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加拿大人權律師大衛．麥塔斯在南韓首爾的一個活動上引述媒體報道表示，天津第一中心醫院接收的南韓器官移植患者數量驚人，曾在「3年間共接待了來自20多個國家的患者，其中南韓患者達3千多名，其它國家患者約1千名」。
麥塔斯和另外兩名調查員大衛．喬高、美國獨立新聞調查記者伊森．葛特曼在今年6月發佈的最新調查報告中也對這方面的信息進行了披露。
調查發現，天津中心第一醫院（又名：東方器官移植中心）的護士長在一份聲明中表示，為了滿足大量南韓病人的需求，該醫院已經把12層醫院大樓的4～7層改為專門的移植患者病房；並且借用天津經濟開發區的國際心血管醫院的8層，作為南韓患者的住院區；還同時將一家附近酒店的24～25層改為南韓患者等待器官移植的病房；即使如此，床位依然短缺。
他們在這份調查報告中引用了2006年發表在《鳳凰周刊》一篇題為《全球器官移植大調查》報道的相關內容，這篇文章的副標題是「數萬外國人赴華移植器官調查，大陸成全球器官移植新興中心」。
從2002年開始，南韓前往中國大陸接受器官移植手術的患者人數急劇增加。北京一家器官移植中心的南韓患者負責人說：「在天津、北京、上海、杭州等大型醫院接受器官移植手術的南韓患者每月達到70～80人，如果把中小醫院加在一起，在大陸接受器官移植手術的南韓患者每年將達到1千人。」
從南韓首爾到中國天津，坐飛機僅需要1個半小時。南韓《北韓日報》披露，2004年，天津市第一中心醫院院進行的507例肝臟移植手術中，南韓人佔37%左右。由於南韓患者眾多，天津第一中心醫院甚至聘用了一些會說韓語的朝鮮族外科醫生和護士。其他醫生也能流利地說出一些診治所須使用的南韓語言。
據《大紀元》駐南韓記者站報道，國際器官移植倫理協會（IAEOT）理事金滉鎬表示：「據我們調查，南韓至今仍有個人或團體向中國輸送需要器官移植的患者。」
「去天津市第一中心醫院的器官移植中心接受器官移植的南韓人在網上建立了『同好會』，有時上面還公佈去中國接受器官移植後回來的南韓人數。今年去中國接受器官移植的例子已經在網站上上傳，去年至少21名，今年目前上傳了2名。」他強調，「當然，這只是冰山一角，通過別的中介去天津市第一醫院的人可能不少。」
《鳳凰周刊》記者調查發現，天津第一中心醫院的移植外科部的醫生成天忙碌地穿梭於病房和手術室之間，彼此顧不上打招呼，他們嘴上總掛著這樣一句話——「這幾天特忙，一天十幾台手術」。有的醫生甚至連夜趕手術，一宿沒合眼。
有患者家屬透露，該移植中心一天之內最多做過24例肝臟和腎臟移植手術。
天津第一中心醫院手術後出院的患者提供的器官捐贈人記錄表上，捐贈人死因寫的都是「急性腦損傷」。面對《鳳凰周刊》記者的提問，移植中心主任沈中陽本人對此不置可否。
除了擔任天津第一中心醫院移植中心主任，沈中陽兼任武警總醫院肝移植研究所所長。武警總醫院器官移植研究所於2003年成立，由武警總醫院和天津第一中心醫院東方器官移植中心共同組建。
據隸屬天津市政府的北方網報道，從2000年開始的兩年中，沈中陽團隊的肝移植總數從24例增長到209例；而從209例增至1000例，只用了2003年一年時間。
中共武警和軍隊醫院系統不隸屬中共衛生部，而是受軍委管轄。據官方資料記載，沈中陽移植團隊2004年完成肝移植總數居全球第一，腎移植總數居中國第一。
北京武警總醫院網站這樣介紹沈中陽：2001年在北京組建「武警總醫院肝移植中心」，並擔任中心主任；目前，沈中陽仍保持國內肝臟移植手術總例數最多等多項紀錄。這個網站還曾登出一張沈中陽身著武警軍官制服的照片。
外界認為，天津市第一中心醫院擁有充足的器官來源主要與沈中陽的準軍方頭銜有關：憑此可以無阻攔地進入關押政治犯和良心犯的場所檢查或摘取器官。
美國獨立調查記者伊森‧葛特曼向英文《大紀元》表示，他認為天津市第一中心醫院的主要器官來源是被關押的法輪功學員。
葛特曼多年來一直在研究中共軍方和強摘器官之間的關係。2014年8月12日，葛特曼的新書《屠殺》英文版正式公開發售，他當天在美國華盛頓DC接受中文《大紀元》採訪表示，中共軍方醫院站在活摘人體器官的最前線；軍方醫院人員早期強摘維吾爾人、新疆人士的器官，在1999年實施對法輪功的迫害政策後，中共開始大規模地強摘法輪功學員器官。
葛特曼說，軍方醫院是「強摘器官的通道口（vent gutter）。」他還表示，維吾爾人、西藏人、法輪功學員……這些人彼此不認識，但他們有著類似的經歷－－通常是軍醫來接觸他們，「軍醫在現場出現非常常見。」
布會上披露，2012年3月20日，大陸收索引擎百度突然解禁「活摘器官」和「王立軍活摘」。
王立軍是警察出身，曾先後任遼寧省鐵嶺市、錦州市公安局局長，重慶市公安局局長、武警重慶總隊第一政治委員和重慶市副市長。王立軍從沒有醫學背景，但創辦了「錦州市公安局現場心理研究中心」，從事對人體器官移植的研究，並因此獲獎。王立軍發表獲獎感言時透露，他的團隊進行了幾千例的人體器官摘取。
葛特曼在幾年的調查中採訪了很多從中國大陸來到泰國、香港、台灣、澳洲、加拿大、美國的法輪功學員。他們很多因遭迫害而被迫流亡海外。
葛特曼通常並不讓受訪者知道他在做器官強摘調查。一位抵達加拿大滿地可的女法輪功學員向葛特曼講述了她在大陸獄中的故事，一再強調她所遭受的酷刑。實際上，這位老婦人看到葛特曼對一個看來無足輕重的體檢如此有興趣，她甚至感到有些惱火。
正是受訪者的這種自然流露，讓葛特曼感到這背後隱藏著一個可怕的黑幕，因為他感到這不是一個醫生進行的正常的體檢，醫生看起來是在處理一具新鮮的屍體，醫生只對血型、臟器和眼角膜等感興趣。葛特曼回憶道，他記得當時那一刻，感到一股不同尋常的冷意席捲了全身。
在後來的調查中，很多受訪者的經歷一次又一次地證實了葛特曼內心的擔憂－－強摘器官真實存在，並且廣泛進行。很多法輪功學員不僅在勞教所、看守所、監獄，有的甚至是在家中被強制採集血樣，被提取組織匹配樣本。
如果用「抽血」和「天津」作為關鍵字在明慧網上進行搜索，可以獲得不少結果。以下僅舉部份案例：
天津市大港油田一中的高中教師賈文廣女士在其控告江澤民書中表示，她曾被關押在天津板橋女子勞教所與河北區看守所，在被關押期間她多次被抽血；但是她發現，抽血對像僅限於法輪功學員，刑事犯是不用抽血的。
天津優秀會計師、法輪功學員趙樹霞在2016年新年期間，因在街頭懸掛了一個向民眾拜年、傳遞法輪大法真相的條幅而被綁架。趙樹霞後被非法關押於天津南開分局看守所，在看守所，她被強制抽血。
2007年11月9日，明慧網發表一篇題為《我在天津女子監獄所經歷和看到的迫害事實》的報道說：「專門迫害法輪功的隊是三隊，三、四、五監區都有法輪功，除了包夾人外就是個別刑事犯，每個監區三隊的隊長都單獨把法輪功學員叫出去，化驗尿和驗血，沒叫刑事犯。隊長說是對法輪功學員的關心。」女子監獄距天津第一中心醫院只有30多分鐘車程。
法輪功學員滑連有曾回溯2013年6月他在天津濱海監獄被抽血的經歷，濱海距天津第一中心醫院車程約47分鐘。天津市雙口勞教所也在法輪功學員進行驗血，從雙口開車到天津這家醫院約半小時。
天津第一中心醫院只是中國器官移植體系的縮影。至少有700家以上的中國醫院可以進行器官移植。
根據麥塔斯、喬高和葛特曼3位調查員的調查：中國器官移植手術數量每年約為6萬－10萬例；法輪功學員是被強摘器官的最主要對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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