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人重視具有藝術和文化內涵的
休閒生活。

上海印製的木板畫年曆叫「新出夷場
十景」,它描繪了火車、輪船、跑馬、馬
戲、電燈、花園、腳踏車、鍵球等,對清
末期間中國人來說都是新鮮事。

香港會所一直以來是居港中最有財
勢、地位最高的英人會集地。

1876 年名畫家雷諾瓦作品《煎餅磨坊
的舞會》反映歐人的聚會場面。

「渣甸花園」畫作描繪建築別墅時情
形。渣甸馬迪臣公司(怡和)在銅鑼灣
東角興建的別墅。

 

「三軍司令官邸」的畫作,官邸位於
紅棉道( 即今日茶具文物館)。

香港第一間大會堂,於1869 年落成。
大會堂前有噴水池,前面有廣場是官方指
定的販馬場所。

1868 年之香港大酒店。

早年建築物很多是巴洛克式的、哥德
式的、維多利亞式的。圖為建於1920 年
淺水灣酒店,美輪美奐。

1927 年跑馬場看臺,歐人打扮好比
影片「窈窕淑女」(My Fair Lady)所描
繪。

 

早期洋人在港生活
早期的香港生活缺乏光彩和魅力,沒有歷史,港口貧瘠、遙遠、落後,缺乏吸引性的荒蕪之地,加上熱帶病和瘟疫流行,海盜橫行,夏天颶風為患威脅生命財產,每次死人無數,冬天火災為患,因此無法吸引英國本土上層人士或貴族前來定居做「開荒牛」。事實上,19世紀在香港定居的英國人,並非英國社會上的精英。他們大多是在本土出身的中層或中下層人士。移入香港定居的英國人主要有官員,商人,專業人士和軍警。當然,千里迢迢東來的英人、商人其實志不在此,他們的最終目的是物資豐富的龐大的中國貿易市場。

自從香港宣佈成為自由貿易港後,其他不同國籍的商人,相繼到香港營商牟利,同時,鄰近的華人也大量入境,找尋機會,使香港漸漸繁榮起來。這個華洋共處的社會裏,外國人和華人有著全然不同的職業,收入和生活方式,涇渭分明。英人以外其他族裔19世紀在香港生活的歐洲人,一般都有自己聚居及工作的地方,對香港社會並不熟識,他們對華人社會的認識,大多只是來自於刊物和報紙的描述,而當時的報紙報導往往使他們避免與華人接觸,因為晚清政局混亂,加上中國與外國開始形成對立。香港歐洲人生活上,除了少數與本地華人女子生活在一起外,大部份歐洲人都有自己的圈子,消遣方式及會所。對他們來說,融入華人社會是不可想像的事。分隔華洋社會的洪溝,一直存在著商界和整個社會裏。

葡萄牙人──葡萄牙人對香港的認識早於英國人,因為葡萄牙人自16世紀便已定居澳門,因而對華人的生活習慣及語言都有一定的認識。來港後,他們除了擔任文職和商業助理外,還從事其它專業及技術工作:如印刷,建築等,並大力支持天主教的建立和傳播。那些在洋行工作的葡人往往充當譯員,因為他們既懂英文、亦懂得說廣東話 (雖不懂得寫)。但是,重要的翻譯工作,還是需要譯員來做。

據港府的紀錄,1841至1861 香港開埠後的20年間,至少有800名葡人在香港定居。至1860年,香港政府聘用的葡人將近40人,被普通英國人和外國洋行僱用為職員的則有150多人。澳門葡人在香港開設規模較大的商行,計有域多利藥房、醫務堂藥房、皇后藥房,以及香港汽水公司。葡人開設印刷公司有著名的 Noronha & Co., 是香港印務局的前身,後來被政府收購了。他們有自己的會所Club Lusitano,孖刺西報 (Hong Kong Daily Press)、德臣西報(China Mail)等的主筆不少是來自澳門的葡萄牙人。

葡萄牙人在香港的地位很特殊,在戰前,他們的地位比不上英國人的地位那麼高,他們不是亞洲人,但又比起中國人又高一些。香港立法局長期以來都有葡萄牙人的代表議席,例如我們97年以前熟識的沙裡士議員 (A de O Sales )便是代表者。巴斯人──除葡萄牙人外,巴斯人 (Parsee或Parsi )是早年移入香港的一個較多的種族。 巴斯人是印度次大陸上的波斯人,俗稱「白頭摩囉」,信奉拜火教。與猶太人一樣,巴斯人商業上長袖善舞,很懂經商。他們最初與英國人做生意,均是以販賣鴉片致富的,他們是英國人的最佳貿易夥伴,在香港投資地產,早年的影響力很大,著名的有 H.N.Mody 麼地,他曾於1912年捐鉅款成立香港大學。另外,Ruttonjee 律敦治,律敦治醫院是他捐贈的,還有Dorabjee Nowrojee盧先生於1888年創辦天星小輪。

還有的是錫克族人和印裔商人(如遮打爵士 Sir Catchick Paul Chater)。由於英國人早期對華人不信任,開埠後不久,港府即開始聘用錫克族人來當警察,到1950至60年代,我們香港的警隊還有很多印度或錫克裔的警員。其他族群如日籍商人亦慢慢在港建立社群。二戰以前,香港的外籍人口數量通常佔總人口的2%至3%,其中歐美人士約佔一半,其餘主要是葡萄牙人、印度人和日本人。

東西文化匯聚
就民族性而言,英國人生性保守,相當尊重傳統,英國人不會主動與陌生人搭訕,其出發點是著重不探人隱私。英國人若與陌生人攀談,也會相當保留,而且話題常圍繞在天氣打轉,因為這是最不觸及隱私的題材。英國人頗以自己的傳統文化為榮,並常緬懷其光榮歷史,重視具有藝術和文化內涵的休閒生活。但英國人的階級觀念很重,其實不同階層的英國人,也很少混在一起,那麼與不同種族、語言、文明、社會階層的華人就更不在話下了。

移民到香港的英國人,帶來英式的傳統文化和娛樂活動,他們早年在香港的生活,可從一幅上海的年歷畫或多或少反映出來當時華人對洋人的看法。晚清「五口通商」後,香港發展普遍緊追上海,上海開埠後就在國內出版過這樣一個木板畫的年曆,描繪洋人在上海租界的眾多娛樂活動、交通工具、機械工具等新鮮事務。年曆畫叫「新出夷場十景」,(因當時稱洋人為「夷」,所以華人稱租界為「夷場」),它描繪了火車、輪船、跑馬、馬戲、電燈、花園、腳踏車、鍵球等新鮮事物,這反映了當代歐人的生活與社會發展。今天看似平常不過的,誰知百多年前是如何新鮮甚至於不解的事物。年曆掛畫雖是上海洋場十里的寫照,但香港情況也反映不少。

香港開埠不到10年,1850年代香港島北面已會所林立,除木球會外,還有賽馬會,馬球會,槍會,遊樂會,香港會,酒店等,這些會所都成為當時為數不多的外籍居民的社交中心,而香港會所當時是最有財勢、地位最高的英國人匯聚之地。歐人的其它工餘消遣,室內的例如在舊大會堂公演舞台劇、或戶外狩獵等。又如果能攀上機會受邀參加港督府舉行的年度園遊會,也是一種地位的象徵。

歐人居所與休閒生活
外籍居民要落腳在香港,當然首先要建築好房子與辦公室,住宅區主要選擇在政府規劃出的中區及半山和山頂區範圍,或在投標買來的地方。早年富商顛地(Dent) 就發展春園(今灣仔) 築有海濱花園別墅、碼頭及噴泉,佔地面積甚廣。當時很多外國商人都喜歡住在「春園」,那兒是洋人熱門的社交場所,又接近附近葡萄牙人聚居的「進教圍」(St. Francis Yard )。在港督般含爵士任內(1848-1854),他曾租用春園的一所住宅作為督憲府。

渣甸馬迪臣公司(Jardine,Matheson & Co.Ltd)在銅鑼灣東角(今怡和街一帶)興建的別墅,美輪美奐,洋行大班的府第就建在東角突出的山頂上,下面有大廣場和花園,氣派非凡,是巴洛克式的設計,人們稱這座花園為「渣甸花園」。其他富商在山頂區的豪宅,三軍司令的官邸,政府山的聖約翰座堂及其它西式教會建築物,中區的大會堂及香港會所,酒店,辦公室,郵政大樓,匯豐銀行(第一代),富商麼地在半山干德道的大樓,氣派豪華。這些極具規模的華麗建築物,仿傚文藝復興藝術,外型有巴洛克式的、哥德式的、維多利亞式的。室內方面,那些英國化住宅,全部家俬均屬舶來的維多利亞款式,因為洋人高度重視具有藝術和文化內涵的休閒生活。

英國人一向特別鍾情馬匹,不管殖民到哪裏,也總是把賽馬帶到那裏。跑馬地原本是一片瘧疾為患的沼澤,因為是港島當年唯一一幅大平地,早於1845前英國人已開始動工變更為馬場,1845便已舉行首次賽事。初期每年只辦一次賽馬,通常在農曆新年期間舉行。馬場正面的大看臺,俱為外籍達官貴人所佔用,華人不許進入的。 賽馬會只負責主辦所有賽馬活動,投注業務則由私人會所經營,馬會僅從中抽取佣金。初期的賽馬活動為業餘性質。到1884年,香港賽馬會在才正式成立。1927年,香港賽馬會才首次容許華人成為會員。

在皇后大道近域厘街(即今日之銀行街) 的大會堂廣場,當時大會堂前有噴水池,前面有廣場是官方指定的販馬場所。馬匹是提供馬車用的 (始於1842年) 及賽馬用的(始於1845年)。洋人鍾情馬匹,除用作交通公具外,到打獵季節就策騎聯群結隊去狩獵。跑馬地一帶,早年就規劃出來供洋上流社會打獵郊遊賽馬之用。後來九龍及新界併入英國管治範圍內,狩獵地區範圍更加擴充了。

英國人嚮往富有藝術和文化內涵的休閒生活,會安排公演舞台劇等表演,或在美梨廣場草地上的舉行舞會或化妝舞會,有時動用到印度兵團奏樂助興的,當然還有其它各式各樣的文娛和體育活動等。自從1841年香港開埠至20世紀初,香港華人在政治上得不到應有的發展,但華人在財政上已可與英國人匹敵。除了一些富有華商外,早年大部份港人的地位仍然低下。很多富裕華人不斷遷往半山區原有的歐籍人士的區域居住,亦使原先居於上址的歐籍人士不斷向山上遷居,直至1904年立法局通過「山頂區保留條例」,禁止華人居住山頂。

此條例最為歧視華人:把山頂區劃定為歐人住宅區,華人除得到港督的許可外,不得在該區度宿(傭人例外);表面上是防止瘟疫侵襲歐人住宅區,但瘟疫受到控制後,此條例仍然保留。《山頂住宅區條例》法例直至1947年才取消。到1930年代,一些較高級的酒店和會所,華人仍然不許進入,而中式建築物也不許建於中環的中心地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