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35年五月，竇太后去世，漢武帝真正走上領導大漢王朝邁向強盛的道路。
在漢武帝再度掌握朝政的第二年，他召見大臣，商討國家方針大政。曾作《天人三策》、讓漢武帝相見恨晚的董仲舒亦在其中。董仲舒從儒家思想出發，再次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建議設立推薦人才的察舉制度並使之規範化，提出以各郡人口多寡定舉人之數以及「四科」之制，並建議成立太學培養人才。沒有了阻礙、渴望著大一統的漢武帝，開始正式推行董仲舒的建議。
獨尊儒術
西漢初期的帝后將相雖然多好黃老之說，但因為朝廷的放任態度，對各家學說都一視同仁，都設立「博士」。與現代的意思不同，博士是古代學官名，始於戰國。秦始皇時有博士七十人。漢承秦制，諸子百家都有博士。身為博士之人要精通古今學問，可以回答天子的下問。顯然，當時黃老說並未取得獨尊的地位，而儒家學說同樣得到了發展。
公元前136年，即崇尚黃老學說的竇太后尚在世之時，漢武帝就曾為《易》和《禮》增置博士，與文帝、景帝時所立的《書》、《詩》、《春秋》博士合為「五經博士」，而五經都是儒家經典。此舉並未遭到竇太后的反對，主要原因一是武帝只是擴充，二是設置五經博士並不意味著排斥其它學說。
漢武帝二度掌握朝政、接受董仲舒「尊儒術」的建議後，五經博士的地位更為重要。此後，除了儒家學者外，其他任何學派的學者都喪失問津「博士」的資格和機會。不過，即便是儒家學者，要想成為博士，所研究的也必須在「五經」之內，即在一個方面或多個方面有所成就，超出這個範圍也無法成為博士。
史料載，漢武帝「獨尊儒術」主要推崇的是「公羊春秋學」。這是研究以《公羊傳》解釋《春秋》的學問，《公羊傳》即《春秋公羊傳》，或叫《公羊春秋》，相傳為戰國齊人公羊高所著，專門闡釋《春秋》。最初只有口頭流傳，漢初才寫成書，並曾受到漢景帝的重視。
而漢武帝之所以推崇公羊春秋學，應與其所闡釋的「春秋大義」包括尊王、維護中央最高權威、主張「大一統」等，深深契合漢武帝的宏偉志向。在公羊春秋學研究方面頗有聲名的除了董仲舒，還有公孫弘，後者在第二次被舉薦後，被拜為博士。其後，公孫弘先後被擢升為左內史、御史大夫和丞相，還被封為平津侯。
公孫弘曾提出治國安民的八項主張，主要涉及兩個問題：一是國家要節儉，輕徭薄賦，愛惜民力，為百姓創造良好的生產與生活條件；二是朝廷用人要因任授官（根據才能授予官職），任人唯賢，賞罰分明，使官盡其責，人盡其才。其思想中既有儒家的仁義、講求德政，認為「天德無私親，順之和起，逆之害生」，也有法家的因能任官、法義結合、賞罰分明等，這與漢武帝的治國理念同樣契合。而儒家與法家在贊成君主制、大一統方面是一致的。
對於漢武帝「尊儒術」的落實，公孫弘發揮了重要作用。他於公元前124年提出並擬定為五經博士設弟子員的措施，以及為在職官員制定以儒家經學、禮義為標準的陞官辦法和補官條件。前者大致要點是：
一、遵循「三代之道」，以實現天下「教化」為務，先辦好中央官學，而後推廣於地方。
二、規定為博士官設置正式弟子五十人。由太常擇民十八歲以上，儀狀端正者充任博士弟子，免除他們所擔負的國家徭役賦稅。
三、設「受業如弟子」的旁聽生。由郡國、縣道邑推薦「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的優秀青年，經郡守、王相審查屬實後送報太常，成為旁聽生。旁聽生沒有定員。
四、定期的考核及任用制度。規定滿一年後舉行考試，如能通一經以上的，就補文學掌故缺，特別優秀的可以做郎中。才智下等及不能通一經者，令其退學。
以儒家經學、禮義為標準的陞官辦法及補官條件，則主要是以「通一藝（經）以上」、「先用誦多者」為準，其中品級高的可任左右內史、太行卒史，品級低的也可任郡太守卒史或邊郡太守卒史
上述措施在擴大儒學的影響、擴展經學的應用範圍，起到重要作用。如博士官弟子的設立，並免除他們的徭役賦稅，使儒學研究者保持著一定的規模，為「尊儒術」提供人員保障；而從學儒者中提拔官吏，也吸引了大批讀書人，使經學之士在官員中的比例逐漸增大。
顯然，儒學成為中國王朝正統統治思想，是通過漢武帝尊儒術、設置五經博士和博士弟子等，以政治制度、社會制度的形式確立的，儒學的這種地位延續到清朝都沒有改變。
不過，漢武帝雖然「獨尊儒術」，但並沒有徹底排斥其它學說，更沒有採取滅絕百家的極端措施，其「罷黜百家」僅僅是罷退諸子學官，而且允許其活動，甚至對有才能者亦加以任用；前朝的一些信奉黃老說的大臣們也仍被重用。
按照司馬遷的記錄，漢武帝是「悉延百端之學」。而其施政思想中除了王道（儒家），還包含霸道（法家）、道家、陰陽家等等。要知道，五經中的《易經》也是道家和陰陽家的經典，《書經》則是夏、商、周三朝的行政法典。
顯然，漢武帝儘管重視儒家學說，但卻不拘泥於一家，而是為了其統一大業，選取諸家學說中有用之處為其所用。
興辦太學
太學中的「太」即第一的意思，中國人喜歡把高、大、甚、最這些意思，與「太」字相關聯。譬如太陽、太空、太子等等，而太學就是指最高學府，即天子掌的中央大學。
上古時期中國已經有高等學府，董仲舒說：「五帝名大學曰成均。」夏、商、周三代的大學稱謂也各不相同，西周時太學一詞出現，西周時的太學又名「大學」，天子和諸侯均設之。當時的太學不是單純的學府，還是舉行祭祀、宴會、選拔武士、議定作戰計劃等場所。直到漢武帝時期，太學才成為專門傳經授業的中央官學。
興建太學的建議亦來自董仲舒，他對漢武帝建議道：「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在尊儒術的思想下，公元前124年，漢武帝接受公孫弘提出的具體辦法，設太學於京師，並選出5名最有學問的鴻儒做五經博士，還選拔50名最優秀的青年做博士弟子（太學生）。學生學習的課程為五經，考試通曉其中一藝者便授予下級諮詢官吏之職，優秀者可充任皇帝侍從，更加優異者破格提拔。
除了太學，各郡國也開設學校，設立學官，置學官弟子，待遇相應參照太學生。
隨著經濟的發展和國勢的強大，西漢太學不斷擴大，博士弟子逐漸增多。昭帝時100人，宣帝時200人，元帝時1,000人，成帝時達到3,000人。平帝時由王莽輔政，竟然擴招至10,000人。
無疑，漢武帝草創的太學雖然規模有限，但大學教育雛形已經形成，漢武帝通過太學不僅為國家培養優秀的儒家學者和官吏，也為自己的統一大業奠定了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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