺骨，夏天蚊叮蟲咬，雖然煉功辛苦，但不知不覺中鼻血不流了，身體也強健起來。我覺得大法很神奇，天天堅持煉功學法。

實踐「真、善、忍」生活充實快樂

隨著修煉的深入，我漸漸被法輪大法高深的法理所吸引。雖然物質生活日益豐富，但人類的道德品行卻不斷下滑。人想要有強健的體魄，擁有美好的人生，首先要有美好的心靈、良好的心態。

大法提倡煉功人遵循「真、善、忍」的原則，處處做一個好人。做真事，說真話，以慈悲心事事為別人著想，遇到困難、受到屈辱時，無怨無恨、不記不報。「真、善、忍」三個字看似簡單，要做到卻不容易。

我試著按照法理的要求去做，漸漸發現，原先想不通的事想通了，內向孤傲、好強刻板的我變得隨和開朗，身邊的好朋友越來越多，學習、生活也不再像過去那樣壓力如山，變得充實又快樂。

每周回家，我都會和父母一起交流心得。我發現自己漸漸長大，愛父母卻不再過度依賴他們，住校生活也不再漫長難熬。

法輪功遭受迫害成大陸「禁區」

1999年迫害開始，在中國大陸「法輪功」霎時成為禁止談論的話題，煉功人也被妖魔化。那年底，經人介紹我結識了一個男生，他自己開公司，有房有車，也非常喜歡我。可是當我如實告知他自己煉法輪功之後，第二天他就提出與我分手。

修煉後對心靈的探索，促使我對人的精神世界產生濃厚興趣，2000年大學畢業時我立志成為一名精神科醫生。

工作中我看到，「十年浩劫」使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喪失殆盡，緊接著國門打開，經濟飛速發展，人與人之間的真誠越來越少，距離越來越大。失去信仰的中國人，終日為生計奔忙，心靈承受著前所未有的壓力與困惑。臨床上，病人情志扭曲，飽受折磨。我非常難過，我為中國的未來感到擔憂！

我把修煉提倡的原則融入工作，以真誠、尊重的態度善待每位病人，不計時間，不圖回報；不斷總結治療成敗的經驗教訓，看自己哪裏應該提高；藥物治療的同時鼓勵病人排除幻覺、妄想等精神干擾，把握真正的自我，與他們共同克服治療中的困難，贏得了病人的尊敬和信任，還奇蹟般地治好了不少跑遍全國各大醫院都治不好的疑難病例。

看到病人重新揚起生活的風帆，我感到由衷的快樂。我熱愛自己的工作。但我深知，如果沒有修煉、沒有博大精深的法輪大法法理指導，不用說治病救人，恐怕連我自己也早已陷入生活的漩渦不能自拔了。

為自由選擇留美被醫院除名

2015年，當我即將步入不惑之年、事業巔峰之際，卻面臨人生的嚴峻抉擇。

我選擇了留在美國。因為我嚮往自由，嚮往卸下背負了16年之久的精神包袱。我終於可以挺直腰桿、堂堂正正做人，不再背棄良知。我選擇了放棄，放棄所有的金錢、名譽、地位和安逸。

2015年5月，左賽醫師和另一位印尼訪問學者合影，攝於哈佛醫學院全球健康與社會醫學部辦公室。（本人提供）

因為我是一名醫生，心中銘記著被奉為「醫神」的中國唐朝醫學家孫思邈留下的醫訓：「大醫精誠。凡大醫治病，必當安神定志，無慾無求，先發大慈惻隱之心，誓願普救含靈之苦……不得瞻前顧後，自慮吉凶，護惜身命……」

李副院長曾鄭重勸誡我：「你是醫院重點培養對象，之所以選派你到哈佛訪學，是因為醫院領導對你寄予厚望；留在美國，你不可能再當醫生，不可能再與體面的主流人群交往；你將難以獲得合法身份，隨時可能被驅逐遣返，面臨判刑蹲監獄；留在美國，你兒子將居無定所，不可能像在國內那樣養尊處優、接受上等教育；留在美國，你將與先生遠隔千山萬水，十年的婚姻可能面臨破裂，與母親長久分離，讓老人老無所依，為你牽掛……」

6月30日，先生獨自登上了回中國的航班。他難過地對我說：「真後悔當初讓你來哈佛！」目送著他漸漸消逝在人群中的背影，我淚如雨下，久久不願離去。這一別不知何時才能相見。

一個月後我收到單位人力資源部發來的郵件，我被醫院正式除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