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金融時報》於6月23日發表的《反全球化人士的七個認識誤區》，列出的七大錯誤虛虛實實，有的是真實存在的觀點但非錯誤，有的是虛設，還有的是張冠李戴。最重要的是，作者沃爾夫完全迴避了西方左派聯盟已經將全球化（Globalization）升級為大重置（Great Reset）這一事實。本文將對沃爾夫在文章中指出的七大錯誤條陳縷析，指出大重置為人類設定的「新的定航」是世界禍害。
第一個錯誤是只盯著貿易
言下之意，在推廣經濟全球化時必須推廣政治全球化，否則就是「錯誤」。沃爾夫的錯誤在於他以為美國與西方永遠正確。
1990年代經濟全球化初起不久之後，就推出以自由、民主憲政、人權等為內容的普世價值，全世界對此由衷表示歡迎，即使是推動以這些為內容的「顏色革命」，在專制國家也受到普遍歡迎，因為那時的美國是山巔之國，除了強大無比的硬實力之外，世人更崇拜其「軟實力」（soft power，哈佛教授約瑟夫奈爾首創）。所謂軟實力，是指在國際關係中，一個國家所具有的除經濟及軍事外的第三方面實力，主要是文化、價值觀、意識形態及民意等方面的影響力。相對於硬實力「一國利用其軍事力量和經濟實力強迫或收買其它國家的能力」而言，軟實力則是「一國透過吸引和說服別國服從你的目標並追隨的能力」。
如今30年過去，在2011年西方歡呼的「阿拉伯之春」變成漫長的「阿拉伯之冬」後，顏色革命終於壽終正寢。
美國民主黨領導的左派聯盟終於將在它國推行顏色革命的整套經驗用之於國內，成功進行了一場自我「顏色革命」：以膚色劃分權利等級的身份政治與社會主義經濟訴求（紅色），通過2020年美國大選向世界展示了一場活生生的「去民主化」過程，完全符合查理斯蒂利（Charles Tilly，著名歷史社會學家、政治學家）在其顛峰之作《民主》一書中列舉的去民主化四個標誌：1、自由公正的選舉惡化，出現大選被操縱的現象；2、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和結社自由權受到削弱，削弱了政治反對派挑戰政府的能力；3、法治對政府司法和官僚約束被削弱，司法獨立受到威脅；4、政府製造或過份強調國家安全威脅，以製造一種「危機感」。
這樣一個經過左派顏色革命後的美國，向外推廣的已經不是原來的普世價值與民主化，而是他們迷戀的「進步主義」文化。今年4月28日，美國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宣布：「我們發布了有史以來的第一份公開的美國政府報告，展示我們為在全球推動男女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者、酷兒及間性人等人士（LGBTQI+）的人權所做的工作。我們敦促所有政府與我們一起採取行動，支持LGBTQI+人權捍衛者不懈和崇高的工作。」
拜登政府此舉自然不會受到歡迎。世界價值觀調查協會在對調查結果和各種觀點的總結中指出，在婚姻、家庭、性別和性取向等問題上，「低收入國家和高收入國家的主流價值觀之間的分歧越來越大。」就連《紐約時報》也不得不在《全球化已經結束，一場全球文化戰爭正在打響》中承認，「現在，我們與世界其它地方的距離越來越大。但今天正在發生一些更為重大的事情，這與過去的大國鬥爭不同，也與冷戰不同。這不僅僅是一場政治或經濟衝突。這是一場關於政治、經濟、文化、地位、心理、道德和宗教的衝突。更具體地說，它是數以億計的人在廣泛的戰線上對西方行事原則的拒絕。」
文化馬克思主義的重點一向志在統一全球價值觀，我很懷疑高度左傾的美國民主黨政府是否能夠認識到將LGBTQI文化推廣到全球，將是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經濟全球化的得與失
沃爾夫認為：「反全球主義者第二個錯誤是認為全球化時代是一場經濟災難」。
這種看法，我在媒體上幾乎沒見過。如果有人這樣說，那肯定是錯誤的極端看法。普遍的說法是中、印等國尤其幾乎是全球化的淨受益者，這兩國的27億人口受益匪淺，成為世界上中產階級人數暴增的國度。中國還產生了數量龐大的巨富階層，億萬富翁的數量與美國在伯仲之間。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人能夠環遊世界，都拜全球化之賜。
沃爾夫接著指證：「反全球化主義者被認定的第三個錯誤是認為一些高收入國家（尤其是美國）日益加劇的不平等主要是貿易開放的結果，或者至少是這種開放的必然後果。」
經濟全球化並非只有貿易，還有投資，發達國家產業外遷，也沒有人將其侷限於貿易。約八年前，就有經濟學家基於大量經濟數據做過認真研究，指出經濟全球化的結果之一是發達國家內部收入不平等擴大。
2016年5月，前世界銀行高級經濟學家布蘭科米拉諾維奇（Branko Milanovic）和耶魯大學政治學教授約翰E.羅默（John E. Roemer）在《哈佛經濟學評論》（Harvard Business Review）上撰文指出，在全球化趨勢下，中國和印度這兩個發展中國家的快速上升大大降低了世界不平等程度，但在多個國家內部，貧富分化卻在不斷擴大。
從1988年到2011年，發達國家中下層家庭的收入幾乎沒有變化，增長速度相當緩慢。在大多數國家，尤其是像印度、美國、俄羅斯這樣的大國，其國內貧富差距在加劇。該研究根據大量數據得出一個嚴峻的結論：即使全球化的發展必然帶動世界整體收入的上升，並很大程度上縮小全球收入差距，但同時也引起了國內不平等的加劇。在後者所引發的不滿情緒的主導下，全球化也許會被認為是在製造一個更加不平等的世界。
皮尤一項關於美國中產階級的報告也證明了上述結論的正確。20世紀50年代初，中產階級人數佔全美人口的60%左右；到2013年，美國中產階級家庭的人數已不到全國人口的一半。2016年4月美國勞工統計局資料給出的警示更強： 2015年全美共有8,141萬家庭，全家無人工作的家庭有1,606萬，比率高達19.7%，意味著美國每五個家庭中，就有一個家庭沒有人工作。不少美國工人及部份白領認為造成這種情況的一個原因是全球化，工作機會外移，以及持續的移民大軍搶佔了工作機會。
第四個錯誤是，推測更大程度的自給自足可能會以較小代價保護經濟體免受近年供應鏈中斷的影響——沃爾夫稱這種看法是「錯誤」看法，那就是他對俄烏戰爭之後資源供應國與資源需求國的易位缺少感覺。目前歐盟國家因天然氣供應無法找到合適的替代方案，只能開始「漂綠」了，所謂漂綠（Greenwashing），就是歐盟國家不斷調整標準，將原來被摒棄在清潔能源之外的污染能源比如核能、天然氣、煤炭、木柴（更名為木屑）回收到清潔能源單子上。拜登政府甚至因為物品短缺、通脹上升，免除中國關稅的行動正在進行中。
沃爾夫虛設的「錯誤」
第五個錯誤是，認為貿易是一種可選的額外經濟活動——本人沒見過這種論點。他舉例說貿易對美國無足輕重，就與美國的現狀完全相反。美國是世界上最大的消費大國，但美國經濟是典型的空心化經濟，不生產大部份消費品，主要依賴於進口。近年來，美國每年為世界提供貿易逆差數千億美元，例如2021年美國貿易逆差首超1.0784萬億美元，約佔美國GDP總量5%。不少國家的經濟依靠對美輸出商品支撐，也就是說，美國需要國外供給的各種產品，免除中國產品關稅就是為了增加日常消費品供給。
第六個錯誤是假定我們已經進入一個快速去全球化的時代——沃爾夫忘記了一點，宣判全球化死刑的就是大重置的提倡者——世界經濟論壇創辦人克勞思施瓦布（Klaus Schwab）。他認為全球化已不足以實現對世界的控制，因此在2020年6月3日世界covid-19疫情正急時，忙不迭地推出那篇宣言式文章，聲稱疫情的全球流行，給了大重置最佳機會，各國政府可趁機用疫苗健康證等重置社會。
這等於宣告全球化時代行將結束，大重置粉墨登場。沃爾夫在「全球化並沒有消亡，它甚至可能並未步入末路。但在設定新的航向時，我們需要避免七大錯誤」這段話中指出的所謂「新的定航」，就是世界經濟論壇宣示的大重置目標。因此，他認為快速去全球化是錯誤，並另找其他的錯誤製造者，是張冠李戴。
最後一個錯誤是認為世貿組織是多餘的——這是一個許多國家都在犯的「錯誤」。2018年，WTO上訴機構拉美籍大法官赫爾南德斯（Ricardo Ramirez-Hernandez）將結束任期告別WTO，他在臨別感言中稱，WTO正在被慢慢勒死，但「這個機構不應該窒息而死」。近幾年，由於對WTO機制不滿意，催生了不少多邊經濟合作協議，比如2022年1月1日正式生效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就是包括中日韓澳與紐西蘭等15個國家在內的全球最大自由貿易區。美國的老對頭伊朗與阿根廷正在申請加入BRICS，金磚五國很快將變成七國。以上這些算是順應潮流，因為WTO這個機構本來就是克林頓為推進全球化將關稅總同盟改組而成的機構。如今美國獨大的單極世界正在變多極世界，外加新的不結盟運動，多極世界自然需要多極的貿易關係。
經濟全球化自1990年代開始，至今已歷30餘年，雖然存在各種問題與矛盾，但誰都知道經濟全球化是大勢所趨，不能自外於此潮流。但野心勃勃的大重置勢力卻趁人類遭遇大疫情這一災難時期，將Great Reset視為全球化的升級版，試圖建立一個New World Order，將不同文化、不同宗教的國家強行捏在一起，企圖用綠色能源計劃，無中生有地變出一個「碳排放權配額」，讓資源需求國向資源大國索要金錢，理所當然遭到強烈抵制；法、加、美等國政府試圖通過疫苗護照重置各國公民權利，更是引起本國人民強烈反對與抗議。大重置的行政總裁美國拜登政府如今異想天開，要將民主黨鍾愛的LGBTQI文化當作普世價值推廣至全世界，讓變性人全球開花，只能說是一場禍害全球的烏托邦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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