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來,中共以強大市場為誘餌,逼迫外企放棄技術,或同意遵守嚴苛的審查。不過,這種做法正遭到西方社會越來越多的抱怨。專家表示,中共的做法等於是以鄰為壑;也有專家表示,中共強逼外企公司,令他們背離自己的商業準則和商業倫理的行為是非常可恥的。

《華爾街日報》8月9日報道,中共利用外國公司看好中國市場,不斷施壓它們遵守中共審查制度,以及將技術轉讓給中國的要求。

報道說,無論是想重返中國的谷歌,還是對中國市場寤寐求之的Facebook首席執行長朱克伯格,要想進入中國市場,就必須接受比以往更加嚴苛的中共審查條款。

報道指出,除了被中共直接打劫的美國公司本身,華盛頓幾乎所有人都在抱怨中共強迫外國公司放棄技術,來換取市場准入的做法。

英國《金融時報》3月曾報道,中國歐盟商會發佈有關中國製造2025及產業對策的報告,指出中共近來通過的一項新能源汽車相關政策,要求歐洲企業需要提交先進技術換取近期市場准入,這讓外國車企面臨巨大壓力。中國歐盟商會批評這種做法會威脅到外企生存。

UCLA安德森管理學院經濟學家俞偉雄在接受大紀元採訪時表示,中共的做法霸道而不合理,「中共政府就是利用中國人多,市場潛力很大來要脅世界其它國家的技術移轉、奪取技術轉到國內的企業,讓國內的企業強大,是一個以鄰為壑的經濟貿易政策。」

俞偉雄說,世界自由貿易的概念是互惠互利,中國現在是第二大經濟體就應該有大國的風範,遵照世界國際經濟組織法令來做。

旅美經濟學家夏業良向大紀元表示,中國是一個製造業大國,但實際上沒有甚麼原創發明,大部份都是引進技術、模仿替代,企業沒有實際競爭力,現在,中共利用西方公司想進入中國市場的心理,就採取了很多刁難的做法,包括技術上的准入、或者放寬一些限制條款,讓西方公司的技術能夠比較容易的被中國公司所獲得,就是以市場來換技術。

「這種辦法,其實就是一種海盜的做法,就是在知識產權方面,不是依賴於自己的科研能力,而是抄捷徑,投機取巧,用比較小的代價、比較短的時間來竊取人家長期投入的科研成果。」

《華爾街日報》還說,這些公司能在中國能撐多久也是個問題:高科技企業越來越意識到,最終它們的所有產品都會面臨生存威脅,一旦它們達到一定比例的市場份額,而中國公司又強大到足以和它們抗衡,它們的技術就會以這樣或那樣的形式被國有化,或是乾脆被撇在一邊。

早前英國《金融時報》的報道,曾以大陸的高鐵發展為例,講到西門子等西方跨國公司依照許可證協議交出了技術,結果卻發現中方合作夥伴轉身就成為它們在海外市場的競爭者。

「現在大量的外企開始撤出中國,他們發現現在投資中國市場沒有原來想像那麼大的好處,現在也很難盈利,很多流向印度,很多回流美國。」美國南卡羅萊納大學艾肯商學院教授謝田對大紀元說。

謝田指出,現在有很多公司也意識到,在給中國技術轉讓讓步的時候,自己的技術被中國公司學去了,或者仿造去了,它們的技術扶持了中國本土自己的產業,而把它們自己重新給踢出了市場。

「現在,中國自己的公司反過來在西方社會和這些公司競爭,所以這些大公司實際上是嘗到了難以下嚥的苦果。」

《華爾街日報》也例舉近期蘋果屈從中共下架「翻牆」應用程式的決定,但遭到一個關鍵消費群體的反彈。報道說,加州大學聖迭戈分校一名教授的調查顯示,在20~30歲的中國網際網路用戶中,最多有兩成人依賴這些程式,其中許多人是從iPhone商店中購買。

俞偉雄表示,外企短期上配合中共,能夠繼續在中國維持營運,但長期來講是一個很糟糕的決定。

俞偉雄:「屈服的結果就是商譽受影響,長期也得不到任何的好處,退讓的結果會讓中共步步緊逼,最後就可能賠了夫人又折兵。」

夏業良表示,中共的做法使得西方很多公司要背離自己的商業準則、背離自己的商業倫理,是非常可恥的。但外企屈服中共的壓力,用技術來換取一些市場,而違背了他們公司的宗旨,這也是很可悲的,這樣的做法也是不能夠長期維繫的。

「這樣的公司不是一個有尊嚴和價值的公司,因為它可以用自己的價值和原則作為交換的條件,去跟別人利益交換,這種做法傷害公司,也傷害個人,整個這個做法是一種慢性自殺的行為。」

夏業良表示,中國的經濟離開了世界各國經濟上的互惠互利,是不可能再持續強大的,所以全世界的商家、各個國家都應該聯合起來,堅持原則、堅持商業倫理底線,那最終屈服的是中共,而不是其它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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