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來，中共以強大市場為誘餌，逼迫外企放棄技術，或同意遵守嚴苛的審查。不過，這種做法正遭到西方社會越來越多的抱怨。專家表示，中共的做法等於是以鄰為壑；也有專家表示，中共強逼外企公司，令他們背離自己的商業準則和商業倫理的行為是非常可恥的。
《華爾街日報》8月9日報道，中共利用外國公司看好中國市場，不斷施壓它們遵守中共審查制度，以及將技術轉讓給中國的要求。
報道說，無論是想重返中國的谷歌，還是對中國市場寤寐求之的Facebook首席執行長朱克伯格，要想進入中國市場，就必須接受比以往更加嚴苛的中共審查條款。
報道指出，除了被中共直接打劫的美國公司本身，華盛頓幾乎所有人都在抱怨中共強迫外國公司放棄技術，來換取市場准入的做法。
英國《金融時報》3月曾報道，中國歐盟商會發佈有關中國製造2025及產業對策的報告，指出中共近來通過的一項新能源汽車相關政策，要求歐洲企業需要提交先進技術換取近期市場准入，這讓外國車企面臨巨大壓力。中國歐盟商會批評這種做法會威脅到外企生存。
UCLA安德森管理學院經濟學家俞偉雄在接受大紀元採訪時表示，中共的做法霸道而不合理，「中共政府就是利用中國人多，市場潛力很大來要脅世界其它國家的技術移轉、奪取技術轉到國內的企業，讓國內的企業強大，是一個以鄰為壑的經濟貿易政策。」
俞偉雄說，世界自由貿易的概念是互惠互利，中國現在是第二大經濟體就應該有大國的風範，遵照世界國際經濟組織法令來做。
旅美經濟學家夏業良向大紀元表示，中國是一個製造業大國，但實際上沒有甚麼原創發明，大部份都是引進技術、模仿替代，企業沒有實際競爭力，現在，中共利用西方公司想進入中國市場的心理，就採取了很多刁難的做法，包括技術上的准入、或者放寬一些限制條款，讓西方公司的技術能夠比較容易的被中國公司所獲得，就是以市場來換技術。
「這種辦法，其實就是一種海盜的做法，就是在知識產權方面，不是依賴於自己的科研能力，而是抄捷徑，投機取巧，用比較小的代價、比較短的時間來竊取人家長期投入的科研成果。」
《華爾街日報》還說，這些公司能在中國能撐多久也是個問題：高科技企業越來越意識到，最終它們的所有產品都會面臨生存威脅，一旦它們達到一定比例的市場份額，而中國公司又強大到足以和它們抗衡，它們的技術就會以這樣或那樣的形式被國有化，或是乾脆被撇在一邊。
早前英國《金融時報》的報道，曾以大陸的高鐵發展為例，講到西門子等西方跨國公司依照許可證協議交出了技術，結果卻發現中方合作夥伴轉身就成為它們在海外市場的競爭者。
「現在大量的外企開始撤出中國，他們發現現在投資中國市場沒有原來想像那麼大的好處，現在也很難盈利，很多流向印度，很多回流美國。」美國南卡羅萊納大學艾肯商學院教授謝田對大紀元說。
謝田指出，現在有很多公司也意識到，在給中國技術轉讓讓步的時候，自己的技術被中國公司學去了，或者仿造去了，它們的技術扶持了中國本土自己的產業，而把它們自己重新給踢出了市場。
「現在，中國自己的公司反過來在西方社會和這些公司競爭，所以這些大公司實際上是嘗到了難以下嚥的苦果。」
《華爾街日報》也例舉近期蘋果屈從中共下架「翻牆」應用程式的決定，但遭到一個關鍵消費群體的反彈。報道說，加州大學聖迭戈分校一名教授的調查顯示，在20～30歲的中國網際網路用戶中，最多有兩成人依賴這些程式，其中許多人是從iPhone商店中購買。
俞偉雄表示，外企短期上配合中共，能夠繼續在中國維持營運，但長期來講是一個很糟糕的決定。
俞偉雄：「屈服的結果就是商譽受影響，長期也得不到任何的好處，退讓的結果會讓中共步步緊逼，最後就可能賠了夫人又折兵。」
夏業良表示，中共的做法使得西方很多公司要背離自己的商業準則、背離自己的商業倫理，是非常可恥的。但外企屈服中共的壓力，用技術來換取一些市場，而違背了他們公司的宗旨，這也是很可悲的，這樣的做法也是不能夠長期維繫的。
「這樣的公司不是一個有尊嚴和價值的公司，因為它可以用自己的價值和原則作為交換的條件，去跟別人利益交換，這種做法傷害公司，也傷害個人，整個這個做法是一種慢性自殺的行為。」
夏業良表示，中國的經濟離開了世界各國經濟上的互惠互利，是不可能再持續強大的，所以全世界的商家、各個國家都應該聯合起來，堅持原則、堅持商業倫理底線，那最終屈服的是中共，而不是其它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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