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九年中共人大發表了《告台灣同胞書》,提出通航、通郵、通商「三通」與交流的要求。「我們黨根據過去反共的經驗,採取不妥協、不接觸、不談判的立場,不唯基於血的教訓,是我們不變的政策,更是我們反制敵人最有力的武器。」一九七九年四月蔣經國以他那特殊的浙江口音將他對中共政權的基本立場,堅定而緩慢地陳述出來。 共產污染 幸得中華文化洗淨
在蘇聯及柏林圍牆倒塌後的今天,人類已經見證共產主義的失敗,然而九十年前的中國,許多人視共產主義為解救中國的靈丹妙藥。在這種盲目崇拜下,曾經,蔣經國也認為共產主義是中國的希望,也曾對十月革命後的蘇共對中國的善意信以為真。經過父親(蔣介石)首肯,負笈蘇聯,入莫斯科孫中山大學,研讀馬克思主義與列寧學說。在開會時積極發言、撰文出壁報,僅僅一個月已經成為共產主義青年團團員。
這段期間,在思想上共產黨以黨性代替人性的特徵,極度污染他的人格;在政治上共產黨極權特務、暴力謊言的邪惡特質,悄然附體他的意識。當蔣介石發現蘇共「皆不外凱撒之帝國主義,不過改撰名稱,使人迷惑於期間而已。」繼而在一九二七年清除共產黨時,莫斯科孫中山大學群情激憤,示威集會,蔣經國甚至上台聲討批判其父。
返國後他的生命出現轉機,在政治上他切斷了與共產黨的一切聯繫,在思想上他父親不斷的以中華固有文化薰陶他,讓他回歸關懷人性的文化系統內。蔣中正經常在家書中要求他閱讀背頌傳統古文經典,在〈我所受的庭訓〉一文中蔣經國寫道:「父親指示我讀書,最主要的是四書,尤其是《孟子》;對於《曾文正家書》,也甚為重視。後來又叫我看《王陽明全集》等等。」
這些庭訓讓他在思想上產生極大的轉變,「父親不斷地薰陶,我的思想受了極大的影響,更認識了中國固有道德、政治、文化、哲學思想之偉大。」
看清共產本質走向反共道路
蔣經國漸漸看清共產黨謊言與暴力是其本質的一體兩面。對日抗戰期間,共產黨欺騙人民抗日實際上是「一分抗戰、二分應付國民政府、七分壯大」伺機奪取政權。在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五年國共內戰初期,弱勢的中共即以和談的謊言迷惑世人。一九四五年十月十日國共雙方簽訂完《和平協定》,毛澤東高喊「蔣總統萬歲」言猶在耳,回到延安立即毀棄約定,不斷變化立場原則,讓正常人無法招架。直至一九四九年中共漸漸壯大,蔣經國更看出「共匪一面採取和平口號以摧毀我軍士氣,一面以軍事行動佔領我重要城市」,面對大部份人誤信中共「和平」之幻想,只能承擔殘酷的教訓了。
國民黨退守台灣後,隔著台灣海峽,蔣經國記憶中的大陸越來越模糊,但對中共本質的了解卻越來越清晰。一九七五年他即表示:「毛共玩弄和解與統戰的手法,無非是利用人的私心和弱點,向來是要你的時候可以跪下來叫爸爸;不要你的時候就要殺你的頭。」和談乃是鬥爭的工具之一,只是分化敵人瓦解士氣的謊言,以方便暴力達到目的。
當他立足中華文化看到對岸在共產黨赤化下,戰亂、饑荒、恐怖統治與文化的摧毀,帶給中國前所未有的苦難。當他立足中華文化看到共產黨給中國帶來的苦難時,他走向了堅決反共的道路。
擺脫共產附體 開放民主
在蔣經國思想清醒的初期,他只能改變自己能意識到被共產思想污染的部份,而更多的是意識不到的部份,所以我們在早期演講紀錄中還可以發現,他不自覺地引用史太林的用語與做事方式,在政治上更是理所當然地沿用共產黨極權的政治模式,情治特務、軍隊政工、思想控制等方式,以期對抗共產黨,保障台灣安全。
幸而到了晚年,蔣經國已經清晰地看到共產思想帶來的傷害。這種立足中華文化的思想幫助蔣經國清醒過來,讓他擺脫共產思想的附體,更使他看到民主潮流,進而解除戒嚴、開放黨禁、開放報禁,為台灣民主奠定發展的基礎。
蔣經國傾一生之力擺脫共產思想,將台澎金馬作為反共基地,確保了台灣的長治久安。在兩岸互動日益頻繁、而中共千枚飛彈對著台灣的這一刻,時至今日仍對中共心存幻想者,豈能不以蔣經國一生從共產黨員到反共領袖的歷程為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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