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日和9月1日，中共網信辦出台的《互聯網用戶帳號信息管理規定》和《數據出境安全評估辦法》將先後實施生效。學者認為，中國已經進入一個網絡極權社會，但這種數據高牆和極端控制，反而會導致中國在經濟技術方面的落後。

公開資料顯示，《互聯網用戶帳號信息管理規定》旨在加強對互聯網用戶帳號信息的管理，對互聯網用戶在互聯網信息服務中註冊、使用的名稱、頭像、封面、簡介、簽名、認證信息等用於標識用戶帳號的信息做出一系列規定。

新規要求，互聯網個人用戶註冊、使用帳號信息，含有職業信息的，要當與個人真實職業信息相一致；互聯網機構用戶註冊、使用帳號信息，要當與機構名稱、標識等相一致。

對互聯網信息服務提供者即互聯網信息發布和應用的平台，則要求對用戶和機構進行真實身份信息認證、展示互聯網協議地址歸屬地信息等。

《數據出境安全評估辦法》以保障數據跨境流動中的個人資料安全和維護國家安全為名，要求數據處理者向境外提供數據，須通過所在地省級網信部門向國家網信部門申報數據出境安全評估。

早在2017年，中共推出的《網絡安全法》，已確定網絡實名制，用戶不提供真實身份信息的，網絡營運者不得為其提供相關服務。並提出關鍵信息基礎設施的營運者在中國境內營運中蒐集和產生的個人資料和重要數據應當在境內存儲。2021年又推出《數據安全法》，規定了境內、境外數據處理活動中的法律責任。

中共把數據作為戰略資源 分析：極權難成功

網絡觀察人士、《中共數碼化極權簡史》作者久居水向《大紀元》表示，中共把數據作為一種戰略資源，如同礦產資源一樣。其對社會，對人財物的控制，對數據的控制，一脈相承。中共從互聯網源頭上鉗制思想意識，扼殺言論的自由，並以法律形式出現，為國家暴力機構背書。

「雖然實名制實行了，個人數據庫信息並不完善。所以要不停地補充和彙集其它領域信息。」他舉例說，1949年以後中國進行了多次全國性的人口普查。第一次普查在1953年當時普查的問題只有六項：本戶地址、姓名、性別、年齡、民族、與戶主關係。到1979年第三次普查時‚普查的內容增加到19項。而2000年的第五次人口普查中普查項目已達49項。

澳洲華裔、電腦專業博士張小剛在接受《大紀元》採訪時表示，中共新出台的措施，要求各網絡平台對所有的用戶實名認證，還有對所謂的數據出境進行全面的管控，可以用一句話來講，就是進入了一個網絡極權的社會。

所謂極權，就是當局掌控一切，掌控人們生活中的所有的細節。張小剛也認為，現在網絡時代，中共把這種極權社會的控制方式，全面的弄到網上來了。

「不單是在社會層面，也在網絡層面。它要實現的是落實到所有的人、所有的帳戶，都要跟每一個具體的人能夠對應上，把你的所有的一言一行都給監控上，以前它可能還做不到，現在它在網絡上也要求全面這麼做。」他說。

但張小剛認為，就像網絡社會之前的極權社會，它不可能成功，總會有漏洞。沒有一個社會，當權者能夠真正的掌控一切，這是不可能做到的。對掌控者當局來講，會有更多的資源要消耗進去。也會激發老百姓的聰明才智，比如用錯別字、拼音、數字來規避監控。

另一方面，它實際上阻礙了信息交流，阻礙了科技技術的發展，最後會導致中國在經濟和科技方面的落後。所謂的數據出境進行管控，說是為了國家安全啊，防止蒐集情報等等，其實也是自欺欺人，因為很多數據已經在科技期刊上公開發表了。

「就跟當年毛澤東時代的全面掌控，最後經濟崩潰的道理是一樣的。現在中共把它這種集權措施放在網絡上面的話，也必將使中國的整個經濟和科技發展走向緩慢和停頓。」張小剛說。

滴滴被重罰 觸碰跨境數據紅線

7月21日，中共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以滴滴全球股份有限公司違反《網絡安全法》《數據安全法》《個人資料保護法》的違法違規行為，對滴滴處以80.26億元罰款。

去年6月30日，滴滴公司在美國上市，僅2天後，中共網信辦以「防範國家數據安全風險，維護國家安全」為由，對「滴滴出行」實施網絡安全審查。其APP被停止新用戶註冊，之後旗下25款App也全面下架。

6月13日，掛牌不到一年的滴滴（DIDI.NYSE）正式退出紐約證交所（NYSE）。

路透社的報道稱，在中國（中共）政府加強控制科技行業和數據安全的行動中，中國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CAC，網信辦）走在了前列。

滴滴事件以後，中共加強了對在海外交易的中國企業的監管行動，包括加強對跨境數據流和安全的審查。

7月21日，網信辦有關負責人答記者問時表示，滴滴公司共存在16項違法事實，包括違法收集用戶手機相冊中的截圖信息1,196.39萬條，過度收集乘客人臉識別信息1.07億條、年齡段信息5,350.92萬條、職業信息1,633.56萬條、親情關係信息138.29萬條、打車地址信息1.53億條，分析乘客出行意圖信息539.76億條等等。

網絡安全審查還發現，滴滴公司存惡意逃避監管，「違法違規營運給國家關鍵信息基礎設施安全和數據安全帶來嚴重安全風險隱患」。

原吉林大學數學系教師王輝在接受《大紀元》採訪時表示，公民的私隱從來不是共產黨的保護對象，公安的手機監控無所不在，中國的科技巨頭收集個人資料，幫助中共監控民眾或者用於營銷，更是普遍做法。滴滴出行因為所謂的「侵犯私隱」挨罰，其實是中共當局打壓科技巨頭，殺雞儆猴。

他說，「滴滴也好，騰訊也好，阿里也好，這些科技巨頭之所以能在中國一家獨大，背後都牽扯中共高層權貴的資本，甚至各個政治派系的權勢。習近平當局要做大國企，收編科技巨頭，其實也在變相削弱反對派的政治影響力，同時堵塞中共權貴們的財路。那麼必然就會有反對勢力或權貴依仗『大到不能倒』的科技巨頭，與當局進行角力，軟磨硬抗。滴滴的『搶閘上市』就是一例。」

人為修建數據高牆的背後

資深時事評論員唐靖遠向《大紀元》分析表示，中共把所有的用戶都納入到了全程監控，如同在監獄裏，完全沒有言論自由以及個人私隱。中共現在急於推出這些網絡新規，背後主要有這麼幾個原因：

第一個就是習近平面臨著二十大的連任壓力，他需要進一步強化對社會的管控、言論的壓制；第二個就是中美科技戰加劇，中共要最大限度地攔截在國內相關科技方面的信息和數據，被海外合法地獲取。

第三，中國社會大量的用戶個人資料，其實包含了很多中國社會的真實狀況，也包含了很多中共對外界隱瞞的真相，這些都有可能被大數據分析以後曝光。所以中共嚴厲封閉這些數據信息，是為了維穩，防止它對國際社會撒的謊言穿幫。

唐靖遠注意到，數據處理者在申報數據出境安全評估的門檻很低，包括處理100萬人以上個人資料，或者自去年起累計向境外提供了十萬或者一萬人的敏感個人資料的數據處理者，同時它還規定所有重要數據出境都要經過所謂的安全評估。

他說，「中共的這種政策，將迫使很多的跨國企業不得不調整自己的IT的平台以及它內部的組織架構。它最終的目的就是要迫使這些企業為了節約時間成本，降低評估過關的風險，從而不得不進行自我審查或者是自我限制，把它所有的數據最終實現在中國大陸的本地化。

「這種做法相當於修建了一種數據流動的網絡高牆，也形成了一種新的不對稱的競爭。就是中共在海外的企業可以自由的獲取所有海外用戶的數據，而外資企業在中國就無法獲得一個對等的權利。這種做法它有可能會迫使外企選擇離開中國大陸。因為人為修建的這種數據高牆，對這些跨國企業對數據自由流動的根本利益或者說是需求，是有尖銳衝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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