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人大多可能沒有聽說過楊兆龍這個名字，但在國民黨執政大陸時期，他可是個赫赫有名的人物。
楊兆龍是哈佛大學法學博士，不僅通曉英、法、德、意等八國外語，而且在大陸、英美兩大法系方面均有精深造詣，曾任中華民國推事、律師、憲法起草委員會和資源委員會專員、大學法學教授，直至最高檢察長， 還曾被荷蘭海牙國際法學院評選為世界50位傑出法學家之一。
1979年4月的一天，一位名叫楊兆龍的老人在浙江海寧縣一間4平方米小屋裏悄然離世。臨終前，他喃喃吟出了屈原《離騷》中的一句詩：「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是甚麼讓他九死仍舊未悔？是對自己救人的義舉嗎？
少年才俊 學貫中西
1904年11月8日，楊兆龍出生在江蘇金壇東崗村。6歲時入私塾讀書，接受傳統教育。1922年，楊兆龍成為燕京大學哲學系新生，後在東吳大學學習法律。在東吳大學他總共修了40多門課，每一門成績都在90分以上，當時所有課程都是英文授課。
楊兆龍1926年加入國民黨，1927年畢業後，出任上海公共租界臨時法院及租界上訴法院推事（法官）。據記載，在法院任職期間，他不畏強權，秉公執法，常常與陪審團針鋒相對，將有罪的洋人繩之以法。因他常在訴訟之爭中與外國陪審領事發生衝突，兩年之後被解了職。他在任職期間寫的不少判詞，都被收入了當時在國內頗具影響的《東吳法學季刊》。1931年，楊兆龍考入南京政府司法行政部，不久擔任秘書處科長。
在上海租界擔任法官的同時，他還在上海法政大學以及東吳法律學院教授《證據法概論》、《商法概論》、《海商法》等課程。當時的楊兆龍才26歲。
1934年，楊兆龍與新婚妻子赴美國哈佛大學深造。期間他發表了大量介紹美國司法狀況的文章，涉及範圍相當廣。其題為《中國司法制度之現狀及問題研究——參考外國主要國家之制度》的博士論文獲得了專家一致好評。取得哈佛法學博士後，楊兆龍以研究員的身份赴德國柏林大學學習，跟隨著名的庫洛甚教授研究「大陸法」。留德期間，楊兆龍還赴法國、意大利遊學，並在法國加入比較法學會。
1936年秋天，剛剛30出頭的楊兆龍結束了在柏林的學業回到中國，被聘為國家資源委員會專門委員。抗日戰爭時期，他奉命起草國家《總動員法》、《軍事徵用法》等草案，還在重慶同時任中央大學、浙江大學、東吳法學院、朝陽法學院教授，先後講授海商法、比較法、比較民法、比較刑法、訴訟法、行政法、法理學、法哲學等課程。
1945年4月，楊兆龍受邀擔任司法行政部刑事司司長，以便及時準備抗日戰爭後面臨的懲辦戰犯等問題。6月，聯合國制憲會議在美國召開，通過了《聯合國憲章》，該文本的中文翻譯主要由楊兆龍負責。他譯的《聯合國憲章》至今仍是中文規範譯本。
日本投降後，楊兆龍隨國民政府返回南京，成立戰犯罪證調查室，自己出任主任。他和手下700餘名工作人員，共蒐集了日寇侵華罪行材料30餘萬件。這些證據經各地司法行政機關初步審核後，由楊兆龍最後審定，部份呈送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其餘送交中國戰犯審判委員會審查。這些證據對於保證中國代表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日本戰犯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這種做法也得到了聯合國戰罪委員會的贊同。
1948年，楊兆龍被海牙國際法學院評為「比較法學」專家。當時全球獲此殊榮的共50人，中國有兩人，另一人是時任國民政府外交部長的王寵惠。
促國民黨釋放中共政治犯
1949年4月，中共正大舉佔領國民黨領地之際，國民政府首都監獄裏的所有共產黨員和政治犯都被釋放了。不只是在南京，全國監獄裏萬餘名政治犯，也都獲得釋放。在國民黨政權明顯處於下風之際，怎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這要歸功於楊兆龍。
據《炎黃春秋》報道，1948年底，南京中央大學法律系教授楊兆龍被代總統李宗仁任命為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長。他的妻子沙溯因曾參加抗日救亡運動，思想開明。沙溯因的妹妹沙軼因當時寄住在楊家，她不僅是共產黨員，而且是南京中共地下黨市委負責人之一。
市委指示沙軼因：先與姐姐商量，取得她的合作，然後以進步知識份子的身份，勸說楊為今後出路著想，為釋放政治犯出力。楊兆龍開始感到風險太大，對共產黨的政策也有疑慮，猶豫不定。經過沙軼因多次勸說，終為之所動。但他覺得這件大事要有共產黨負責人的認可。於是南京中共地下黨市委書記陳修良派負責策反的白沙與楊見面。一天下午，白沙到楊兆龍家面談，希望他留下為中共即將統治的中國服務，並保證其身家性命安全，楊終於答應盡量出力。
1949年3月，南京政府行政院改組，辛亥革命老人張知本出任司法行政部部長。楊兆龍與張知本在30年代曾在立法院同為起草憲法共事，相交甚篤，知道張知本是位好心腸老人。楊兆龍遂勸說張，為釋放政治犯做些好事，說那些熱血青年，為愛國而坐牢，實不應該。楊建議張知本在行政院會議上提出釋放政治犯的提案。張同意，在行政院會上提出這一提案，以微弱多數票通過了釋放政治犯的決議，並命令司法行政部執行。
張知本拿到決議指令後，立即訓令最高檢察署擬具詳細辦法，通令全國各級司法機關一律釋放政治犯。按照憲法，此通令須有總統簽字。當時李宗仁因事去廣西，楊兆龍不敢耽擱，飛往廣西面見李宗仁。楊兆龍拿到總統簽字的通令後，立即用代電方式通告江蘇、安徽、浙江等十幾個法院檢察院立即執行。全國有1萬餘人因此獲釋。
國民黨政府撤離大陸時，楊兆龍選擇了留下。在晚年談及這個選擇時，他對女兒說：「關鍵是妳媽媽思想非常左傾，她早盼著共產黨了。她認為我們家如果跟蔣走，等於自取滅亡。如果去國外，實與當白俄無異。只有留下來才會有前途。此外，妳姨媽的勸說和白沙代表組織的保證也起了作用。」
文革前被捕 家破人亡
豈料，這一選擇對楊兆龍來說，意味著災難的開始。中共佔領上海後，楊兆龍將最高法院檢察署的全部檔案，移交給上海市軍管會。之後，舉家遷到南京，受聘為中央大學（後改名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後轉任東吳法學院院長兼教授。
1952年，中共開展了針對知識份子的思想改造運動，楊兆龍也被號召「交心」。無奈之下，他說出了王孝和被殺一事，所幸過關。院系調整後，楊兆龍賦閒在家一年多，1953年秋被調至復旦大學外語系教俄語。1955年肅反運動中，楊兆龍被懷疑為「國民黨潛伏特務」，專案組進行審查後，作「內專物件」處理，他又逃過一劫。
1957年初，在中共的誘使下，楊兆龍在「鳴放」期間表示對肅反中所受的委屈感到遺憾。不久，反右運動開始，他被打成「右派」，這次再也逃不過厄運了。
1958年2月，他的3個子女均在反右「補課」中被劃成右派。是年4月，楊兆龍被取消教授職務及工資待遇，每月只發給生活費35元，並限其遷居，強迫勞動，以致他咯血住院。
60年代初，楊兆龍再次遭遇不測，命運陷入低谷。因幫助一名學生和次子去國外留學，1963年9月，他被上海市公安局以「現行反革命罪」逮捕。上海市某領導人在一次政協會議上放風：「楊兆龍寫信給聯合國要求聯合國出兵干涉中國內政，因此被捕。」數年後女兒曾問父親：「可有此事？」楊答：「若真有此事，我還能活著出來嗎？」
楊兆龍入獄後，他家被當作特嫌據點受到監控，女婿被懷疑為潛伏特務而被開除公職，押送至新疆服苦役。妻子沙溯因被撤銷教職，降薪三級去圖書館工作，同年退休回家。
1966年文革爆發，沙溯因不堪紅衛兵的百般淩辱，自縊身亡。楊、沙兩家兩代積蓄的家產被全部查封，大量文稿講義等被燒，毀於一旦。女兒楊黎明無處棲身，不得已遷居浙江海寧夫家。而楊兆龍在被關押了8年後，終因「歷史反革命及叛國投敵罪」被判處無期徒刑。
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森首次訪華，總統法律顧問應氏曾向周恩來當面詢問楊兆龍教授的情況。1975年，中共特赦，楊兆龍出獄。這個73歲的老人，拖著傷痕累累的身心，回到家中不見妻子沙溯因。
女兒瞞他不過，只好告知，母親於1966年「患腦溢血死亡」（實為自殺）。父女抱頭痛哭。沙溯因曾對女兒說：「如果我見不到妳父親，妳要告訴他：『是我害了他。』」楊黎明知道，母親是在悔恨。當年為了營救萬餘名獄中政治犯，沙溯因姐妹聽從了地下黨南京市委要求，把楊兆龍留在大陸。他和家人絕對想不到，執政後共產黨卻始終把他們當作階級敵人和反革命，處心積慮要置他們於死地。
此時的楊兆龍已是家破人亡，只好跟隨女兒遷居浙江海寧。1977年10月，楊兆龍突發腦血栓，致右肢癱瘓並失語。1979年4月1日上午11時，他突發腦溢血，當即昏迷，並於下午6時離世，享年75歲。1980年，中共才給他家人一個說法：撤銷原判，宣告無罪，恢復名譽，發還家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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