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穆迪和標準普爾都下調中國主權評級至負面。中國政府官員和學界人士出面反駁,認定外國人不懂中國事,而且往往強調中國政府還有強大的「政策工具」,因此中國的經濟「不會出問題」。

這個威力強大的「政策工具」到底是甚麼?我問過好幾位財經界的人士,他們列舉了一些,但似乎都並未說到關鍵所在。 

一般來說,政府會透過財政政策及行政政策,也可動用減稅等措施來刺激投資。另外也可在金融貨幣政策方面做調整,增加貨幣供應。或者,更有中國特色一點的,是強化控制資金流向,強化控制資本外流,實行更為嚴厲的外匯和資金流動管制等,都可以產生不小的作用。

上世紀九十年代中後期,海南發展銀行經營不善倒閉,存戶大為緊張,蜂擁聚集在銀行門前。很快,警察和武警前來,趕走了存戶和債權人。有幾位組織存戶追討的人被抓起來,罪名是「尋釁滋事」(這罪名現在越來越熟悉了),債權人向法院聲請輕判,但法院拒絕立案。當局還下令所有媒體不得報道,有人以電子郵件(那時還沒有社交網絡)傳遞消息,被警方登門警告。結果一間銀行倒閉所引發的「金融風險」,被活生生壓縮在一個很小範圍內。

後來,海南工商銀行接管該行,存款在50萬以下的存戶百分百歸還,50萬以上的存戶,按比例歸還,這當然是九個月之後的事情了。由於95%以上的存戶存款在50萬以下,因此那些計劃「鬧事」的人很快被分化瓦解,未能取回所有存款的大戶只能自歎倒楣。

這是一次標準的中國特色的「政策工具」使用。其它國家包括香港,政府的「工具庫」中絕無此工具,因此穆迪和標普們無法理解。但其中的問題積累下來,對中國經濟卻會構成嚴重影響。中國「贏者通吃」文化因此大行其道,並逐漸成為中國金融市場和資本市場中的特殊風氣。

從某個角度上說,所謂經濟現代化過程就是經濟活動貨幣化過程。以前中國人自耕自食、自產自消的經濟活動,由於不納入稅務網絡,不參加社會經濟迴圈,所以不形成「有效GDP」。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以來中國經濟的所謂「高速增長」,實際上很大比例是經濟貨幣化的過程。即原來不以貨幣衡量的經濟活動,變成了市場化且以貨幣衡量的經濟活動。

其中最明顯的例子是房屋市場。九十年代中以前,中國沒有房屋市場。城市居民的住房,由所謂「單位」分配,繳納少量租金。如筆者以前住過的廣州市,900呎住房的租金不到十元人民幣,等於全年給中國GDP貢獻108元。房改之後,住房市場化,用市場價格衡量。如今在廣州,同樣的樓房市場價值300萬,月租金6千元。以租務市場計算,同樣的經濟活動,形成的GDP比20年前高出了600倍。

與此類似的還有退休、社保、醫療、教育等等的產業,佔據了中國經濟的半壁江山左右。

這其實就是李克強所說的所謂「改革紅利」。

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發了一個「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簡稱「改革六十條」。其中最重要的內容,就是政府逐漸退出市場,不再強行扭曲價格。另外,就是改革農村土地使用方式,使農村土地成為中國農民的真正「資產」,進入市場貨幣化,再來一次「高速發展」。

可惜的是,中國政府,包括中央和地方,在不利的情況下肆意使用他們的「政策工具」,包括拆遷和搶奪農民土地,導致近期地方因徵地引發的糾紛不斷增加和激化。

當局的政策工具,正在吃掉改革紅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