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3日是「世界新聞自由日」，中共官媒控制下的新聞人們感嘆，中國目前的新聞自由度與1989年相比，出現大倒退。
據自由亞洲電台5月3月報道，在「世界新聞自由日」當天，多位中國媒體人表示，記者因獨立報道公共事件，遭到傳喚、拘留、綁架甚至被死亡的事件，時有發生。有關強徵強拆、環境污染、官員腐敗、政府人員以公權力壓制民眾維權等事件已成為中國新聞界的禁區。
在中共的壓力下，記者們無法真正履行一名記者的職責，忠實報道客觀事實。
一位曾因撰文揭露官員腐敗而被羈押數月的中國調查記者，5月3日對自由亞洲電台說，中國記者的「禁區」很多，諸如宗教、軍事、間諜、強拆、涉貪以及群體性事件，這些都不能報道。
江蘇南通環保志願者徐勇，因揭露企業環境污染，需要經常與記者打交道。他對自由亞洲電台說，去年5月，他和網易記者去河南武陟調查當地的污染情況，被廣源紙業的保安和當地公安抓到派出所傳喚、盤查。
他說：「一般群體性事件，他們（記者）都不敢報道。我們當地的垃圾焚燒廠，因為當地政府用欺騙的方式建造，引起了公憤，很多老百姓（因此）鬧事，這些事件新聞媒體幾乎是不報道的。」
甘肅一位資深媒體人武先生說，近三十年來，中國新聞界不自由已成常態，「因為傳媒現在已經被奴役、被肆虐、被踐踏，（記者）動輒被抓、動輒被不自由、動輒以莫須有弄（抓）起來的比比皆是，比方前年（2016年），甘肅武威的張永生，說是在洗浴場被抓了。」
2016年1月25日，甘肅《蘭州晨報》的記者張永生、《蘭州晚報》的雒煥素和《西部商報》的張振國，因深度報道甘肅不久前發生的「巧克力女孩」事件，被當局先以「涉嫌嫖娼罪」，後以「敲詐勒索罪」逮捕。後在社會輿論的強烈質疑下，當局不得不放人。
三十年前，在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時代，中共政府體制內有人提出新聞立法的建議，但在「六四」之後，有關新聞立法的建議被無限期擱置。
武先生對自由亞洲電台表示：「傳媒不立法，傳媒人就沒有自由而言。另外在這種體制和制度之下，傳媒不可能有自由，新聞不可能有甚麼所謂自由。」
4月25日，總部位於法國巴黎的「無國界記者組織」（RSF）公佈的「2018年新聞自由指數」報告顯示，在180個國家中，中國新聞自由度排倒數第五名。
報告指出，近年來，中共大規模使用新科技審查和監控，使得外國記者越來越難在中國開展工作。中共去年拘押了52名專業和非專業的新聞工作者。普通中國人，可能僅僅因為在網絡上分享當局所不樂見的信息，就被投入監獄。
報道說，中共箝制新聞自由的現象每況越下。中共控制新聞和信息的模式，以及公然打壓公民抵抗的做法正蔓延到周邊其它國家，特別是在越南和柬埔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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