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一個精美的黑匣子
1972年初，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才剛剛過去，對父親的頻繁批鬥也才稍稍止息。我那年僅三十四歲的母親，卻因長期置身恐怖、驚嚇、悲傷、哀愁、以及生活的重壓 ，積憂成疾，積勞成疾。身為醫生，卻救治不了自己。父親陪母親去南京就醫，兩個月後，父親一人歸來，帶回一個繡有白鶴、松柏、梅花鹿的精美黑匣子。在那個物質匱乏的年代，連我們裝衣服，用的都是紙箱子，如此精美的黑匣子令我們幾個孩子驚異不已。那是骨灰盒！可憐的母親，已然蠟炬成灰。
母親驟然離世，家中彷彿塌了天。撇下四個孩子，我們兄弟姐妹四人。最大的姐姐，十三歲，最小的我，八歲。從此，父親又當爹又當媽。不僅要劈柴做飯，還要縫衣衲鞋。而對於幼小的我，苦役也才真正開始。養豬，養雞，養蜜蜂，養兔子，捕魚，打蛇，砍柴……所有謀生的手段，都用盡了；所有繁重的勞役，都歷練了。巴山淒冷，蜀水蒼涼。年復一年。
這還不是最可怕的。「出身」的陰影，也覆蓋了我。「地主崽子！」從班主任老師牙縫間擠出來的這句毒性咒罵，至今轟鳴於我的腦際，也將轟鳴於我的一生。小學班主任，那個脊背彎駝的中年女人，面相兇惡，有如惡煞；出語尖刻，有如利刃。彼時，我唯一的長物，是名列全班最優的學習成績。而以我的天性，總有機會成為「孩子王」，但只要我稍一得志，班主任便發動全班同學「孤立」我。
「把他孤立起來！」隨著班主任老師一聲喝令，我的苦日子便開始循環。在我的身後，常常跟著起鬨的孩子群。「地主！」「地主崽子！」伴隨著這類辱罵的，是無數紙團、樹枝、泥巴、石塊，雨點般地投向我。我常常只能沒命地逃跑。害怕上學，就常以逃學來躲避。我偶有反擊，就被告到班主任那裏。班主任當著全班的面，潑婦似地叫罵：「你一個地主崽子，竟敢打貧下中農的後代！」
父親得知，氣得嘴唇直抖。兒子受欺負，似乎比他自己受迫害還要難受。激憤之下，他拉上我，找到班主任評理：「您說我那娃兒是地主？八、九歲的娃兒是地主？他生在新社會，長在紅旗下，連我都沒有剝削過人，他又剝削了哪個？連毛主席都不得說我娃兒是地主！」班主任用鼻子哼地一聲，不理。文革期間，父親受迫害。與此同時，整個小學階段，我也跟著受迫害。恐怖的童年。（2）◇
（選自《不受歡迎的中國人》／附錄：我的中國故事。 香港《開放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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