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歷史學家尼爾·弗格森在《貨幣崛起》一書的導言中說，2007年，美國人均年收入不到3.4萬美元，而當年投資銀行高盛公司首席執行官勞埃德·布蘭克費恩的收入（包括工資、獎金和股票獎勵在內）達到6850萬美元。同年，高盛公司淨收入達到460億美元，超過了100多個國家的國內生產總值。不過，布蘭克費恩的收入還是比不上索羅斯。當年索羅斯的收入是29億美元。與此同時，全世界有近10億人每天僅賺1美元維生。
這裏，我們可以對索羅斯的賺錢能力得到一個大致的印象。
2015年1月24日，索羅斯宣佈退休。索羅斯評價自己說：「我是一個複雜的人，在世界一些地區，我以迫使英格蘭銀行屈服和使馬來西亞人破產而出名，即作為投機者和魔鬼而出名。但在世界其它地區，我被視作『開放社會』的捍衛者。」
對於中國而言，索羅斯同樣具有兩面性。一方面，索羅斯算得上中國的「老朋友」，他旗下的基金會從1986年進入中國，服務中國各項社會事業20多年；但許多對此不了解的中國人對索羅斯的印象來自他對香港金融市場的阻擊，認為他是專門從事顛覆事業的陰謀家，是一個投機的金融大鱷。
索羅斯進入中國的牽線人名叫梁恆。1985年，在哥倫比亞大學讀書的梁恆接到了索羅斯要求見面的電話。他們在一家法國餐廳見面，索羅斯說「想替中國做點事」，請梁恆幫助打探在中國設立一個基金會的可能性。索羅斯當時計劃仿照在匈牙利搞基金會的模式，每年出資不少於100萬美元，資助中國改革和開放的研究活動。梁恆回國後結識了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的所長陳一咨，雙方談妥。1986年10月，中國改革開放基金會正式成立。
中國改革開放基金會在北京租了一間小辦公室，只僱傭了四個人，成立了由教授、經濟學家和編輯組成的顧問委員會，負責篩選來申請補助的計劃。運作的第一年，基金會從200件申請案中批准補助了40件，多是開創性的小型計劃。一位藝術史專家在基金會的協助下，尋找文化大革命期間遭到嚴重破壞的古老技藝作品，搜集登記了成千上萬件即將失傳的傳統藝品。基金會還資助重新搜索傳統音樂的計劃，搜集了即將失傳的民謠，錄製成五卷錄音帶。
1988年，基金會每年接到的申請案增加到2000件以上，當年獲准補助的個案有209件。其中包括贊助國內專家到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哈佛大學和普林斯頓大學進修，補助重點放在經濟學和社會學科。
據不完全統計，基金會在1986年10月到1989年5月兩年多時間裏，共計贊助了中國將近300多個項目，總贊助額250萬美元。資金主要用於派遣赴美學者以及接待美國來華人員、進口美國和西方社會科學書刊、建立討論性質的沙龍，以及資助體改所以及其他文化事業。1989年，索羅斯基金會退出中國。有親歷這段經歷的人表示，「基金會做了很多非常好的事情，今天仍讓很多當權者受益。」
不過，在「一切都變得大不相同」的21世紀，索羅斯又回來了。2004年8月，開放社會基金會總裁奈爾對中國進行了兩周的考察，決定重返中國。
2005年，索羅斯基金會為中國非政府組織及相關機構捐贈了共計近200萬美元的款項，它們主要被用於支持法律援助、公共利益訴訟、環境保護以及愛滋病防治等。
在環保領域，基金會贊助了梁從誡的環保NGO自然之友，幫助該組織在中國宣傳綠色理念和開展環保項目。在社會公益領域，基金會為中國疾病控制中心提供了技術援助，阻止愛滋病在吸毒者中的蔓延。
索羅斯女兒還創設利眾基金會，服務藏區18年。
截至目前，索羅斯基金會在中國尚沒有官方代表機構，總部發言人曾表示，「開放社會研究所希望能儲備足夠的資源，在中國設立分部，在未來的日子裏為廣大的中國人服務。」
然而，相當一部份中國人對索羅斯的了解是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這個掃蕩東南亞的金融颶風一舉刮去了百億美元的財富。其中最讓中國人難忘的是索羅斯旗下的量子基金和老虎基金對港元阻擊。香港金融管理局在中國大陸的支持下，動用1200億元外匯儲備大舉入市購買港股，才迫使索羅斯等炒家在8月底高價平倉損手離場。
索羅斯近年來在多次接受採訪時堅稱無悔當年參與狙擊港元行動，強調自己沒錯：「我在金融市場從事投機活動，是合法的行為，如果不合法的話，我不會做。」「從亞洲金融風暴這個事情來講，我不炒作它照樣會發生。我並不覺得炒外幣、投機有甚麼不道德。」
「我認為一些規則需要改進。如果改進和改良影響到我自己的利益，我還是會支持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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