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社會近兩千多年以來，主要有兩種社會權力結構。一種是金字塔式的君王制，權力源於家族世襲；第二種是扁平網結構的民主選舉，權力源於選票。共產黨的專制體制，和這兩種不同，社會權力雖然是金字塔結構，但權力的來源既非世襲（北韓例外）也不是選舉，而是產生於一個強勢利益集團之內。
通常，人們把這種權力結構稱為威權體制，這種說法非常恰當地表達了這種體制的基礎，就是需要一個絕對的權威人物立於金字塔的頂端。但問題在於，權威並非憑空而來的，它必須在危機和解決危機中產生。以中共的體制為例，毛澤東的權威是戰爭中形成的，鄧小平的權威，則是戰爭（他本人也是軍事將領）加上後來推動所謂的改革開放政策。如果沒有中共七十年代「社會經濟陷於崩潰邊緣」，也就沒有所謂的鄧小平權威。
趙紫陽的回憶錄中，曾談及有人勸他奉行「新權威主義」，趙拒絕了，他講話的大意是：權威不是任命出來的，需要在解決危機中才能產生。中共這樣的專制體制最終必然失敗。趙紫陽在這裏其實已經接近了終極解釋，因為承平日久，便沒有危機；沒有危機，則無法形成權威；沒有權威，則威權體制難以運作。
事實上，共產黨的專制體制是一種半軍事化的制度，利於社會動員而不利於社會發展，善於面對危機而不善於解決平衡穩定。這個特徵決定了共產黨的天下，需要連續不斷的危機，繼而進行社會動員，產生新的權威以便控制金字塔頂端。因此，共產體制如果繼續維持專制，總有一代不如一代的效應。在中國，則是鄧權威不如毛，江權威不如鄧，而胡的權威更是處於可有可無的狀態。反映在體制運作上，中國社會運行的效率同樣是江河日下。
反過來說，專制體制的有效管治需要絕對權威，絕對權威又需要管治危機，遂成為一個惡性循環。毛澤東當年說文革必須「七八年來一次」，豈是胡說八道之言，因為他確實需要危機才能掌權。
習近平上台以來不斷集中權力，而最近「核心」之論更是甚囂塵上。這同樣反映了中共專制體制運作的特點，他們需要一個強而有力的權威人物。不過，沒有巨大危機的和平時代，這樣的權威難以形成。而如果要把中國真正帶進一個開放多元的新時代，除了建立現代民主制度，恐怕是別無他法。中國其實沒有別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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