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我倆（編註：作者和上海老廚師）言語上有些溝通障礙，以下的對話是我和他比手畫腳「聊」出來的。字句即使有些差異，原本的意義絕對沒有扭曲。
「你匯錢回去，家人能收到嗎？」我關心地問。
「有！有！」師傅篤定的點著頭。
「你怎麼確定的？」我怕他被人「坑」了。
「他們在信上寫的。」
「咦，你不是不識字嗎？」
「中國城裏多的是『代書』，替我讀信、寫信。」
「你家人能全數收到你匯回去的錢嗎？」
「他們信上只說收到錢，沒提是收到多少。」師傅想了幾秒鐘才回我。
「但是最近兩年來，我兒子沒空寫信，要隔好幾個月才收到我老婆的一封家書。」師傅接著說。
「那她信上怎麼說？」
「說我兒子現在在外地學習，不准與海外通信。我老婆也不識字，只是要『代書』轉告，說大家都平安。」師傅的眼眶有些紅。
聽了不敢接腔，怕傷了他的情緒，他兒子顯然被「下放」啦！因為這是1970年（文革的第四年），全大陸由上而下，正是一片血雨腥風之時。師傅的家屬有「美帝」的海外關係，怎麼可能不遭迫害，況且，他說不定不了解「在外地學習」的真實意義。
在這兒也讓我想起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我在台灣受教育的那十幾年，老總統蔣中正經常在各節慶發表文告，一貫譴責毛記政權讓「大陸同胞」過著「水深火熱」的日子。現在看起來，老總統的用字還太客氣了一些。
我自己身陷大陸的親戚們是屬於被中共踩在腳底下的「黑五類」份子，對他們而言，毛澤東當「皇帝」的那三十年，正是親戚們被扔到煉獄中，過著那「生不如死」的一萬一千多個苦難日子之時！許多親戚甚至於被剝奪了小學畢業的基本教育人權，簡直與文盲差不了多少！
後來我就不敢再主動和師傅聊他家鄉的事了，我想他回紐約市的中國城時，必定也會聽到朋友們談到那災難的「文革」。但是他的家人是有「僑匯」的，對當時一窮二白的中共政權，應該還有壓榨與利用的價值，老共不至於笨到「殺雞取卵」罷！
餐廳裏的其他角色
講到師傅替我打抱不平的往事之前，得將餐廳裏的其他角色簡單地介紹一下。
羅西梅亞餐廳是羅西梅亞家族經營的，傑若德與羅西梅亞太太（在此簡稱為老羅與羅太太），加上他倆的獨子小傑若德（年約二十，在此簡稱為小傑），都在餐廳當差，老羅是經理，羅太太負責收銀，小傑另有工作，晚上在酒吧做兼職酒保。
老羅懂廚藝，大廚每月有兩天休假，會開車回紐約市，餐廳就由老羅親自主廚。羅太太收銀之餘，也負責管理旅社之營運，指揮雜工們做工。小傑的酒保工作只做到晚上十點左右。十點以後老羅就變身為酒保，與酒客們（許多是每晚的常客）打鬧成一片，直到清晨一、兩點。
老羅是個工作狂，洗碗工因為低薪而流動量大，常見洗碗工「不告而別」時，老羅就捲起袖子掛上圍裙，自己在廚房裏揮汗洗碗。後來才得知，老羅與羅太太早已離婚，只是分財產時餐廳不易切割，乃貌合神離地共同經營而已。
餐廳裏除了我們這幾個外地來打暑期工的大學生之外，有一位名叫葛蘿麗亞的常設女侍，她是當地人，單身（或是離了婚？），年紀比羅太太只年輕個幾歲而已，她也是管理打暑期工的學生們之首席女侍（Head Waitress），負責分配我們的工作。
晚上十點餐廳打烊後，常見她在酒吧間裏拼命灌酒，因為老羅讓她每晚有幾杯免費的雞尾酒可喝。有次她喝醉了，滿臉通紅地在酒吧間發酒瘋，時值午夜，老羅無奈之下，只得把兒子小傑叫回餐館，父子倆架著她出去，在喧囂聲中她被塞進自己車子後座，由小傑開車送她回家。我們幾個住在餐廳旁男生宿舍裏的工作人員全被她吵醒，一起擠在宿舍窗口後面看熱鬧，幾十年來還印象深刻。
1970年暑期在羅西梅亞餐館作工的東方人，除老廚師與我之外，還有一位腦袋有問題的日本人阿比（Abe）。現在回想起來，「阿比」應該就是與那個死不承認1937年12月有「南京大屠殺」的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的本家，是日本的姓氏之一，只是當時我們都把「阿比」當作「名」而已。阿比是旅館的雜工，他可以接受老羅的指使做事，拿著工具在旅館煞有其事的敲敲打打，修這修那的，但是他目光呆滯，還成天不停地自言自語，對著空氣指手劃腳，蠻嚇人的。還好他沒有「攻擊性」，沒惹事生非，但打工的學生們都被他的瘋勁兒嚇得敬而遠之。◇（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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