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幾大醫藥巨頭近期陸續宣佈調整中國境內的研發中心，加上科技巨頭希捷年初的關廠風波，在華外企撤離中國的舉動引起關注。中共政治制度加速左轉，導致外資跳船行動加劇。
9月13日，美國GE醫療集團給中國雇員發信函，宣佈上海技術中心（CTC）不再承擔基礎科研工作，改為交給美國和印度的兩個研發中心承擔。
9月7日，另一跨國巨頭醫藥企業美國禮來公司（Eli Lilly）也關閉了上海的研發中心。而葛蘭素史克（GlaxoSmithKline）、諾華（Novartis）等都已調整中國境內的研發機構或研發項目。
不只是醫藥巨頭，美國硬盤巨頭希捷（Seagate）也在2017年初宣佈解散中國境內的蘇州工廠。有報道指，希捷高層幾年前就計劃撤離中國，同時在泰國擴大了一倍的產能；並從2015年9月起，開始在中國分批裁員。
透視這波外商調整研發中心的背後，跟中共加強「黨的控制」有關。從《網絡安全法》實施，到要求外企建黨支部，中共反民主、反西方的意識形態暴露無遺。加上中國「人口紅利」用盡、環境全面污染，讓這些外商不得不在「保全」與「賺錢」中取捨。
歐美商會發聲 批評中國投資環境惡化
歐美最有影響力的兩個商會——中國美國商會（AmCham China，簡稱美國商會）與歐盟在華商會（European Chamber of Commerce，簡稱歐盟商會），近期相繼表示中國大陸外商投資環境惡化。自2016年以來，這種批評聲已越發尖銳和響亮。這兩個機構是美國、歐盟企業在中國的利益代言人。
歐盟商會在星期二（9月19日）公佈2017年度報告，指歐洲企業（在華）正在經受越來越疲憊的「承諾疲勞」，近幾年來中共不停地保證要進行經濟開放，但從來沒有變成現實。
報告中寫道：「在許多領域，貌似中共不是在進行開放，而是選擇性關閉。」2016年，歐盟在華投資卻下降了四分之一；到了2017年上半年，歐洲對華投資再次下降23%，有外媒分析指中國市場對外企的吸引力已經衰退。
商會主席伍德克（Jorg Wuttke）對媒體表示，自今春（中共）開始實施的《網絡安全法》加強了對企業數據存儲的控制，也「引發了不確定性，破壞了商業信任」。
無獨有偶，美國商會在4月公開發聲，指在華美企正面臨數十年來最嚴峻的（經營）環境。在其公佈的2017《中國商務環境調查報告》中，有逾八成的在華美企成員認為外國公司在中國不如過去受歡迎，且每四家在華美國企業、就有一家表示已經或計劃向中國境外轉移產能，大多數的下個投資目標是轉向亞洲其它國家／地區或轉回北美。
對於造成跨國企業選擇遷出的主要原因，排前面的是勞動力成本上升和重新確定戰略優先級別，而擔憂中共當局的監管政策則首次排列第三大因素，去年的排名是第五位。
被訪企業大多數是跨國公司，其中有一半以上的企業在中國的收入佔全球收入的10%以上。跟中國以外其它業務營運地區相比，過半數（54%）的外資企業認為在華知識產權泄露和數據安全威脅更大，並在過去兩年間未出現任何積極的改變。
中共《網絡安全法》要外企順從監管
中共當局要求境內企業從6月1日開始執行《互聯網管理》規定，外企也是必須遵守的對象。德國媒體評論說，《網絡安全法》是一個爆炸性消息，實際上是「向中共當局打開了公司後門」。
外國科技公司擔心其在中國的分公司會被突然關閉，然後會受到當局持續的安全審查要求，比如：必須將數據儲存在中國境內的服務器上，且在將大量個人數據轉移至境外之前，還必須接受當局監管機構的評估。
除了安全，網絡監管帶給外企的還有現實的成本。根據美國商會2017年的報告，有超過半數的美國企業表示，在中國境內，訪問境外網站速度慢且無法訪問或使用某些在線工具，還有四成左右的企業擔心數據安全、知識產權泄露以及中共的互聯網審查制度。
2017年5月，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USCC）聽取「信息監控與滲透境外媒體」會議，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的政治學副教授羅伯茨（Margaret Roberts）表示，中共的網絡審查對外國企業就像是一種附加稅，既增加了企業的成本，同時又浪費了福利。
此外，中共要求外企配合的網絡管理規定是不對等的。首先，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在2016年發表《對外貿易貿易壁壘估計報告》，指美國並無類似的限制給中國企業，中共的網絡審查機制已經對美國商業造成極大的影響，並造成美中之間的合作關係的不對等。
其次，儘管中共聲稱《網絡安全法》沒區別對待國內或外國企業，但按照過去的經驗，外界仍認為，中共幾乎肯定會用「隱蔽」的方式偏袒國內企業。
一位要求匿名的美國官員在接受《紐約時報》採訪時表示：「明面上會採用目前正在制定的網絡安全審核機制，重點是以安全為由限制外國公司。」
根據歐盟商會的調查，約一半（54%）的歐洲公司表示，他們認為自己在大陸受到的待遇低於中國本地公司。同樣的，美國商業的調查顯示，有近六成（57%）的美國技術研發公司表示對未來兩年的中國監管環境感到悲觀或略微悲觀，而保持樂觀及略微樂觀的比例首次降到10%。
在華外企面臨「黨的控制」
根據路透社8月的報道，某些外企的中方合作夥伴敦促修改合資協議，規定將共產黨人員帶入企業管理機構裏，規定黨支部管理費用要納入公司預算中，規定董事會主席和黨支部書記由同一個人擔任。
過去，這個規定被認為是一個象徵性要求，但現在卻成了必須要面對的現實選擇。一名受訪的歐洲企業高管表示，改變的合資協議令高管們擔憂，「一旦它（黨支部）成為公司治理的一部份，他們就有了直接的權力」。
另一方面，中共官媒在6月刊文引述中石化董事長王玉普的話說，旗下八家境內外上市公司的「黨建入章」工作已完成，黨委（黨組）書記、董事長「一肩挑」。這八家上市公司分別在上海、香港、紐約和倫敦上市。
報道說，按照國務院國資委黨委的意見，除央企集團層面完成章程外，還有3,100個二、三級單位也被要求引入黨建。
在中國境內的合資或合作企業，幾乎上規模的都跟國有企業存在合作關係。所以這波「黨建潮」究竟是否會轉明為正式政策改變，還是被隱性潛規則，兩種選擇都令外企高管們坐立不安。
歐盟商會北京分會總經理海沃德（Carl Hayward）告訴路透社，7月召開企業高管會議旨在向商會成員了解，黨支部是否被正式引入到合資企業的治理當中。他說：「我們還沒有看到這方面任何正式的政策改變。我們（也）希望如此，否則這樣的改變將成為外國在華投資的阻礙。」
中共為何要強迫外國公司建立黨支部？美國企業研究所國際貿易專家巴菲爾德（Claude Barfield）表示：一個是政治控制，其二是探聽公司情況，其三是盜竊外國公司商業機密。
他形容，中共要求外企建黨，就好像美國商務部長、財政部長提出要成為通用汽車、IBM、西門子或豐田的董事會成員，進行商業操縱一樣（滑稽）。「世貿組織有責任反對這種做法，應該反對這種讓政府代表進入董事會，幫助私人公司做決定的做法。」
政治左轉加劇經濟危機
美國之音引述旅美政治經濟學者程曉農的話說， 上世紀90年代中後期，中共開始想加入世貿擴大出口，為了迎合西方做了一些表面上的調整，假裝認同普世價值。但在2001年中共加入世貿組織後沒多久，共產黨的控制正式被引入私營部門中。
自那時起，員工中至少有三名中共黨員的私營公司必須成立黨支部。2006年前後，以沃爾瑪為代表的在華外企也進入「黨支部」時代。美國南卡羅萊納大學艾肯商學院教授謝田告訴大紀元：「外企裏成立的黨支部是以所在地的上級黨委指導和代管的，這恰恰說明了關鍵問題。」
他補充說：「共產黨發現，外企不完全被中共在經濟上控制，它也沒辦法實施絕對的政治控制，這就是中共要在外企建立黨組織的原因。」
根據《金融時報》和《華爾街日報》對香港上市的大陸國企修改章程的分析，後者強調黨組織在公司內部發揮「核心作用」，並授權黨委在營運、人事及發展策略多方面向上市公司董事會「提供意見」。
謝田分析，外企黨支部作為中共社會主義改造的翻版，是個怪胎；它既不代表勞方，也不代表資方，只代表共產黨自己。「勞資雙方早晚都會覺得有必要，把中共從企業中徹底地踢出去。」
進入2017年之後，北京當局不斷做出政治左轉的動作。不論是《網絡安全法》或者「黨建入章」的中共政策導向，都在加劇國內外危機。
紐約獨立評論員夏小強表示：「中國在政治和意識形態上的左轉，使得國際社會更加深了對共產主義紅潮來襲的恐懼和擔憂，這（又）使得中共統治下的中國陷入更大危機之中。」
十一在即，中共十九大也將召開，中共政權在經歷出生、成長後，已步入風燭殘年、百病殘生。實體經濟蕭條，長期積累的房地產泡沫、地方債務泡沫以及內貶外升的人民幣匯率問題已經逼近同時爆發的臨界點，如果再遇上外企大量撤資，或拉響中國金融風暴的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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