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您是「709」王宇律師的辯護律師，您可以講講在這過程中的一些經歷？
文東海：「709」大抓捕，我是最先站出來的，態度非常鮮明，我告訴警方，周世峰、王宇他們沒有罪，不應該被抓，不應該被央視污蔑。後來警察找我約談，我反應很激烈，之後我在自由亞洲電臺接受採訪，公開了自己的想法，當時余文生、程海等也是勇敢站了出來。
過了一個月，有人找到我，讓我代理王宇的案件，起初我很猶豫，一方面我沒有經驗，一方面是那個時候真是恐怖，代理「709」案件大家都有顧慮，我本人當然也有顧慮，那時就像一場運動，情況難以預測，警察四處抓人，環境緊張。後來我想，如果環境不改變，就會有更多人被抓，所以猶豫了一個星期之後，我答應做了王宇律師的辯護人。
開始我本人被強制約談，他們不希望我在網上發聲吧！但我要表明自己的態度，我不願意太張揚，我就是實事求是。
為了本能地維護律師的職業尊嚴和我個人的尊嚴，我不斷挑戰一些事情，不斷突破一些限制，現在回想起來，我還是盡職的，這段時間對我很重要，我也從中慢慢成長為一名真正的維權律師，只是我不能出境了，到香港、澳門都不行。
我遇到很多困難都是以前沒想到的，完全不讓會見、不通知家屬、不告知案情，也不讓與當事人通信，我的當事人幾乎完全是失蹤的狀態，越到後來，他們做出的事情越讓我們吃驚，最後乾脆把我們解聘！
我們感覺很諷刺的是，他們這麼做之後，竟然出臺了一個新的規定，依法保障律師權利的規定，幾乎每一條規定都證明「709」警方抓捕違法。我們拿著這規定找他們，他們說：「這不是法律，我們不需要執行。」那還有《刑法》呢？按《刑法》規定他們同樣違法啊！但他們不講法。
他們把律師當作敵人，可能他們吸收西方民主轉型的經驗，比如臺灣美麗島事件，比如韓國電影《辯護人》講的釜林事件，他們可能認為律師會成為他們的掘墓人，所以對律師防範得比較緊，不希望律師把民主理念通過法律方式表達出來，他們想廢掉律師的武功。
但大抓捕並沒有達到他們想要的效果，他們以為把律師抓了，其他律師不敢反抗了，就沒有人給律師做代理了，或者即使做代理也很小心，沒想到這些律師非常頑強，冒著很大的風險，到天津、到長沙、到廣州、到廣西等地，都是很積極、很勇敢地站出來，而且積極地發聲，在國際上造成了很大的影響。
我去了天津十幾次，要求保障當事人的合法權益，這給他們很大壓力，他們發現這些律師不那麼好對付，所以最後他們決定，把律師全部通通給解聘掉。
2016年1月8號開始，他們陸續解聘律師，完全是耍流氓了。王宇的母親授權我做她的律師，我的辯護手續齊全，而且我的辯護律師身份，經過警方，包括天津市地方政府和區政府、天津公安局、天津各級法院認可確認，但沒有任何的合法文件，他們就強行把我解聘了！
記者：「709」事件您有什麼感想？
文東海：「709」事件之前，我對中國的法律還是寄予厚望，認為這個國家還是有希望，還能走上民主、法制，但「709」事件後我感到徹底失望了。在共產黨領導下，中國沒有希望，不可能走上法治。
世界上100多個國家，還有幾個共產黨國家啊？就那麼1、2個了，半民主、半獨裁的國家也不多了，所以民主法制是一種趨勢。而共產黨的措施確實是開倒車，因為專制獨裁和民主法治本來就是格格不入的嘛！
記者：您如何看「709」事件的意義？
文東海：「709」並沒有把律師真正打壓下去，沒有達到當局的預期目標，很快律師團就組建起來，先後有4、50位律師作為「709」的辯護律師跟上，過程中不屈不撓，不管碰到多大阻力，很少有人放棄，即使有個別律師因各種壓力退出，但也一直在關注，「709」之後，律師非但沒被打下去，維權律師群體反而壯大。雖然當局對辯護律師嚴防死守，導致辯護律師無法正常發揮作用，沒能走上法庭，但他們在社會的大法庭上充份發揮了才幹。
「709」家屬的抗爭也是當局沒有想到的，她們向社會表達訴求，向國際尋求支援，後期家屬衝在前面，帶著辯護律師去抗爭。家屬表示自己的決心非常重要，你做家人你都不理不睬，沒表現出很堅決的決心，可能旁觀的人也不會有那麼大的熱情支持。家屬在「709」的表現超過我們辯護律師，甚至可能超過關在裏邊的親人，很勇敢，而且也很智慧，讓人耳目一新。
我聽獲得自由的律師講過，他們在裏面曾經受酷刑，正是辯護律師和他們的家屬在外面不斷抗爭，使當局認識到再這樣沒辦法收場，才勉強保住了他們的性命，這是我最近聽到的情況。
從改變人心的角度講，「709」這個事件雖然沒有像臺灣美麗島事件那樣，讓律師在法庭上充份發揮辯才，但也可說是中國走向民主法制過程中的標誌性事件，因為它同樣在全民進行了一場民主法制的啟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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