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在報紙上看到一則新聞，某位立法委員任期屆滿，當時的立法院院長王金平以信函的形式寫了一份公文給她，聘她任「無給職榮譽最高顧問」。公文以文言文寫成，用了一些不常見的字，也引用一些不常用的成語。其中一部份是這樣寫的：
久疏箋候，時切馳思，敬公私迪吉，闔府祥泰為頌。金平承乏立院，轉瞬載，綆短汲深，幸賴委員同仁掖贊，得無隕越。
收到這份公文的委員，直呼看得一頭霧水。後來這公文的新聞引起相當的迴響，多位機關首長都明確表示，公文應該力求簡單明瞭，最好以老嫗能解，甚者以國小五年級學童看得懂為標準。
首先，要讓人看得懂
文字用來傳遞訊息和感情，因對象不同，目的不同，形式也各異。公文是公務人員彼此之間，或者和老百姓傳遞公共事務的訊息之用，因此，必須明確簡單，不含私人意見，也不帶感情因素。法律條文則是執法的依據，必須嚴謹、精準、周密，因此，必然使用許多法律專有詞彙。導引手冊，例如機器使用說明書，必須明白易解，條理清晰。宣傳廣告，為了打動人心，往往使用火辣、誇大，卻是模稜兩可，甚至流於粗俗的字句。
至於私人往來的信函，就海闊天空了。爸爸的信，義正詞嚴，講的是做人做事的大道理；媽媽的信，叮嚀囑咐，不嫌囉唆；兒子的信，最重要的一句話：「請趕快寄生活費」；情人的信，情話綿綿；朋友的信，或者語重心長，或者虛晃一招，因此無法也沒有必要在文字上、格式上設定固定規範。
王前院長的聘書雖然是一份公文，採用信函的格式，以及禮貌地表達感謝與尊敬，這是極恰當的，至於使用「久疏箋候」，還是使用「很久沒有寫信問候您了」，那就是一種選擇。用「綆短汲深」，還是用「我的能力不足以承擔重任，就像綁在水桶上的繩子很短，而井很深一樣」，那就是公文和私人信函之間模糊地帶的選擇。
這個小故事，一方面引起官員和民眾對於公文該怎樣寫的討論，另一方面也提醒我們，傳遞訊息、闡述理念，加上表達情感的信函，不管是私人還是公開，雖有嚴肅教導的作用，也有輕鬆有趣的地方，這是我想多談論的面向。
例如銀行寄來一封催繳欠款的信，關鍵詞是某月某日以前，必須把欠款還清，至於用語是禮貌客氣還是嚴峻冰冷，倒沒有甚麼分別，重點就是要錢。對於本來準備還款的人，那些法匠們寫的「到期不還利息加倍，甚至告上法庭，查封財產」等文字，就不必費心思去看懂了。
寫情書，難道必須寫「我愛你」三個大字嗎？梁啟超讀李商隱詩的時候說過：「他講的甚麼事，我理會不著，拆開來一句一句叫我解釋，我連文義也解不出來。但是我覺得它美，讀起來令我精神上得到一種新鮮的愉快。」當然詩詞和信函有不同的目的，但是何嘗沒有相同或相似的地方。有一句大家常用的語詞：「盡在不言中」，意思是想要表達的，不必或不能用語言文字完全表達出來。
從表達力思考文體的選用
胡適在一九一七年發表一篇〈文學改良芻議〉，吹起白話文運動的號角。白話文運動提倡「語文合一」，即是書寫文字不用文言文，而改用白話文，目的就是提倡教育普及，因而帶動思想開放。除了「語文合一」，後來也推廣「詩文合一」，正如黃遵憲的「我手寫我口」，胡適的「作詩如作文」。
胡適在一九二○年出版《嘗試集》詩集，開啟白話詩的先河，其中一首《夢與詩》：
醉過方知酒濃，愛過方知情重，你不能作我的詩，正如我不能做你的夢。
這四句寫「愛」，都是平常經驗、平常影像，偶然湧到夢中，變換出多少新奇花樣；這四句寫「夢」，都是平常情感、平常語言，偶然碰著個詩人，變換出多少新奇詩句。
《嘗試集》裏有另一首詩，原題目是《希望》，後來被譜成大家耳熟能詳的校園民歌《蘭花草》：
我從山中來，帶著蘭花草，種在小園中，希望花開早。一日看三回，看得花時過，蘭花卻依然，苞也無一個。
眼見秋天到，移蘭入暖房，朝朝頻顧惜，夜夜不能忘。但願花開早，能將宿願償。滿庭花簇簇，開得許多香。
不過，語言和文字的演變是漸進的，文言文和白話文、古詩和新詩，兩者之間的分野是模糊的，而不是突兀的。現今文字的敘述裏，包含所謂古文、外來語、方言、火星文等，都是自然的事情，甚至可以把訊息表達得更精準，把情感表達得更傳神，如果過份拘泥，就失去用文字語言傳達訊息和情感的原來目的。
不過，我要強調，「我手寫我口」並不等於「我目閱我口」，換句話說，即使我們唸的是白話文和白話詩，也不要排除寫的是古文和古詩，甚至更要鼓勵大家去讀古文和古詩。文言文和白話文不但修辭遣字沒有清晰的界限區分，理念和情感的表達，更是超越界限的區分。千萬不要以「沒有用」一句話，把幾千年來文化累積的寶藏，一股腦兒就拋棄了。
～本文節錄自《語文力向上：國文課沒教的事3》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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