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被扣，國府群龍無首。這期間，黃埔軍校派出學生代表來到宋美齡處，懇請她向軍校訓話，急切地要求宋美齡發表營救指示。
1924年5月2日，蔣介石受孫中山任命，擔任黃埔軍校校長，兼任粵軍總司令部參謀長。他身為一校之長，處處言傳身教，為學生做表率。
蔣介石很注重對黃埔軍校學生的「軍人精神教育」。他認為，身為一名軍人，應該具備「親愛精誠、勇猛精進、進德修業、仁民愛物、忠孝信義」，以及「以一當百（當千）不怕死」等精神。學生畢業，或部將有功，他會贈予佩劍「中正劍」，上刻「成功成仁」，劍柄裝飾梅花。
面對內憂外患的時局，蔣介石對軍官的教育加強了黃埔軍人精神的形成。凡是他親自教育的黃埔軍校學生，都成為他的忠實追隨者。即使蔣後來成為總裁、總統，他的部下仍尊稱他為蔣校長。其中，包括戴笠。
西安事變爆發後，各方各界發表「討張宣言」。黃埔軍校全體畢業生的「討張宣言」，就出自戴笠之手。戴笠曾是黃埔軍校第六期騎兵科學生，終生尊稱蔣介石為「校長」，一生崇信、效忠於蔣。1932年3月，他被蔣任命為復興社特務處處長。同年9月，成立了軍事委員調查統計局，戴笠任二處處長，負責掌握各軍隊動向。據台灣「國史館」藏檔披露的「戴公遺墨」，完整地保留了這份「討張宣言」：
「張學良劫持革命領袖蔣先生，我全體七萬餘同學聞之髮指眥裂。竊以九一八之變，張逆一夕之間失地三省，全國譁然，獨我領袖能諒之。回國之後，彷徨末路，人不能容，獨我領袖優遇之。此兩次之經過，我領袖代受朝野之攻擊，為何如乎……」文中說到9‧18事變一夜之間，張學良就使中國失去了三省土地，舉國震怒，唯獨蔣介石能夠原諒他，能夠優待他。蔣介石對其投之以桃，張學良等人如何能以武力劫持相報呢？
當時的局面，舉國上下各階層百姓都對西安叛變者的行徑，憤怒到極點。面對軍校學生代表的訓話請求，宋美齡無法拒絕，於是召開集會，公開向學生表示，在沒有了解真相之前，不可擅自妄動，遇事一定鎮定，不要感情用事。
宋美齡不希望軍校學生再用行動和語言刺激叛軍，「凡誠意悔悟者，應開其自新之路，則談判之途徑，自當勿令壅塞。叛逆如有悔罪之誠，我黃埔諸生當寬大為懷，迎其來歸，不究既往。」如果叛軍能夠幡然悔悟，自贖罪責，宋美齡希望軍校的學生能夠寬容以待，既往不咎。
面對無解膠著的局面，宋美齡做出一個驚人的決定。她告訴諸公，要親自飛往西安斡旋。此話一出，眾議譁然，都認為「不可」。西安事變後，眾人不知真相究竟如何，一時之間謠言四傳，說那裏是一個紅色恐怖世界。更有人悲觀地認為，即便蔣委員長還沒死，最終也難以倖免。
國府官員勸告宋美齡，要麼說她去了絕對沒有收穫，要麼說她去了只會做無意義的犧牲，要麼說她去了就會被囚禁，只會讓叛軍多一個要挾蔣委員長的藉口。聽到眾人的話，宋美齡感受到四周悲觀、失望的氣氛，令她難以思索真理，但她力排眾議，闖了過來。
宋美齡致力於尋求和平的解決辦法，她不惜一切代價，甘願放下生死榮辱，甚至自己的生命。她反問自己：難道我們為救生民於水火的努力，已經到了最後的絕望時期？難道我們復興民族，建立國家的計劃，果真從此就毀滅了嗎？
艱難中，她思考了很久，但都不得其解；不過有一點，她始終堅持自己的信仰。一夕之間，她恍然大悟——唯有「信仰可以移山」，要想糾正錯誤的一切，唯有堅持對神的信仰。
西安事變，帶給宋美齡極大的精神壓力，使她的承負力幾乎達到了臨界點。幸有孔祥熙、宋靄齡夫婦，兄長宋子文等親友安慰陪伴，為她分擔壓力。宋美齡很感謝孔祥熙能夠兼任代理行政院長，即代理蔣委員長為一國行政之首。宋美齡同樣感受到，此時此刻孔祥熙所處地位的艱難，然而他能謹奉職守，同時堅持宋美齡的主張，為尋找和平解決途徑，竭盡全力。
先前，中共向其主子共產國際請示下一步指示，也得到了回覆。電文表示：爭取和平解決西安事變，釋放蔣介石。對於史太林來說，作為能夠帶領中國的抗日領袖，張學良資歷不夠，毛澤東能力還很薄弱，「蔣介石雖是一個可憎的敵人，但他是中國唯一有希望的抗日領袖，在抗日中他也許可以成為我們的合作者」。
自從9‧18事件以後，日本佔領東北全境，蘇聯感受到來自日本的威脅。史太林希望藉助中國的力量，由蔣公帶領中國抗日，為其擋住日本這一仇敵。
史太林知道，倘若蔣介石被殺，何應欽和汪精衛共組親日政府的可能性會大增，這會給蘇聯招來災禍。於是史太林命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向中共傳達指示：倒蔣會引發內戰，這會有利於日本。命令毛釋蔣，並與蔣友好對話，和平解決這場事變。在外國主子的授意下，這才有了毛、周、朱宣布中共主張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電文。
史太林下達嚴辭給中共：立即釋放蔣，否則我們將斷絕與你們的一切關係。並表示如果中共不利用他們的影響使蔣獲釋，莫斯科將斥責他們為「土匪」，並將在全世界面前予以譴責。在史太林的授意下，共產集團犧牲了張、楊二人。蘇共的傳聲筒《真理報》公開譴責張、楊為賣國賊，是日本的代理人。
當蘇聯外交部向南京政府聲稱：蘇聯與張學良、與中共沒有任何關係，甚至聲稱共產國際與蘇聯也沒有關係，對中共的行動不擔負任何責任。南京國府並不相信這套說辭。12月13日，南京政府行政院副院長孔祥熙召見蘇聯駐中國代表，明確提出：「西安之事，外傳與共黨有關，如蔣公安全發生危險，則全國之憤慨，將由中共而推及蘇聯，將迫我與日本共同抗蘇。」
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陳立夫也不相信蘇聯外交部的聲明。西安事變發生後，陳立夫通過遊走於各派勢力的潘漢年交涉，給共產國際發電報，藉共產國際的影響對中共施加壓力。孔祥熙則通過蘇聯駐中國使館官員，請蘇聯出面對中共施壓。
而共產國際指示中共「和平」解決，為的是共產黨的生存利益。蔣介石剿共長達十年，若不是西安事變從中作梗，他只差一步就會滅了中共。共產國際為了自身利益著想，不使中國落入日本掌控，也讓中共能夠生存下去，指示其和平談判，轉而釋蔣。
蔣介石在其專著《蘇俄在中國》中講述到，中共所謂的「和平談判」，是緩兵之計，是「喘息戰術」，其真正用意在於：或掩蓋共匪的武裝變亂，或延緩國民革命軍對共匪的攻擊，或使自由世界產生「兩個中國」的印象。「其實共黨的『和平談判』不是和平的途徑，而是戰爭的一種方式。所以他的和談，不是為了達到和平的結果，而是為了達到作戰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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