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談到中學畢業旅行十三陵公廁的恐怖經歷。這個文化衝擊,30年後的今天仍歷歷在目。不過,這並非中國對我的第一次衝擊。我的第一次是1978年。

那年,我8歲,文革結束不久,仍是華國鋒年代。廣九直通車於次年才恢復,要去廣州探親,便需在深圳轉火車。深圳聯檢大樓於1985年才落成,之前由英界去華界,要自行爬越一列列的火車,這對於帶滿行李支援祖國的旅客,著實不易。

過關需時,之後又要等好久才有火車往穗。結果,凌晨兩三點出門,晚上九時多才到達廣州親戚的家。若是今天,放下行李後第一時間當然要安頓幼小(即是我)睡覺,然而當年旅客到埗後按法例要求要馬上到派出所辦理臨時戶口登記。在派出所的感覺仍記得很清楚:擠着十多人的房內,那唯一的4W鎢絲燈泡下,所有身體、嘴巴好似雕像般一動不動,等候着進行登記的同志法落。那是第一次感受到「幹部」的震攝力。

更精彩的衝擊還在後頭。一天,親友成群到泮溪酒家午膳。泮溪曾接待過無數中外貴賓,是中國著名酒家。它與荔灣為伴,園林山水,風景怡人,庭院內的滿洲窗、曲廊、木雕檐楣更具文物價值。那些年,我家做裝修,工友們每朝開工前都在茶樓飲茶,我課餘時也會參與,對茶樓的運作頗為熟悉。泮溪的經歷,是一生難忘:茶客不單要自己開茶,還要去廚房自取點心、自己換枱布;不單沒有點心車,連服務員也沒有幾個。事後問長輩原委,原來革命同志們弄好點心,便算完成應盡之義,其它原屬「服務業」範疇的工作,在社會主義眼中是剝削行為。後來,鄧小平修正主義(或稱「改革開放」)橫行,讓一部份人先富起來,無產階級的底氣沒有了,赤貧問題再次尖銳起來,那是後話。

離開泮溪,在荔灣公園遊玩後,要坐公車回親戚家。那裏是總站,幾十人在候車。公車駛來,人們像蝗蟲般疾湧至公車四周,窗和車門無孔不入,奮力鑽進,彷彿車廂內就是他們生命的歸宿。我的親戚也不示弱,把我舉起從車窗塞進車內,因此幸得一座。這應該是我人生中唯一一次從窗進入另一空間。

還有一次,在廣州最大的商場南方大廈。那時我已經喜歡買書,在新華書店看中兩本書。書都放在窗櫥內,要叫服務員拿取。兩位女服務員正高聲聊天,我請其中一位幫忙,她怒目視我,把書用力擲在我面前。嗯,明白了,「服務業」是剝削嘛,我在剝削她聊天的權利。

那時,香港人辛苦用擔挑運東西回廣州,救濟親朋,支援祖國。中國的親友要甚麼,電視機、雪櫃、電單車,一封信過來,這邊便會盡量滿足。曾經有親戚甚至扮跌跛腳,以生活需人照顧為名申請大陸的年輕子侄來港。平時也會收集超市的膠袋,返鄉時送贈。香港人對中國施恩不望報。可是,50年過去了,上一代人的無私支援,換來了甚麼?

四個字:恩將仇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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