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邪教在全球的傳播依賴的是暴力和謊言。當一個大國在向小國輸出這種邪教意識形態的時候，暴力是最快捷有效的方法。自由社會如果不能夠認清共產主義的邪教特徵，就會對其憑藉暴力或謊言（如所謂的「大外宣計畫」、「孔子學院」等形式）輸出邪惡意識形態掉以輕心。本章所關注的就是共產邪教在亞洲、非洲、南美和東歐的擴張和滲透。共產主義對西歐和北美的滲透手法更加複雜，將在下一章專門論述。

1. 向亞洲輸出革命

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夠奪取政權，實際上就是蘇聯「輸出革命」的結果。1919年，蘇聯成立了「第三國際」，企圖向全世界輸出革命，讓整個國際社會完全赤化。該計劃很快付諸實施，1920年4月，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GrigoriVoitinsky）來到中國，5月在上海建立聯絡處，準備組建「中國共產黨」。在其後的30多年中，直到中共建政之初，都只是蘇共的附庸。毛澤東那時每個月拿蘇俄160到170銀元的經費當工資，而當時上海一個普通工人的月薪也不過20元左右。

中共的奪權過程還跟共產黨對美國的滲透有關，這是杜魯門放棄對蔣介石支持的原因之一，將中國拱手讓給了蘇聯支持的中共。杜魯門還做出了在二戰後撤出亞洲的決定。1948年，美國即從南韓撤軍，1950年1月5日，杜魯門發表聲明，表示美國在亞洲奉行不介入政策，對蔣介石的台灣不提供軍事援助，如果台灣與中共發生戰爭，美國將置身事外。一星期後，美國國務卿艾奇遜（Dean Gooderham Acheson）重申了這一政策，聲稱如果在朝鮮半島發生戰爭，美國將置身事外。雖然美國後來因為北韓入侵南韓導致聯合國出兵，而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美國的亞洲政策，但是美國在此之前的對亞洲不介入政策，的確為共產黨在亞洲的擴張創造了條件。中共「輸出革命」可謂不計血本。除了訓練各國游擊隊、提供武器、派出作戰人員顛覆各國合法政府之外，還提供大量金錢支持。在文革瘋狂時期的1973年，中共「對外援助」達到了創紀錄的佔國家財政支出的7%。據中共外交部的解密檔案記載：「1960年，除了運往幾內亞的1萬噸大米，還有15,000噸小麥運往阿爾巴尼亞。從1950年到1964年底，我國對外援助金額達人民幣108億元。這些援助金額中，又以1960年～1964年我國最困難[註：即「大饑荒」期間]的時候用得最多。」其中1958年到1962年的導致數千萬人餓死的大饑荒期間，「對外援助」款額竟達23億6,000萬元。這些錢如果用於購買糧食，足以救活所有被餓死的3,000萬百姓。因此，這些冤魂不僅是在為中共「大躍進」付出代價，也是中共「輸出革命」毀滅世界的犧牲品。

1）韓戰

共產邪靈為毀滅全人類而力圖佔領世界，因此它也會利用人對權位名利的慾望，誘惑人向世界推廣它的邪教意識形態。史太林、毛澤東、金日成、胡志明等，都是在這種野心的指使下行事的。

毛澤東在1949年拜見史太林時，以比喪權辱國的《二十一條》更屈辱的條件，準備以犧牲百萬軍人和上千萬勞工的生命為代價幫助史太林在歐洲建立霸權，以此換取蘇聯支持他控制北韓。1950年6月25日，北韓發動了預謀已久的侵略南韓的戰爭，3天內攻陷了漢城（首爾），一個半月後幾乎佔領了整個朝鮮半島。

早在戰爭爆發前的1950年3月，毛澤東就在東北佈置重兵，隨時準備入朝參戰。整個戰爭過程我們略過不提，由於杜魯門的綏靖，導致戰爭久拖不決。中共以「志願軍」的名義參戰，還有一個險惡用心，就是把國民黨在內戰時投降的百萬士兵送到前線當炮灰。到戰爭結束時，中方傷亡也達百萬之多。

韓戰的結果是南北分裂，而北韓在蘇共和中共爭奪控制權的時候兩邊通吃。例如1966年，金日成訪華，得知北京在修建地鐵時，就要求中共在平壤也無償建一條。毛澤東立即決定優先且無償為北韓建地鐵，將北京在建的地鐵停工，將一切設備和人員，包括鐵道兵兩個師、數萬人及大批技術人員送到平壤。北韓不出一分錢、一個人，還要求中共要考慮戰備防空，結果平壤地鐵成了世界上最深的地鐵系統，最深處達地下150米，平均深度90米。之後，金日成又翻臉不認帳，說是朝鮮人自己設計、施工並完成了這項工程。同時，金日成還越過中共，有事直接向蘇聯匯報，或要錢要物，並清洗了所有中共在韓戰時留下的企圖建立親北京政府的人士，殺的殺、關的關。中共賠了夫人又折兵。

等到蘇共垮台之後，中共對朝鮮的援助也大不如前。北韓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就餓殍遍野。2007年，南韓非政府組織「北韓逃北者聯合會」說，在金氏家族執政的60年間，至少有350萬人因為飢餓和與之相關的疾病死亡。這也是共產邪惡政權在輸出革命中欠下的血債。

2）越南戰爭

越南戰爭之前，1954年中共支持越共戰勝法國，而有《日內瓦協定》及南北越南對峙。其後，法國撤出越南，北越對南越的入侵和美國的介入遂使越南戰爭升級為二戰以後最大的局部戰爭。美軍直接參戰時間從1964年持續到1973年。

早在1952年，毛澤東就向越共派出顧問團，其軍事顧問團團長就是中共上將韋國清。中共派出的土改顧問團，將越南數以萬計的地主、富農關押和處決，引發了北越的饑荒和農民暴動。中共和越共聯手鎮壓這些暴動，並發動了和中共「延安整風」類似的「整訓」和「整軍」運動。毛澤東為了成為亞洲共產黨的領袖，不顧國內餓死幾千萬人的大饑荒，大規模援助越南。1962年，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上終止了毛澤東的瘋狂政策，準備恢復經濟，讓毛澤東退居二線。而毛澤東不甘心失去權力，於是悍然加入越戰，而沒有軍權的劉少奇面對開動的戰爭機器，只能放棄恢復經濟的部署。

1963年，毛澤東相繼派出羅瑞卿和林彪訪問越南，劉少奇向胡志明承諾中共將獨家承擔越戰費用，並表示「打起仗來你們可以把中國當成你們的後方」。在中共的全力煽動和支持下，1964年7月，越共在北部灣以魚雷襲擊了美國軍艦，製造了「北部灣事件」，引發了美國正式參戰。隨後，為了和蘇共爭奪對越南的控制，中共出錢、出物資、出人。根據陳憲輝在《革命的真相‧二十世紀中國紀事》中的數據，「毛的援越帶給越南深重災難，造成越南500萬平民死亡，遍地廢墟、地雷區和崩潰的經濟。……中共向越共提供的無償援助中包括：足夠裝備陸海空軍200多萬人的武器彈藥和其它軍用品；100多個生產企業和修配廠；3億多米布匹；3萬多輛汽車；數百公里鐵路；500多萬噸糧食；200多萬噸汽油；3,000公里以上的油管以及幾億美元的現金外匯。物資金錢援越之外，中共秘密派出30多萬解放軍換上北越的軍裝輪番進入越南參加了對南越軍、美軍作戰，為了保密將無數陣亡的中國士兵就地埋在了越南。」

到1978年，中共對越南的總援助達到200億美元，而中國1965年的GDP不過才704億人民幣（按當時官方匯率大約折合286億美元）。

1973年，美國在自己國內共產黨份子煽動的「反戰運動」下妥協，從越南撤軍。1975年4月30日，北越佔領西貢，南越滅亡。越共在中共的指導下，開始了類似中共奪權後的「鎮反」運動，南越大約200多萬人冒死逃亡，成為冷戰時期亞洲最大的難民潮。1976年，整個越南落入共產主義的魔掌。

3）紅色高棉

越戰中越共要求中共大規模援助越南，但這後來也成為中越交惡的導火線之一。中共為了輸出革命，以巨額援助為代價要求越南不停地和美國打下去，而越南並不希望長期維持這場戰爭，從1969年開始就加入了美國為首的四方會談。這個會談將中共摒除在外。而到了70年代，林彪事件以後，毛澤東急需在國內樹立威望，加上中蘇在珍寶島開戰後關係更加惡化，毛又聯美制蘇，邀請尼克遜訪華。此時美國也面對國內反對越戰的聲浪，不願繼續打下去，越南和美國簽訂了和平協定，越南與中共漸行漸遠，向蘇聯靠近。

毛對越南極為不滿，決定利用柬埔寨制約越南。越南和柬埔寨的關係更加不和，最終兩國開戰。

中共對柬共的扶持從1955年就開始了，讓柬共領導人到中國接受培訓。殺人魔王波爾布特的柬共最高領導人位置就是1965年由毛澤東任命的。毛向柬共提供金錢和軍火。僅在1970年，中國就援助波爾布特3萬人的武器裝備。等到美國撤出印度支那（越南、柬埔寨和老撾），當地政府根本無力抵抗中共支持的共產黨，因此老撾和柬埔寨的政權在1975年都落入共產黨手中。

老撾落入越南手中。而柬埔寨則由中共控制，建立紅色高棉。為了執行中共要教訓越南的政策，紅色高棉多次入侵1975年被北越統一的越南南部，屠殺柬越邊境居民，試圖攻佔越南手上的湄公河三角洲。越南此時和中共關係不睦而和蘇聯交好，在蘇聯的支持下，越南在1978年12月開始進攻柬埔寨。

紅色高棉的波爾布特當權後實行極端恐怖統治，宣佈廢除貨幣，下令強制所有城鎮居民都到郊區參加集體勞動，並屠殺了所有的知識份子。三年多時間，暴政造成的死亡人數達到全國人口的四分之一以上，但受到中共領導人張春橋和鄧穎超的大力吹捧。等到越南與柬埔寨開戰後，不堪忍受的百姓紛紛支持越南軍隊。僅僅一個月，紅色高棉全線崩潰，丟失了首都金邊，紅色高棉政府只好逃亡山區打游擊，到1997年波爾布特被捕，後在公審中被判處終身監禁。

越南對柬埔寨的戰爭激怒了鄧小平，加上其他因素，於是鄧小平打著「自衛反擊戰」的名義在1979年發動了中越戰爭。

4）其它亞洲國家

中共輸出革命，給各國華人帶來了一個慘痛的惡果，就是排華事件，至少幾十萬華人被屠殺，在當地經商和受教育的權利受到限制。

比較典型的例子就是印尼。上世紀50到60年代，中共向印尼提供了大量經濟援助和軍事裝備，扶植印尼共產黨。印尼共產黨當時是印尼第一大黨，有300萬共產黨員，加上一些附屬組織，高達2,200萬人。他們遍佈印尼黨政軍各個部門，蘇加諾總統身邊也不乏共產黨人。毛當時正在譴責蘇聯變成了「修正主義」，極力鼓動印尼共走武裝奪權的道路。印尼共領導人艾地是毛澤東的崇拜者，於是準備發動政變。1965年9月30日，右翼軍人蘇哈托粉碎了這次政變，最後與中國斷交，並處決了大批共產黨員。這次清洗還跟周恩來有關，周恩來曾在一次共產國家的國際會議上，向蘇聯和各國共產黨代表保證說：「東南亞有這麼多華僑，中國政府有能力通過這些華僑輸出共產主義，使東南亞一夜之間改盡顏色。」印尼的大規模排華由此展開。

緬甸排華也與此類似。1967年，文革剛剛爆發不久，中國在緬甸的大使館和新華社分社在華僑中大力宣傳文革，鼓勵華僑學生帶著毛澤東的像章和《毛主席語錄》上學，並和緬甸當局對峙。軍政府吳奈溫將軍下令禁止佩戴毛像和學習毛的著作，並關閉華僑學校。1967年6月26日，首都仰光發生暴力排華事件，幾十名華人被毆打致死，幾百人被打傷。1967年7月，中共官媒號召：「堅決支持緬甸人民在緬共領導下進行武裝鬥爭，大造奈溫政府的反。」隨後，中共向緬甸共產黨派出了軍事顧問團以及200多現役軍人加入緬共軍隊，又讓在中國居住了十七年的大批緬共成員回緬甸開展武裝鬥爭。之後，大批中國紅衛兵和中共庇護的緬共武裝從雲南攻入緬甸，擊潰政府軍，佔領了撣邦的果敢（Kokang）地區，大約有一千多雲南知青死在異國他鄉的戰場上。

文革前後，中共在亞洲地區「輸出革命」多以鼓吹暴力為主，並提供人員培訓、軍火和軍費。但中共放棄「輸出革命」後，各國共產黨基本上風流雲散，再也形不成氣候。馬來西亞共產黨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1961年，馬來西亞共產黨決定放棄武裝鬥爭，準備以合法政黨身份參政。鄧小平將馬共領導人陳平等人召到北京，要求馬共堅持武裝鬥爭，因為彼時中共認為以越南戰場為中心的東南亞「革命高潮」即將到來。這樣馬共的武裝鬥爭又延長了20年。中共向馬共提供資金，讓他們從泰國黑道購買軍火，並於1969年1月在湖南省益陽市建立「馬來亞革命之聲廣播電台」，用馬來語、泰語、英語和一些方言進行廣播。文革後，新加坡總理李光耀與鄧小平會談時，要求鄧撤除在中國的馬共電台和對印尼廣播的電台。那時中共國際上四面樹敵，十分孤立，加上鄧小平剛剛復出也需要國際社會支持，於是鄧小平接受了建議，召見馬共領袖陳平，限期撤除「馬來亞革命之聲」電台。

除了上述國家之外，中共還向菲律賓、尼泊爾、印度、斯里蘭卡、日本等地輸出革命，有的是提供軍事訓練，有的則是在輿論上的吹捧和支持。一些當年共產黨建立的組織後來成為國際公認的恐怖組織，例如日本的「赤軍」，該組織臭名昭著的口號是「反帝愛國、革命就是屠殺與破壞」，製造了包括劫機和屠殺乘客等一系列恐怖事件。

2. 向非洲與拉丁美洲輸出革命

中共在文革時經常引用的一句馬克思的口號是：「無產階級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後解放自己」，鼓吹世界革命，而前蘇聯在上世紀60年代的時候，力量處於收縮期，不得不提出「三和一少」的主張，也就是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和平共處、和平過渡、和平競賽；少支持第三世界的民族主義革命。這被中共稱為「修正主義」。中共在60年代初，王稼祥也持類似主張，被毛澤東批評為「對帝修反要和氣，對世界革命運動援助要少」。因此，毛澤東除了在亞洲輸出革命外，還和蘇聯競爭非洲和拉丁美洲。

林彪在1965年8月發表的《人民戰爭勝利萬歲》的長篇文章中，宣稱世界革命的高潮即將到來。按照毛澤東「農村包圍城市」的理論，文章將北美和西歐比作城市，而將亞、非、拉比作農村。以此推論，向亞、非、拉輸出革命，就成了中共當時的重要工作。

1）在拉丁美洲輸出革命

特拉華大學程映紅教授在《向世界輸出革命──文革在亞、非、拉的影響初探》一文中提到：

在拉丁美洲，毛派共產黨人60年代中期在巴西、秘魯、玻利維亞、哥倫比亞、智利、委內瑞拉、厄瓜多爾等國都建立了組織，主要成員來自青年和學生。在中國支持下，1967年拉、美毛派共產黨建立了兩個游擊隊，一個是哥倫比亞人民解放軍，其中有一個模仿「紅色娘子軍」的女兵單位，叫作瑪利亞娘子軍連；另一個是玻利維亞的毛派游擊隊。委內瑞拉的一些共產黨人，也在同一時期展開了一些武裝暴力鬥爭。此外，秘魯共產黨的左派頭目古茲曼於1967、1968年左右在北京受訓，除了學習使用炸藥和使用武器，更重要的是領會毛澤東思想，特別是精神變物質、有了正確的路線沒有人可以有人、沒有槍可以有槍等等典型的文革政治話語。

古茲曼是秘魯共產黨（亦稱「光輝道路」）的領導人，該組織被美、加、歐盟和秘魯政府認定為恐怖組織。

墨西哥和中共建交於1972年，中共任命的第一任墨西哥大使是熊向暉。而熊是中共內戰時長期潛伏在胡宗南身邊的特務，以他為大使，蒐集情報（包括美國情報）和干涉墨西哥政府的用意十分明顯。就在熊向暉上任前一星期，墨西哥宣佈逮捕了一批「在中國受過訓練的游擊隊」。這又是中共輸出革命的證據。

古巴是拉美第一個和中共建交的國家。為了拉攏古巴，同時和蘇聯爭奪國際共運的領導權，中共在1960年11月國內已經餓殍遍野的時候，給了到訪的切‧格瓦拉6千萬美元的「貸款」，周恩來還告訴格瓦拉，這錢「可以經過談判不還」。等到卡斯特羅在中、蘇關係破裂後倒向蘇聯，中共則通過駐哈瓦那大使館，向古巴幹部和平民大量郵寄小冊子，煽動顛覆卡斯特羅政權。

2）在非洲輸出革命

程映紅教授在《向世界輸出革命》一文中也概述了中共如何影響非洲國家的獨立以及獨立後走何種道路：

據西方媒體報導，在60年代中期以前，一些從阿爾及利亞、安哥拉、莫桑比克、幾內亞、喀麥隆和剛果來的非洲革命青年在哈爾濱、南京和其它中國城市接受訓練。一個叫作「羅得西亞津巴布韋民族聯盟」的組織的成員介紹他在上海接受為期一年訓練的情況。除了軍訓，主要是政治學習，如何發動鄉村群眾和展開以人民戰爭為目的的游擊戰。一個阿曼游擊隊員介紹了他1968年在中國接受訓練的情況。他經過組織安排先到巴基斯坦，然後乘坐巴基斯坦航空公司的飛機到達上海，再轉到北京。在參觀了中國的一些樣板學校和公社之後，他被送進訓練營接受軍事訓練和思想教育。……在課程表上，毛澤東著作的課程是最重要的，受訓人員必須背誦很多毛語錄，有關紀律和如何對待鄉村群眾的內容聽上去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很類似。這些非洲人也實地觀察了文革中的中國。例如，當他們參觀一所學校時，教師提出「對黑幫份子怎麼辦？」的問題，學生們異口同聲地說「殺殺殺」。……在最後結束訓練時，每個受訓的阿曼人都得到一本阿拉伯語的毛澤東著作。

對坦桑尼亞和贊比亞的援助是中共60年代在非洲的最大項目。當時中共從上海紡織工業局派出大量專家，援建坦桑尼亞友誼紡織廠。派出的負責人給援建項目注入了濃厚的意識形態色彩。該負責人一到坦桑尼亞就組織造反隊伍、在工地上掛五星紅旗、豎毛像和毛語錄，放中共的文革音樂和毛的語錄歌，把工地弄成文革在海外的樣板。他還組織了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在坦桑尼亞工人中廣泛活動，散佈造反有理的觀點。

中共的輸出革命引起了坦桑尼亞的不滿。後毛澤東決定援建連接坦桑尼亞和贊比亞的坦贊鐵路，將東非和中南非洲貫通起來。這條鐵路穿越高山、峽谷、湍急的河流和茂密的原始森林，沿線許多地區荒無人煙，野獸成群，有的路基、橋樑和隧道的地基土質為淤泥、流沙，因此施工極為困難，光橋樑就修了320座，隧道22條。中國派出5萬勞工，付出了66條生命，耗費近百億人民幣，從1970到1976年耗時六年竣工。但由於坦贊兩國經營不善、管理層的大肆貪污，該鐵路已經破產。按照可比價格計算，這條鐵路的造價，至少相當於現在的幾千億到上萬億人民幣。◇（接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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