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命題有點像國內的著名相聲題目，「關公戰秦瓊」，2個跨越時空的人物對話，好像不切實際，但仔細一看，還是有可比之處。先說劉紅英，最近火到不得了，是河南鄭州市中原區桐柏路街道平安街社區書記，如果沒有疫情，誰也不會留意這別人物。
她火了，是因為在河南省鄭州市召開的疫情防控新聞發布會上，她發言訴苦搏同情，卻抽水抽著火水，一句「錯過女兒18歲成人禮」，再加哽咽的表演，令網民炸鍋：「不是給民眾為防疫失誤道歉，卻是賣慘來合理化自己的不作為嗎？」
最慘不忍睹的是，這個「賣慘」實在太幸福，只是錯過了女兒的一次生日，和富士康工人「長征回鄉」、封控樓有人跳樓等等相比，不值一提，有點像國內潮語，太「凡爾賽」了吧？
這劉紅英還不認錯，後來自己拿了個大喇叭在社區到處叫苦，說自己沒有做錯甚麼事，還爆料稿子都是領導審核過的，不是自己想說就說。連基本官場遊戲規則都不懂，把領導出賣背鍋，她以後應該有很多時間可以陪女兒過每一年的生日了。
但吐槽完這位劉紅英，總有人會問，為何現在大陸的官員，不論大官小官，都這麼「缺心眼」，都這麼自以為是、高高在上，怎麼好像以前的官員就為民請命、把人民記在心上，為何古今大不同呢？
這就要舉一個同樣來自己河南的模範好幹部，焦裕祿同志了。他人生最後服務的地方，就是河南省開封市蘭考縣，他被黨史形容為「縣委書記的榜樣」，並被追認為革命烈士。
他幹了甚麼事情呢？根據黨媒流傳的版本，大約如下﹕
「焦裕祿帶頭反對幹部特殊化。一次他發現自己的孩子看戲沒有買票，隨即對全家開展了一次不能搞特殊化的教育，並將戲票錢送交戲院。
一次國家撥給蘭考縣一批救濟棉花，救災辦公室見焦裕祿穿的棉襖全是補丁，乃給焦裕祿的妻子3斤棉花票做新棉襖，被焦裕祿堅決退回。
焦裕祿窮到回家鄉看母親的路費也要外借。焦裕祿不讓女兒靠自己權力獲得工作。
焦裕祿有秘書、通訊幹事，但儘量自己寫工作總結、講話、調查報告等。
焦裕祿的肝病病情惡化，領導勸住院治療，但焦堅持工作。醫院開出藥方，他嫌藥貴而沒買。
1964年5月14日，焦裕祿因肝癌急性復發病逝，享年42歲。」
你看看，難怪焦被封為模範書記，他諸葛亮一樣，躹躬盡粹，死而後矣，活得比996還累。然後你看，他做的事，今天的官員都很難做到，你要今天的官員不安排自己孩子工作，那我當官這麼大有屁用？
重點是，如果你問，為何今天都是河南的共產黨員，就只出了劉紅英而出不了焦裕祿？因為今天做官的，誰想做焦裕祿？工作到肝病發作還不肯住院？誰想這麼做？
今天的小官，工作忙到忘了女兒成人禮已經非常了不起，怎麼可能還要把命都搭上去了？今天的官員，你看內蒙那個李少莉，幾萬塊錢的名牌絲巾，好幾千元的耳環，這才是當官的吸引力嘛。
如果你要今天的官員，活得像焦裕祿那樣，看病沒錢、買藥嫌貴、回鄉探母親也要借錢、身上只能穿破衣，還是那句話，誰精神有問題才會當官啦。
所以今天中共官員質素集體墮落，並非單單是個人品德問題，而是精心選擇理性決定的過程。因為兩條路太明顯了，要不像劉紅英李少莉這種，沒有人民的讚許，但有權力的祝福，也有權力的甜蜜。
要不便做焦裕祿，有人民的流淚肯定，但自己也是苦得天天流淚，吃力不討好，更有可能天威難測，隨時下馬。如果那時一點好處沒有撈到，那真是白幹了。
所以奉勸偉大的黨別再宣傳這些高大上到有點不正常的書記模範了，正常發工資正常工作時間正常的權力運用已經足夠，畢竟如果要一個書記做到死在任上才能解決社會問題的話，這個社會本身已經出了很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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