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6日 東京新宿  

雨夜再度來到東京。

在羽田機場搭乘巴士往東京市區,雖是初夏,但天氣冷得像秋天。我一路以攝影鏡頭注視著窗外,巴士裏悄然無聲,但偶爾傳來一對情侶的竊竊私語,逐漸轉暗的天色,使繁榮的東京城多了一份失落的陰影。

巴士窗前的東京城令我想及八十年代德國導演Win Wender拍的紀錄片,他曾為了一探小津安二郎的生平及電影美學來到日本,小津安二郎的墳墓上只寫了一個字:無。

東京,一個龐大的後現代文明結構體。一個沒落中的城市。乾淨中隱藏著混亂,禮貌假相後是全然的神經質,一種恐怖平衡。有人說,日本族群體內在瀕臨精神分裂。但眼前的我,在夜雨東京街頭所衝擊的潮暗思想及高聳雲霄的建築間來回旋轉,我帶著自己的故事到東京來了,我明白,眼下的東京,或者說,作為一個東京路人的我,日本文化的精緻便在於其絕對完美的悲劇表達方式。

當你開始明瞭生活是一齣悲劇時,你才開始生活,至少葉慈這麼說。

從我這個路人的眼光來看,日本文化已失去了核心,社會傳統和家庭倫理已褪色,但不少日本中生代知識份子,卻牢牢相信日本已找到自己一套價值,有別於歐美的價值觀,他們認同所謂的亞洲價值,而當然日本自己便是亞洲的中心,他們反戰、反傳統,站在自由主義的這一邊。

譬如,《朝日新聞》負責外報部的清田治史便說,他們不但重視亞洲新聞並且堅持自己的亞洲立場。他坐在朝日總社的咖啡室中為我舉例說明他的亞洲立場:一是香港回歸,西方媒體總是在報道回歸時不忘批評中共人權紀錄,彷彿香港是美嬌娘遭到無理暴漢的強娶,懷疑中共不會放手讓香港維持自治。但《朝日》的立場是歷史背景和因素,畢竟香港割讓已一百五十年之久,現代民主社會不該容許帝國殖民思想。

他說,《朝日新聞》的第二個亞洲立場是督促亞洲的現代化發展,他的語氣聽起來也有點像老大哥。但他解釋,日本現代化已一百多年,無論在經濟上或民主上都有足夠的經驗提供給亞洲其他國家參考。

我訪問《讀賣新聞》國際新聞部,聽他們說明他們的亞洲立場:基於美日同盟關係及美國對亞太安全的重要性,《讀賣》特別重視美國新聞,而且平常國內政經動態都習慣和美國比較,而因日本文化上傾歐輕美,所以也不會忽略歐洲的重要。綜合言之,只要符合日本國民利益及與日本國民相關的新聞,該報都會特別強調,這便是「亞洲立場」。

台灣人有所謂的「亞洲立場」嗎?我懷疑我們似乎看不到那麼遠。就像我懷疑台灣境內「國際觀」,在台灣,「國際觀」這三個字聽起來似乎含著某種貶義,好像是一種欺枉的字眼。

台灣模仿日本,悲歌為甚。對日本不是少數帶有莫名的民族仇恨情緒,便是大數含著被殖民民族所習慣的服從眼光。偶爾,童年裏的日本悲歌又會響起,那悲哀是對命運的認同,也是島國民族的狹隘,一種受壓抑後的偏執。但那悲哀也吸引著我。

拉丁美洲來的笛鼓隊在新宿街頭表演,一個戴禮帽的老男人不邀自請在樂團旁邊跳舞,他的奇怪舞蹈比拉丁音樂更吸引人,老人身手如此矯健,令我驚訝。遠處,一位長髮的年輕裸身男子身上繫著鼓,他毫無韻律地敲著鼓,整個晚上,沒有人理會他,他也沒理會任何人。

人類的末日到了。一輛卡車矗立在火車站前,擴音機不斷地播放出所謂神的旨意,但也沒有人留步。人類的末日真的到了嗎?廣場上都是流竄的人群,大家都急著去哪裏?

我自己要到哪裏去?躺在五臟俱全的旅館小房間內,我必須想起康德。尤其必須想起康德有關生命的四項本質問題:我是誰?人是甚麼?還能知道甚麼?我還能希望甚麼?(待續)◇

——節錄自《此刻有誰在世上某處走》/遠足文化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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