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假訊息年度調查發表暨高峰論壇5月19日在台大法律學院霖澤館舉行，調查結果顯示2023年有高達83%的台灣民眾，在最近一年內有收到假消息。假訊息最多的傳播管道為網絡和手機。多數民眾支持政府立法管制假訊息。專家呼籲積極防制假訊息，以阻止中共統戰。
台灣事實查核教育基金會與台大新聞所、政治系合作，連續2年進行「假訊息現象與事實查核成效」調查。事實查核基金會董事蘇正平擔任主持人致詞表示，「多場論壇即將陸續登場，因為台海局勢緊張，國際都關注假訊息議題，還有相關的查核假訊息組織，以及有哪些方法遏止假訊息的傳播，對這些問題大家都需要去了解。」
今年度調查委由民間調查機構執行，結合台大動態民意研究計劃（NTUWS）會員資料庫，該計劃使用「混合模式」（mix mode）調查方法，結合網絡調查及（家戶）電話調查兩種方法。調查執行期間為2023年4月1日至17日，網絡調查取得有效樣本1,789案；電話調查成功完訪數為1,200案。由台大新聞所所長洪貞玲教授、台大政治系教授張佑宗、台大新聞所副教授謝吉隆報告今年度主要調查結果。
調查結果1：假訊息最多的傳播管道為網絡和手機
針對假消息認知情形，調查結果顯示假消息散布的情形仍然嚴重。2023年有高達83%的台灣民眾在最近一年內有收到假消息，比去年的74.5%略高。除一般民眾及社運團體這兩類人外，超過一半的台灣民眾認為媒體、政治人物、境外勢力三方最常製造假訊息，最多的傳播管道為網絡和手機，其次為電視、廣播和報紙。
絕大多數的台灣民眾認為假消息對社會的影響嚴重。至於假消息是否影響社會信任及政治信任；調查結果顯示，多數台灣民眾認為假消息會減少對某些人或制度的信任，尤其以媒體工作者最為嚴重，高達66%。其次是政治人物，也高達62%。第三則是政府的施政，減少55%的信任。對社會人際關係和民主制度的影響也不小。
有關如何辨識假訊息，調查發現，民眾經常選擇方法依序為「與親朋好友討論」「聽取專業人士對那則新聞的判斷」「查閱相關書籍或其它實體資料」「使用事實查核機制」等，2023年各類查核方式的使用人數比例均較2022年提升。當遇到假訊息時，有八成民眾會提醒親友這則新聞為假訊息，也有超過四成會分享澄清該則新聞的帖文。顯示人際互動對於辨識、抑制假訊息影響甚大。
調查結果2：逾六成民眾認為政府、科技公司應限制假消息流傳
調查也發現，高達九成四民眾認為有需要透過教育或宣導加強民眾辨識假消息的能力；針對事實查核的認知，有過半的台灣民眾知道民間闢謠或事實查核機構；且有六成民眾認為民間查核組織具有公信力，有半數民眾知道台灣事實查核中心。至於民眾是否真正使用事實查核資源，調查顯示，有52.4%從未使用過，顯示推廣使用有進一步努力空間。
針對民眾對假訊息的問責，調查發現，超過六成民眾認為政府、科技公司應該限制假消息在網絡流傳，即使損害人民言論自由。有九成認為應該透過立法，要求社群媒體建立假消息的自律機制；有超過八成民眾認為應該立法要求網絡平台提高演算法透明度。調查也發現，有六成左右的民眾認為網絡平台應該付費取得相關新聞授權。
調查結果3：政治謠言「只看立場不看事實」
為了解事實查核是否有效更正民眾錯誤認知，此次調查新增實驗設計，讓對照組和實驗組觀看一則健康生活類謠言，和兩則政治事件謠言。結果發現，事實查核的確可以明顯改善人們對假訊息錯誤認知；但政治和非政治事件的查核效果有所差異。對於生活健康事件，事實查核效果沒有受到黨派立場影響；對於攻擊特定政黨、政治人物假訊息則出現明顯黨派立場，也就是對有很深的黨派立場的人，會出現信者恆信、不信者恆不信的情況。
張佑宗建議，查核報告最重要的溝通對象應該是台灣社會的中間選民，中間選民比較不會受到攻擊對象是誰而受影響。台灣中間選民有四成，雖然事實查核沒有辦法改變所有人的看法，但確有存在的必要。
謝吉隆說，連續兩年調查發現假訊息傳播確實有「第三人效應」，受試者認為別人較容易受假訊息影響，而自己比較不容易受影響，不過，今年調查的第三人效應略為降低。
洪貞玲說，過半的台灣民眾（58.6%）知曉民間闢謠組織和事實查核組織，包括：查核中心、Mygopen、CoFacts真的假的資料庫、趨勢科技防詐達人、美玉姨、LINE查證等，比例比去年略高，47.6%受訪者會使用這些闢謠資源，比例均高於去年。其中，網絡調查民眾比電訪知曉查核組織的比例更高，可能是闢謠組織更運用網絡來傳播查核結果。
專家：防制假訊息氾濫 阻止中共統戰
發表會後舉辦「假消息的來源、影響及因應之道」高峰論壇，由洪貞玲教授主持，與談來賓包括行政院政務委員羅秉成、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所長陳志柔、台大法律系教授蘇慧婕、台灣事實查核中心總編審陳慧敏。
陳志柔說，過去中研院調查發現，有六成民眾不信任網絡上流通的訊息。這次假訊息年度調查，有八成民眾認為網絡會散播假訊息，顯示社會對假訊息的「病識感」提高，就有機會對症下藥。他說，假訊息的操作是中共統戰的手法之一，且操作方因應情勢變化的能力很強，假訊息的手段會越來越綿密、細緻。
陳志柔認為解方有二：第一，是民間要建立資訊生態系統，第二，則是政府的跨部門協調整合。民眾期待政府要及時應對假訊息，但訊息防制的業務跨足數個部門，包含教育部、勞動部、數碼部等，並不是單一部門針對單則訊息闢謠的問題，而是必須加強合作、整合，才能做深度的整備和演訓，推動立法的效率和形成共識。
陳慧敏表示，假訊息會減損對政府施政的信任，這是訊息生態圈的一個重大危機。民主社會應要共同創造「信任圈」，透過信任圈取得可信任的資訊、有品質的公共政策討論；但從2022年九合一大選前至今，已經可觀察到假訊息會針對政治生態中的對立、政策的缺口鋪陳，吸引民眾注意；還有媒體結構性的問題、數位小編未經查證追逐網絡社群帖文的現象，讓假訊息透過匿名路徑、媒體轉載、社群擴大渲染的特性傳播。
蘇慧婕表示，用法律應對訊息管制可能有兩種方式，一是要求公民更積極、但如果民眾不積極也莫可奈何；另一個是容許政府更積極的介入，但產生爭議時，就會產生政府箝制言論的疑慮，這是不同價值預設的取捨，也是兩難的狀況。未來有待更細緻的公民社會討論來處理。
羅秉成表示，立法管制假訊息是應該討論的議題，《數位中介法》原希望立法規範、要求平台肩負相關責任，但NCC在2022年舉行公開說明會後，因法案內容中的幾個議題被放大、遭操作成《數位中介法》是對言論自由的傷害，使得草案在初步討論時就胎死腹中，立法管制假訊息和言論自由的兩難，還有待凝聚社會共識。
羅秉成說，網絡訊息犯罪樣態多元，目前是針對不同假訊息樣態處理，針對詐騙，有打詐相關修法；針對兒少性暴力、性犯罪、性剝削有相關法令應對。他指出，要用法律工具切入訊息防制有一定複雜性，現在用單一法律處理假訊息，或許尚不成熟，未來是否需要一般性的共同原則、要求平台建立自律機制，仍有待更多的時間面對與更多的社會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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