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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相信嗎?一年當中,北京國家安全局竟然接到了大約5000個舉報電話,據報還都是有關間諜行為的。美國之音的記者在4月13日做了一個採訪,撥通了北京國家安全局對外公佈的12339間諜行為或線索舉報電話。接線員介紹,從中共舉報間諜行為線索獎勵辦法出台以來,僅一年的時間,北京國安局就接到了大約5000個舉報。

大家知道,中共在2015年11月1日設立的這個舉報電話,就是鼓勵北京市民舉報可疑的間諜行為,最高獎勵是人民幣50萬元。這可是一筆不小的數目。在利益的誘惑下,難免就有六親不認的人。

我們簡單地計算一下,一年5000個舉報電話,相當於在一天當中就有十幾個舉報的電話打進,或者說每天都有十幾個人打電話舉報間諜行為,每天都是這種情形。可是真的有那麼多間諜嗎?如果真是這樣,那間諜豈不遍地都是了?而且如果真是間諜,有那麼容易被發現嗎?

美國之音記者向接線員詢問,在這些舉報線索中,有多少被查證屬實了。對方表示她只接電話,不能透露接到舉報後的甄別流程,她說那是中共內部的情況。

我們不妨做一個反向分析。間諜行為我們不排除會有,但是我相信絕不會有這麼多。那麼這5000個電話說明甚麼呢?是不是意味著北京市民身邊這種監視別人的人太多了?換句話說,這些偷偷監視別人的人,他們的行為是甚麼?

接線員告訴美國之音記者,中共當局會給民眾提供「抓間諜」的有效建議,每年的415國家安全日的宣傳中都會有詳細介紹。

那麼中共這個國家安全日是怎麼回事呢?大家知道,中共在2016年,把每一年的4月15日定為「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在這期間,中國的公共場所一般會出現一些反間諜宣傳的標語、海報和漫畫等。有的人可能看到過一組漫畫,名字叫「危險的愛情」。這組漫畫還提醒中國女性要特別提防男子。

甚至大陸網絡上在流傳一份《可疑的間諜行為特徵》的文件。大家可以去查閱一下,裏面列舉了很多在可疑範圍的人員,像甚麼工作性質模糊卻有多種頭銜,而且資金充裕的人;在公眾聚會時,喜歡拋出爭議性話題然後在暗中觀察的人等等,都在可疑人員之列。

流亡澳洲的中共退役軍官胡偉早前曾表示,中共從篡政以來,始終鼓勵人們互相揭發、舉報,在毛澤東時代更是達到瘋狂的頂峰。他說:「人們為了活命,被迫檢舉揭發自己的親人,上演了一幕幕人間悲劇。」

1967年在上海文革時期的「揭批」大會。(法新社)
1967年在上海文革時期的「揭批」大會。(法新社)

胡偉認為,現在中共「全民抓間諜」的風潮再次蔓延,這反映出中共對人民的極度不信任,是它極度恐懼的一種表現。

就是說,中共對國內的控制已經到了瘋狂的程度了。那麼它對國外的滲透是不是要好一些呢?就在前幾天(4月10日),瑞典斯德哥爾摩起訴了一個名叫多傑嘉登(音,Dorjee Gyantsan)的男子。指控他在表面上同情西藏獨立,並且參加了一些與西藏有關的活動,但是實際上他在為中共政府監視藏人難民。

多傑嘉登好像是來自西藏、住在斯德哥爾摩的郊區。對他的起訴書中指出,他涉嫌蒐集藏人難民和異見人士的生活狀況、家庭關係、出行和會議的詳情。然後多傑嘉登在波蘭和芬蘭兩個國家,把蒐集到的資料交給中共的官員。

藏人是中共監控的一個重點族群,但不是說中共會放鬆對其他人的監視和控制。《紐約時報》也在前天報道了莊烈宏被中共電話威脅的事。2016年9月,身在美國紐約的維權人士莊烈宏接到了第一個威脅電話,是從關押他父親的監獄打來的。

在國內的時候,莊烈宏領導老家烏坎村的村民,對村官變賣土地進行了一系列抗議活動。後來遭到當局的打壓,莊烈宏逃亡到了美國。之後他在社交媒體上發佈了朋友和家人發來的照片,曝光了警方對烏坎村的鎮壓。

這些都是中共控制華人、實施政治打壓的一個縮影,也是它一貫採用的方式。可以這麼說,任何一個有華人的國家、城市,哪怕是其中的一個社區,可能都有中共安插的特務和間諜,這是人所共知的事。

當然對中共的長臂控制,西方國家已經開始覺醒了,意識到了中共的邪惡輸出。所以我們看到以美國為首的自由世界正在反制中共。去年美國國會的「中共特色威權主義」聽證會,已經吹響了反擊中共意識形態入侵的號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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