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飛凡身後獲國際眼科防治組織頒發的沙眼金質獎章。(網絡圖片)
湯飛凡身後獲國際眼科防治組織頒發的沙眼金質獎章。(網絡圖片)

他是成功分離出沙眼病毒的第一人,解決了困擾世界數千年的傳染病;他是中國第一代病毒學專家,創造了一個個不可能的醫學奇蹟;然而在中共的「拔白旗」運動中,他成為污言穢語下的冤魂。

中國科學技術史權威李約瑟讚歎他是「人類的朋友」「預防醫學領域裏的一位頑強的戰士」;當今世界最權威的微生物學教科書、病理學教科書,都記載著他為世界醫學做出的不朽貢獻。在中國大陸,他也重獲一定的聲名與榮譽,但他的故事及個中辛酸正在被國人遺忘。

他就是清末民初的醫學界泰斗——湯飛凡。

少懷懸壺濟世心

湯飛凡出生的那一年,正值湖南家鄉大旱。自幼目睹鄉親貧病交迫的他,遂生懸壺濟世之心。在他6歲時,湯父遵守易子而教的古訓,把他送到世交何家的義塾學習。何家的少爺——何鍵,即後來國民革命軍的上將,對勤勉求學的湯飛凡青睞有加,不僅親自輔導他算數和自然,更將女兒許配於他。懷高遠之志、結將門之親,預示了湯飛凡傳奇卻坎坷的一生。

1914年,教會學校湘雅醫學院首次在全國招生,年僅17歲的湯飛凡立即放棄在讀的工業學校,參加考試。七年的專業訓練,不僅磨練了他刻苦治學的精神,更讓他對行醫救人有了具體目標。時值微生物學的黃金期,湯飛凡在時代感召下,立志終生研究細菌學及傳染病。

1921年,湯飛凡畢業於湘雅醫學專科學校。(網絡圖片)
1921年,湯飛凡畢業於湘雅醫學專科學校。(網絡圖片)

1921年畢業後,他入北京協和醫院細菌學進修三年,掌握細菌學理論及實驗方法,打下堅實的科研基礎。

經校方推薦,他又獲得在哈佛醫學院細菌系深造的機會。出國前,他與何二小姐何璉成婚,夫妻倆同赴美國。湯飛凡成為哈佛投身病毒學研究的第一個中國人。

畢業後,他的導師再三請他留校,優越的生活條件、先進的研究環境及病毒學展露的前景,的確讓他嚮往。然而曾任湘雅醫學院院長的顏福慶寄來一封信,改變了他的選擇。顏福慶矢志創辦中國獨立的醫學教育體系,促成中山大學醫學院的成立。然而在經費、師資緊缺的情況下,百廢待興,他想到了曾經的優秀學生湯飛凡。

在信中,顏福慶開不出誘人的條件,只是如實告知辦學困難以及發展中國醫學的殷切期望。這封真摯坦誠的信徹底打動了湯飛凡,一股「天將降大任於斯人」的愛國豪情油然而生。他立即在1929年春天,攜妻子飛往上海,出任醫學院細菌系教授。

中國病毒學的拓荒者

中山大學醫學院開學時,只有8位老師,29個預科學生,而湯飛凡所在的細菌系則是一片空白。他再次成為一名拓荒者,親自設計課程、建立實驗室,在教學之餘進行研究。1930年起,他陸續發表論文,開啟中國病毒學研究。

兩年後,他兼任英國雷氏德研究所的細菌系主任,有條件從事更複雜的實驗。在上海的八年教學與科研生活中,湯飛凡在病毒學領域的研究有重大突破,多篇論文被世界權威專著及教科書援引,成為經典文獻。如果歷史允許,湯飛凡憑藉他對醫學的熱情、堅韌不拔的精神與嚴謹的治學態度,一定會取得更為驚人的成就。然而1937年爆發的抗戰,打斷了他的研究計劃。

湯飛凡奔赴抗日救亡的戰場,他報名參加「上海救護委員會」的醫療救護隊,並多次衝在戰場第一線,對傷者進行緊急救護。

緊接著上海淪陷,湯飛凡原本準備隨雷氏德研究所撤向英國,然而已擔任衛生署長的顏福慶又適時出現,改變他的人生軌跡。因戰時的中國瘟疫肆虐,重建中央防疫處成為當務之急。當湯飛凡收到老師的邀請信,再次燃起為國效力的情懷,轉赴「大後方」昆明擔綱處長要職。

剛接手的中央防疫處,財政困難、設備不齊、產能低下、人心渙散,猶如一盤散沙。湯飛凡便重整旗鼓,帶領有限的人員生產狂犬疫苗、牛痘苗等簡單的藥劑,維持日常開支並有盈餘;隨後把防疫處變成國內唯一的微生物研究所,生產符合國際標準的疫苗和血清。所製藥品不僅送往全國各地,還為英美盟軍所用,為世界二戰的勝利作出貢獻。

國民政府下屬的中央防疫處因此名揚海內外。1934年,《科學》雜誌發表文章介紹了其青黴素生產廠房的艱苦條件:「沒有自來水,只有一台又舊又漏、而且每天用完後都要修理的鍋爐;用過的瓊脂要回收使用,回收的設備是一隻破木船,放在湖裏進行透析;沒有商品蛋白腖供應,完全自己製造……」湯飛凡帶領防疫處的勇士們,克服重重阻力,做出了世界為之驚歎的成績。

抗戰勝利後,湯飛凡隨防疫處遷回北京舊址,重建戰火後的家園。他在美國的資助下建成佔地萬餘平方米的中央防疫實驗處總處,又憑借一套小型青黴素製造設備,建立中國第一個抗生素生產廠房。1948年,他主持生產每支20萬單位的青黴素,堪比進口產品。可以說,沒有湯飛凡的努力,就沒有中國病毒學的飛躍性發展。

湯氏病毒與衣原體 之父的榮耀

轉眼就到國共內戰、中共篡權之時,湯飛凡作為科技精英、國民政府官員、國民黨貴婿,遠離中共的掌控才是明智之舉。隨著國民政府的撤退,防疫處無法正常運作,他也打算舉家移居美國,重返哈佛。然而在出國前夕,他突然改變了主意,回到北京。在他心中,自己只是個專注科技領域的學者,並不關心政治;他更捨不得中國剛剛起步的微生物學,捨不得放棄辛苦創建的基業。

而中共在建政之初,也亟需湯飛凡這樣的醫學奇才「建設國家」;大陸民眾飽受各種傳染病折磨,更需要大量的疫苗供應。湯飛凡便被委以「重任」,擔任中共中央衛生部生物製品研究所所長、中共中央生物製品檢定所所長。他也竭盡所能,為恢復疫苗的研發與生產而忘我工作。

1950年,他的團隊成功遏制華北鼠疫的流行;1961年,他採用牛痘「天體毒種」和乙醚殺菌法,能快速製出大量優質的牛痘疫苗,在中國成功消滅天花病毒,比世界領先16年。

待國內疫情穩定,湯飛凡重拾少年壯志——發明一種可使億萬人免遭傳染病侵襲的預防方法。1954年,他回到實驗室,重拾一度中斷的科研——尋找沙眼病原體。

沙眼是流行三千多年、可致失明的世界性傳染病。當時世界上約有1/6的人患有沙眼,在中國,有近一半人患病,邊遠地區更有「十眼九沙」之說。而關於它的研究,單單分離沙眼病原體一項就是困擾微生物界數十年的難題。沙眼危害深遠、難以攻克,促使湯飛凡下定決心,潛心於遏止這項傳染病的研究。

那時的醫學家專注於沙眼病原是細菌病原還是病毒病原的爭論。早在1929年起,湯飛凡就在上海進行7個月的實驗,推翻當時頗具影響力的論斷。20多年後,57歲的湯飛凡壯心不已,再次挑戰學術難關。由北京同仁醫院的張曉樓提供典型病例,他帶領團隊開始了全新的探索。

工作中最大的難度是病毒分離,湯飛凡經過1年辛苦努力,試過前人所有方法都未成功,便獨創「雞卵黃囊分離病毒」的方法,配合青黴素、鏈黴素進行試驗。1955年8月10日,他第8次用新方法試驗,終於成功分離出沙眼病毒,並命名為「TE8」。這一重大突破,讓湯飛凡成為世界上發現重要病原體的第一位中國人。

有成員催促他立刻發表論文,搶佔世界之先。然而治學嚴謹的湯飛凡卻知道,病原體必須經過重複分離、體外傳代、引起病變等論證,才能稱作真正的病原。因而他不為名利所動,又花費1年心血完成論證工作,才於1956年10月發表論文。

湯飛凡不顧自身安危,把沙眼病毒植入自己體內,並在身患沙眼的情況下,堅持40天不治療。憑藉「神農嚐百草」的無畏精神,他成功積累了第一手寶貴而可靠的臨床資料,徹底結束病毒學界的爭論。 他的論文一經發表,立即成為世界矚目的焦點,各個國家先後用他的方法分離出沙眼病毒,尊稱這種病毒為「湯氏病毒」。
湯飛凡不顧自身安危,把沙眼病毒植入自己體內,並在身患沙眼的情況下,堅持40天不治療。憑藉「神農嚐百草」的無畏精神,他成功積累了第一手寶貴而可靠的臨床資料,徹底結束病毒學界的爭論。 他的論文一經發表,立即成為世界矚目的焦點,各個國家先後用他的方法分離出沙眼病毒,尊稱這種病毒為「湯氏病毒」。

1970年,學界將沙眼病毒與其它幾種類似的微生物命名為「衣原體」,而湯飛凡,正是公認的「衣原體之父」。由於找到了沙眼病原,對症下藥也就水到渠成,沙眼疾病在全球範圍迅速減少,幾近絕跡。

醫學名宿的迅速隕落

就在湯飛凡創造微生物學奇蹟之時,迫害知識份子的「反右運動」也隨即展開。由於湯飛凡沉浸實驗室的小天地中,無暇參與政治活動,因而暫時免受衝擊。而1958年,繼「反右運動」後,中共又大搞「大躍進」,同時在思想、文化領域掀起「拔白旗、插紅旗」運動。這一年,成為湯飛凡的受難殞命之年。

1958年9月下旬起,湯飛凡就接到所裏黨委的通知,要求他檢查資產階級思想,接受群眾批判。26日,他不得已在一個小型會議上作檢討,但是「群眾」認為他交代的都是無關痛癢的小事,不能過關。

28、29日兩天,湯飛凡在「全體黨團員大會」繼續檢討。為了「幫助」他過關,所裏的中共組織還私下安排批判發言,對他「萬箭齊發」。兩天之內,大會從「和風細雨」轉向「狂風暴雨」,起初他還能坐著交代問題,第二天就只剩挨批鬥的份兒。隨著氣氛越發緊張,他的罪名也逐步升級,先是「資產階級學術權威」「社會主義陣地上的一面大白旗」,接著是「民族敗類」「國民黨反對派的忠實走狗」「美國特務」等。

更荒謬的是,他研究沙眼病毒的成果,被說成是把病毒、分離方法送給外國人,「出賣國家利益」。29日散會時,主持人不依不饒地咆哮:「坦白交代低頭認罪才有出路,不然死路一條。」

30日那天,還有一場會議等著湯飛凡,但他萬念俱灰,不願繼續接受無端的侮辱,在清晨自殺身亡,中共宣稱他「自絕於人民」。

人已去,身後風波卻接連不斷。文革時,他繼續被打為「國民黨殘渣餘孽」「漏網大右派」「反動學術權威」,他的名字連同科研成就都被打入地獄,不見天日。發現沙眼病毒的功勞,被中共移花接木,安到提供病例的張曉樓身上。

幸而,他的貢獻最終為世人銘記。1980年,國際眼科防治組織向中國眼科學會寄來一封短函,邀請湯飛凡參加國際眼科學大會,為他頒發「沙眼金質獎章」,紀念他的功績。此時,湯飛凡已故去20多年。中共原本安排湯飛凡的學生、當年參與沙眼研究的王克干代為領獎,並通知當年獨攬功勞的張曉樓一同赴會。

誰知在會議前一天,王克乾被臨時撤換,改由張曉樓一人領獎。他領到的獎章,也改刻他與湯飛凡兩人的名字,張氏還排在前面。回國後,張曉樓把獎章複製兩枚,一枚自留,一枚送給湯家,原件卻上交中共衛生部。

湯飛凡的遺孀——何璉,和學生們一同發起呼籲,要求衛生部澄清事實。在求告無路的情況下,將門虎女忍無可忍,於1986年8月致信國際眼科防治組織,要求還湯飛凡一個公道。4個月後,該組織回信,肯定湯飛凡分離出沙眼病毒的事實,並補發獎章,上面只篆刻湯飛凡一人的名字。至此,一齣醫學醜聞落下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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