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封城,加劇中共走入治下「內亂2.0」時代的動盪局勢。在失去支持政權的五大便利條件:內鬥不擴大化;經濟快速發展;外資注入;西方認同「中國模式」;美國的戰略不以中國為第一目標,中共已不可避免地走向滅亡。

小時候看中共官媒,每當看到「我們必須不惜一切代價……」,就以為自己是「我們」,長大了才明白,原來自己只是那個「代價」。這段話可稱為是一部形象描述中共治下草民們真實命運的最簡簡史。

中共的統治可以簡單的分為四個階段來研究。第一階段從1949年建政到1957年的反右運動,這個階段是中共將土地、工廠、學校強制收歸為國有(實質為黨有)的過程,在此期間中共對前朝民國時代的基層官吏以及土地和工廠的原有主人們(地主和資本家)大開殺戒,以血腥的手段建立了所謂的社會主義生產關係,並展開反右運動消除知識份子中的反對聲音;

第二階段從1957年「大躍進」開始到1976年文革結束。在這個階段中共試圖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爭奪國際共產運動的領袖地位,結果導致中國出現三年大饑荒和十年動亂,使中共的統治瀕臨崩潰,這個階段可稱為中共統治下的內亂1.0時代;

第三階段從1977年到2017年,這是中共進行改革開放融入世界經濟體系的階段。在這時期,中共以政治專制但經濟自由競爭的方式打造了所謂的「中國模式」,利用西方國家的大規模投資,使中國成長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並打算進一步取代美國成為全球霸主;

第四階段從2017年至今,在美國特朗普政府時期,美國覺醒開始反擊中共的全球霸主企圖,中共在中美貿易戰、科技戰、意識形態輸出以及新冠防疫領域全面受挫,從而加劇中共內部的路線分歧以及權力鬥爭,中共走入治下的「內亂2.0」時代。

在這四個階段裏,中共的統治理論和政策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甚至是南轅北轍,但是萬變不離其宗,它的發展演化過程基本上遵循了相同的套路,那就是建立一個中共全面控制的經濟體系(無論是計劃經濟還是市場經濟),然後爭奪世界霸權,在爭奪世界霸權失敗後,內鬥加劇導致全國內亂。唯一不同的是,「內亂1.0」使中共的統治瀕臨崩潰,而「內亂2.0」將會導致中共政權解體。

「大躍進」引發中共「內亂1.0」

1957年11月13日,中共黨媒《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提出了「大躍進」的口號,並於1958年全面展開「大躍進」運動。這場政治運動的表面目標是為了「多、快、好、省」的興起社會主義建設高潮,在糧食和鋼產量上不惜一切代價的「超英趕美」;而實質上,這場運動的真正目的是毛澤東為了力壓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的風頭、奪取國際共產運動的頭把交椅。二戰後,蘇聯雖然在軍事上成為與美國匹敵的大國,但是在經濟方面卻一直趕不上美國,而按照中共的邏輯,如果中國能在糧食、鋼鐵產量上超英趕美,就可以首先宣布自己進入了「共產主義」,那麼國際共運的領袖自然非毛澤東莫屬。

1958年至1960年,瘋狂的「大躍進」運動直接導致全國性大饑荒,餓死4500萬人。圖為全民大煉鋼,煉出的鋼鐵只能是廢鋼爛鐵。(Jacquet-Francillon / AFP)
1958年至1960年,瘋狂的「大躍進」運動直接導致全國性大饑荒,餓死4500萬人。圖為全民大煉鋼,煉出的鋼鐵只能是廢鋼爛鐵。(Jacquet-Francillon / AFP)

根據史料記載,中國在1959年至1961年的三年大饑荒時代,雖然因為政治運動而導致糧食失收,但是糧倉裏本身是有存糧的,按理說只需開倉放糧就不會發生餓死人的事情,而最終餓死4500萬人則完全是因為政治因素,是為「放衛星」交的人頭稅。舉例來說,某個生產隊的糧食實際畝產可能平均只有800斤,但是「放衛星」報了畝產一萬斤,那按照15%的交公糧比例,每畝應該給國家上繳1500斤的公糧,這樣該生產隊不但要把平均每畝800斤糧食全部交上去,每畝土地還要再搜刮此前的存糧700斤交出去,生產隊農民的存糧就這樣被清零了;其次,既然中共官媒報道中國糧食畝產都上萬斤了,在國際上已經把自己吹成一個農業強國了,為了不讓這個強國泡泡被吹破,那就絕對不能讓國際上知道中國出現了饑荒。在各地因為存糧被清零而出現餓死人的局面時,中共不是開倉放糧賑濟災民,而是進行武裝封村和封鎖消息,不讓任何饑民跑到別的地方去,饑民只能餓死在家裏,而且任何農村餓死人的消息也絕對不能流傳出去。就這樣,中國農村每天都在大規模的餓死人,但是外界卻一無所知。

「大躍進」是毛澤東為追求國際領袖地位而在經濟領域發起的、試圖用土方土法創造世界奇蹟的一場蠻幹運動,它拉開了中共統治下近20年內亂的序幕。

「大躍進」失敗後,毛澤東為避免承擔失敗責任,隨後不惜一切代價的打響了自己領袖地位的保衛戰,將中國進一步拖入了更殘酷的十年動亂——「文化大革命」。從1957年開始一直到1976年罪魁禍首毛澤東去世,這場中共治下的「內亂1.0」時代維持了近20年,總共導致約5000萬中國人非正常死亡,其中包括中共高層以及家屬。在文革結束之際,中國經濟瀕臨崩潰,教育系統全面停擺,社會道德和倫理體系遭受了史無前例的摧殘,中共自己的統治也陷入了空前危機。

文革結束之後,新一代中共領導人結束了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內亂路線,將統治的重點轉向恢復經濟體系的正常運轉,並開啟了所謂「改革開放」的新時代。經歷「內亂1.0」之後,中共領導層吸取教訓,為避免再次陷入內亂,逐漸形成了一些內部潛規則或者內部方針,主要可以概括為兩個方面:一是中共高層權力鬥爭時,不能殺死失勢的一方以及不能波及家人;二是要維護經濟體系和社會的穩定,並讓中共統治階層自己先富起來。顯然這兩條方針就是維護中共高層政治和經濟利益的基本條件,前者是讓內部權力鬥爭不能超越一定的範圍,後者是要求保持一個穩定的社會環境來發展經濟。

「內亂1.0」之後的「中國模式」

可以說,中共的這兩大內部方針在隨後的四十年裏維繫了中共的統治,延長了中共政權的壽命。尤其是中共將發展經濟作為維持統治的命脈和建立統治合法性的新依據,只要經濟不出問題,政治上權力交接平穩,中共相信,它們總是可以控制中國社會的基本局面的。

1989年6月中共以血腥手段鎮壓「六四」學潮之後,遭到了國際制裁,而同期東歐出現了共產政權接連垮台的浪潮,當時中共內部面臨兩條路線的選擇,頑固派舉起「反和平演變」的大旗,並有閉關鎖國退回到計劃經濟時代的傾向,而改革派則要求繼續堅持改革開放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政策。最終以鄧小平為首的中共改革派在國內政治鬥爭中取得了勝利,中共維持了1978年確立的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的基本國策,並於1992年開始進一步打造所謂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當時,全球經濟一體化浪潮正在醞釀,由於中共在經濟體制改革上沒有後退,再加上有龐大的中國市場為誘餌,在90年代的後期終於使西方國家逐漸放鬆和解除了對中共的制裁。

1989年6月中共以血腥手段鎮壓「六四」學潮之後,遭到了國際制裁。(Manuel Ceneta / AFP)
1989年6月中共以血腥手段鎮壓「六四」學潮之後,遭到了國際制裁。(Manuel Ceneta / AFP)

1999年11月15日,在六四大屠殺的十年之後,中共與美國達成加入世貿組織的雙邊協議,2001年中國正式加入世貿組織,在經濟上與世界主要經濟體更加緊密的融合在一起。這是改革開放後,中共堅持經濟建設為核心國策而渡過西方經濟制裁難關的成功案例。

躲過國際社會對六四大屠殺的追責,也讓中共更加自信的認為,只要讓中國社會穩定,經濟運作正常,就可以通過龐大的中國市場來誘惑西方政府和企業放棄對中國人權和民主自由的關注,在一定程度上容忍中共的獨裁統治和對國內民眾的鎮壓行為。政治上極權專制,但是政局穩定,社會上百業興旺,經濟上可以自由競爭,這是中共開始打造的所謂「中國模式」。而1999年中共發動的迫害法輪功的政治運動,既是「中國模式」弊端的一次集中大暴露,也同時再次檢驗著西方國家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接受這種「中國模式」。

六四之後,中共以龐大的中國市場來誘惑西方政府和企業放棄對中國人權和民主自由的關注。圖為2005年,一家位於寧波的時裝加工廠。(STR / AFP)
六四之後,中共以龐大的中國市場來誘惑西方政府和企業放棄對中國人權和民主自由的關注。圖為2005年,一家位於寧波的時裝加工廠。(STR / AFP)

1999年7月,時任中共總書記江澤民針對信仰「真、善、忍」的數千萬法輪功學員發動了一場全國性的政治迫害和群體滅絕運動,這場運動基本上複製了文革的迫害整人模式,可以看作是「文革1.5」進階版本。江澤民發動這場迫害的目的就是要模仿毛澤東發動文革,通過一場政治運動,逼迫人人表態來樹立個人統治權威,而迫害法輪功的權力運作模式也與文革如出一轍,仿傚毛澤東建立中央文革小組的手法,江澤民也在全國範圍內建立了一個超級權力機構「610辦公室」,用於專門迫害法輪功。610辦公室擁有絕對的權力,可以調動公檢法司在法律之外對法輪功學員執行監控、綁架、抄家、任意拘禁、非法判刑以及酷刑迫害,相當於獨立於司法體系另外組建了一個只聽從江澤民命令的權力系統,在江澤民的授意下,610組織對法輪功學員實施了「經濟上搞垮、名譽上搞臭、肉體上消滅」的群體滅絕政策。

中共前黨魁江澤民仿傚毛澤東建立中央文革小組的手法,也在全國範圍內建立了一個超級權力機構「610辦公室」,用於專門迫害法輪功。圖為2021年7月18日紐約布魯克林法輪功學員反迫害22周年遊行。(Chung I Ho / The Epoch Times)
中共前黨魁江澤民仿傚毛澤東建立中央文革小組的手法,也在全國範圍內建立了一個超級權力機構「610辦公室」,用於專門迫害法輪功。圖為2021年7月18日紐約布魯克林法輪功學員反迫害22周年遊行。(Chung I Ho / The Epoch Times)

根據中共內部流傳出的數據,在迫害法輪功最瘋狂的時期,動用的經濟資源佔當年全國GDP的四分之一,相當於打了一場戰爭的消耗。在中共發動迫害法輪功的同時,也正是中國經濟在外資注入的刺激下開始騰飛的時候,一方面中共迫害法輪功耗資巨大,另一方面,龐大外資的注入也給中國經濟輸血,使中國經濟可以繼續向前發展,並在隨後的十多年期間成長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

在迫害法輪功的運動中,中共對人類正信、道德、良知、倫理和法制的全面摧毀,暴露出「中國模式」最邪惡的一面,但是在全球化時代開啟後,西方國家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與中共做生意方面,對中國人權問題採取了漠視的態度,這放縱了中共的極權野心。

「中國模式」本質上是對人類普世價值觀的侵蝕和顛覆,沒有倫理、道德規範和法制制約的經濟發展,不會與西方國家形成正常的競爭關係,這種經濟模式對西方經濟體系來說,就像是病毒對待它的寄主一樣,只能是一種徹底的摧毀關係。如果西方長期縱容這種「中國模式」,將會對西方國家基於商業倫理和法制契約構建的自由市場經濟體製造成嚴重的破壞。但是,直到全球化十多年後,西方國家才看到了沒有倫理和遊戲規則制約的「中國模式」對民主國家所造成的致命傷害,美國直到特朗普時代才決定要正式與這種「中國模式」脫鉤。

迫害法輪功這場「文革1.5」的政治運動,由於發生在全球化以及外資為中國輸血的時代,中國經濟受到的衝擊沒有向外界明顯的表現出來,同時,中國的整體社會狀況沒有陷入像文革那樣的動亂之中,中共政權也就在這種看似繁榮穩定的表象下得以繼續茍延殘喘。但是,中共滅亡的伏筆卻已經在迫害法輪功的運動中埋下了,這將在隨後的中共「內亂2.0」時代會全面爆發出來。

從「文革1.5」到「內亂2.0」

迫害法輪功的政策一開始就在中共內部存在巨大分歧,1998年中共人大前委員長喬石曾經出了一份最權威的調查報告,認為法輪功於國於民有百利而無一害;1999年在萬名法輪功學員4.25大上訪之後,時任中共總理朱鎔基重申了法輪功學員有煉功自由的既往政策;此外,很多中共官員也不願意對一個沒有任何暴力傾向和權力慾望的修煉團體,採用政治運動的方式進行打壓。由於迫害法輪功不得人心,江澤民發動的這場迫害完全是靠獎金激勵和封官許諾的利益誘惑來驅動下級官員執行,而能主動執行這一政策的人基本都是中共體制內那些道德最敗壞的人,最想借助政治運動往上爬的人,迫害法輪功的推行讓這些人逐漸彙集在江澤民身邊,形成一個新的派系——江派(也被稱為血債幫)。迫害法輪功在中共內部製造了新的路線之爭,引發權力結構的重新洗牌,埋下了中共內鬥升級乃至覆亡的禍根。

迫害法輪功的政策一開始就在中共內部存在巨大分歧,1998年中共人大前委員長喬石曾經出了一份最權威的調查報告,認為法輪功與國於民有百利而無一害。圖為法輪功學員1998年瀋陽萬人集體煉功。(明慧網)
迫害法輪功的政策一開始就在中共內部存在巨大分歧,1998年中共人大前委員長喬石曾經出了一份最權威的調查報告,認為法輪功與國於民有百利而無一害。圖為法輪功學員1998年瀋陽萬人集體煉功。(明慧網)

江澤民之後胡溫時代的十年,從2002年至2012年,中共政局相對算是比較平穩。胡溫的執政在中共歷史上最特殊的一點是,它不是來自上一代的指定,而是鄧小平隔代指定的,鄧小平在世時,接連安排了江澤民和胡錦濤這兩代中共領導人的人選。鄧小平的政治遺產是「改革開放+六四鎮壓」,這也成為「中國模式」的開端。鄧小平要求他選定的繼承人延續自己的政治遺產,一是要堅持改革開放,二是不能給六四事件翻案。江澤民時代可以說基本上繼承了鄧小平的政治遺產,並將這種「中國模式」升級為「悶聲發大財+迫害法輪功」。在江澤民時代之後,江澤民留下的迫害法輪功的政治遺產能否被繼承下去,成為中共政權的核心問題。

由於胡錦濤是鄧小平隔代指定的繼承人,江澤民改變不了這個事實,於是安排了大量江派人馬進入政治局常委,同時控制了軍隊和政法公安系統的權力,將槍桿子和刀把子牢牢的握在自己手中,以制約胡溫政權,保護自己鎮壓法輪功的政治遺產不被改變。在胡溫時代,政令不出中南海,胡溫的執政空間非常有限,鄧小平和江澤民的政治遺產都沒有被改動。

江澤民和胡錦濤的權力都來自鄧小平的指定,這也產生一個問題,那就是胡錦濤之後的中共領導人應該由江澤民指定,還是應該由胡錦濤指定?事實上,毛鄧死後,中共強人政治時代已經結束,無論是江澤民是胡錦濤,都已經沒有獨立指定繼承人的那種權威,第五代領導人習近平的上位是江派、胡溫團派以及太子黨勢力各方達成新的權力平衡的結果,但是,這並不是江澤民所要的結果,這種短暫的平衡很快就被打破了。

在胡溫時代之後,江派實際上屬意的繼承人是薄熙來,原因正是薄熙來在迫害法輪功方面表現得最為積極,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進行移植手術的始作俑者正是薄熙來,如果讓薄熙來代表江派利益執掌中共最高政權,江澤民迫害法輪功的這項政治遺產一定會被繼承下去,以圖逃脫深重的血債被清算,這是江澤民的如意算盤。於是在習近平上位之際,江派就密謀讓薄熙來入常掌管政法系統,兩年後再聯手掌握軍權的江派軍頭,發起政變推翻習近平。2012年2月份,王立軍事件爆發,將江派的這項政變密謀曝光,於是中共內部展開新一輪的激烈權力搏殺。習近平上台後以反腐的名義對準江派勢力大打出手,隨著前江派常委周永康的落馬,文革後形成的「刑不上常委」的默契也被打破,在六四鎮壓二十多年後,中共政局再次陷入動盪之中,從中央機構、軍隊、政法系統等重要權力部門的爭奪,到外交、宣傳、教育、經濟、金融、就業、以及科技發展等重大政策推行中的路線之爭,雙方的生死搏殺遍及各個領域,這場權力搏殺持續十年之久,直到目前依然在進行。

在胡溫時代之後,江派實際上屬意的繼承人是薄熙來(中),原因正是薄熙來在迫害法輪功方面表現得最為積極。(大紀元合成圖)
在胡溫時代之後,江派實際上屬意的繼承人是薄熙來(中),原因正是薄熙來在迫害法輪功方面表現得最為積極。(大紀元合成圖)

進入2022年後,習近平的兩個任期即將結束,由於與江派的生死決鬥依然沒有分出勝負,而習近平自己的派系也沒有成型,權力後繼無人。習近平如果遵循中共內部此前約定俗成的規則,在兩個任期結束後,於20大上將權力交出去,那麼,習近平將面臨無法預測的政治風險,甚至連生命安全能不能保障都成了問題,這就註定了習近平無法交權,只能拚盡一切氣力去爭取第三屆的連任,這也打破了鄧小平之後中共領導人只能連任兩屆的內部潛規則,意味著中共內部將會出現更無序、更混亂的局面。

習近平與江派的生死決鬥尚未分出勝負的情況下,註定了習近平無法交權,只能拚盡一切氣力去爭取第三屆的連任。(Noel Celis / AFP)
習近平與江派的生死決鬥尚未分出勝負的情況下,註定了習近平無法交權,只能拚盡一切氣力去爭取第三屆的連任。(Noel Celis / AFP)

2022年3月底,習近平下達了上海封城,對Omicron病毒實施「動態清零」的防疫命令。「清零」是被習近平視為政治生命的一項世紀賭注,關乎著習近平能否在20大上順利連任。習近平執政十年,無論是內政還是外交,能拿得出手的驕人政績並不多,而武漢抗疫模式是習近平唯一能拿出來炫耀的所謂「政績」。在2020年初新冠病毒(中共病毒)爆發時,武漢執行了嚴厲的封城措施,與西方國家封城不同的是,中共對一切都實施暗箱操作,隱瞞真實的感染和死亡人數,在武漢疫情爆發的三個月期間,中共對外只公布了全國感染2萬例,死亡四千多例的數據。這些數據當然是假的,但是卻可以被中共當作所謂的抗疫成就,成為習近平親自部署、親自指揮的大國抗疫的偉大功績,這也是習近平在上海繼續實施封城清零的依據和所謂「成功經驗」。

從武漢到上海,無論這項清零政策如何不得人心,發生多大範圍的次生災難和人道慘劇,甚至正在引發中國社會走入更嚴重的動盪和內亂之中,習近平都已經沒有別的選擇,只能一條道路走下去,這是中共體制決定的。一個中共最高領袖最不能做的事情就是承認錯誤,一旦承認錯誤,就意味著政治生命的終結。想像一下,如果習近平放棄清零政策,轉而實施西方國家都已經實施的與病毒共存的政策,那麼,人們就會發現,原來中國人也可以與病毒共存,中國也並不會因此而天下大亂,社會反而會更有序更正常,這樣對比下來,以前的武漢封城、西安封城,就不再是功績了,而可能會成為習近平親自指揮、親自部署的重大決策錯誤,這將成為習近平政治對手打擊他的最好把柄。

此外,目前在中國被封鎖的城市也不僅僅是上海,全國還有數十座城市,正在被全封或局部封鎖。據日本野村銀行4月份發布的一份報告估計,中國有45座城市的3.73億人處於某種形式的封控之下,約佔全國人口的三分之一,這些城市每年貢獻約7.2萬億美元的GDP,這些城市的經濟前兩季度嚴重受挫,將影響到今年5.5%的全國GDP增長目標。前面說過,文革之後中共把經濟發展目標看作是政權合法性的基礎,如果習近平此刻放棄清零,那麼,重大決策錯誤加上經濟失敗,就可能讓他尋求20大連任的努力化為泡影,這將是習近平無法承受之重。但是持續的封城,對中國人民來說也是無法承受之重,在清零這項涉及領袖地位的政治任務面前,中共政權與中國人民的矛盾已經無法調和。

在執行清零政策中,為了達成將病毒「清零」的政治任務,中共基層幹部們必然會不惜一切代價的犧牲民眾的利益,一切既有的法律體系將被以執行最高指示的名義而破壞。法律的一項重要功能就是區別了公權力和私權利,對公權力來說,法律允許的才能去做,對於私權利來說,法無明文禁止的就可以去做,從公權力與私權利的關係方面來看,一場由專制政權引發的全社會動亂的標誌,就是公權力的無限擴大和私權利的無限收縮,而這正是上海乃至全國被封鎖城市正在發生的事情。上海封城清零模式的延續,以及這種極端模式在全國的推行,正在引爆全社會的動盪,一場「文革2.0」或者是「內亂2.0」正在中國上演。

上海封城清零模式的延續,以及這種極端模式在全國的推行,正在引爆全社會的動盪,一場「文革2.0」或者是「內亂2.0」正在中國上演。圖為2022年3月28日,上海交警控制進入上海浦東區方向的隧道。(Hector Retamal / AFP)
上海封城清零模式的延續,以及這種極端模式在全國的推行,正在引爆全社會的動盪,一場「文革2.0」或者是「內亂2.0」正在中國上演。圖為2022年3月28日,上海交警控制進入上海浦東區方向的隧道。(Hector Retamal / AFP)

中共喪失五大生存條件 滅亡將至

中共改革開放之後,共有五大條件幫助維護了中共政權的穩定,分別是內鬥不擴大化;經濟快速發展;外資注入;西方認同「中國模式」;美國的戰略不以中國為第一目標。

中共依靠著這五大條件的便利,從1978年的一個落後窮國,經過三十多年的發展,到2010年時經濟總量首次超過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並逐漸顯露出全球稱霸的野心,而2017年是這一過程的歷史轉折點。

2017年,在特朗普於1月20日就職總統發表美國優先的執政理念後,中共外交部國際經濟司司長張軍1月23日表示,如果有需要的話,中國願意接棒擔任世界領導者的角色。張軍說,如果中國在世界上扮演領導者的角色,那是因為前方的領跑者退縮了,從而給中國留出了這一位置。張軍的意思是特朗普政府執行的美國優先政策是一種孤立主義,而中國將堅持全球主義,並願意在美國退出後承擔領導者角色。張軍之所以敢這麼囂張是因為在大約一周前的1月17日,習近平已經在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上發表演講,強調要堅定不移的推進經濟全球化,引導好經濟全球化走向。

2017年是習近平即將開始第二個任期的關鍵年份,到了這一年,習近平已經拿下了很多江派大員,如前常委周永康,前軍委副主席郭伯雄、徐才厚等,雖然與江派的權力鬥爭還在進行著,但是習近平基本坐穩了中共第五代領導人的位置,此時的習近平已經開始謀求全球領袖的地位,並尋求構建一個適合全球領袖的理論體系。2017年10月,中共召開了19大,將「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寫入中共黨章。然而,無論中共御用文人們如何美化和粉飾,所謂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實質就是共產主義理論的一個新馬甲而已,是為中共謀求全球霸權構建的一套美麗說辭。

2017年,中共拋開了韜光養晦的偽裝,開始露出了其兇惡的獠牙。而2017年美國特朗普政府上台後也開始認清中共打造的「中國模式」在全球化時代的危害,開始執行美國優先的政策,要求中共停止利用不公平的貿易手段侵犯美國的利益,停止盜竊美國的知識產權,以及要求中國進行結構性改革,就是要求中共建立法治體系,遵守法治和普世價值觀,實質也就是要求終止「中國模式」。在與中共協商無果後,特朗普政府於2018年開始對中共發起貿易戰和科技戰,並將中共列為美國的頭號威脅,將美國戰略的中心從中東開始專向亞太和中共,這意味維持中共政權的兩大外部有利條件正在消失。而剩下的三個條件在中共「內亂2.0」開始後也即將喪失。

特朗普政府於2018年開始對中共發起貿易戰和科技戰。圖為2018年3月22日,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了對中國的貿易制裁。(Mandel Ngan / AFP)
特朗普政府於2018年開始對中共發起貿易戰和科技戰。圖為2018年3月22日,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了對中國的貿易制裁。(Mandel Ngan / AFP)

2022年4月份,日本領事館公布了致上海市政府的一封信,提出了上海有1萬1000家日資企業受到封控措施的嚴重影響,生產、供貨無法得到保障,由於封控不知何時結束,企業難制定交貨及生產計劃,隨之不得不將生產地向其它地區及國外轉移。2022年5月5日,中國歐盟商會發布報告說,在最近的一項調查中,歐洲公司們表示,中共的「清零政策」嚴重打擊了他們的供應鏈,他們被迫削減員工、降低收入預測,有23%的公司正在考慮將當前或計劃中的投資移出中國大陸,這是1月份調查的兩倍多,也是十年來的最高比例。2022年5月9日,中國美國商會表示,當局的防疫措施打擊了美企在華投資的信心,58%在華美企調降全年營收預期,51%的美企將減少或延後在華投資。

經濟全球化的特徵是必須要保持物流和人流的暢通,而以上海封城為標誌的清零封鎖政策,正在截斷中國的物流和人流,導致外商撤資潮以及全球供應鏈轉移出中國的浪潮。如果外資大規模的撤出,依靠外資輸血的中國經濟將失去增長的動力;此外,中國在世界工廠中的地位更多的表現在供應鏈方面,而不是品牌和專利,如果供應鏈轉移出中國,轉到越南和印度等地(事實上已經在進行之中),那麼中國不僅喪失世界工廠的地位,也會因為內需不足,失業率升高而陷入經濟危機,這樣一來,維繫中共政權的「外資輸入」和「經濟快速增長」的這兩大條件也即將會喪失,也意味著「中國模式」將走向崩潰。

而與此同時,中共內部圍繞清零政策的權力鬥爭也正在越演越烈,既然習近平已經將清零作為其偉大、光榮、正確的標誌,那麼反習勢力自然也會利用清零政策大作反面文章,有意增加清零的社會代價,讓習近平失敗,雙方激烈的搏殺讓中國社會在「內亂2.0」時代將更加動盪。2022年5月中旬,海外媒體紛紛報道說,在中共5月初的一次會議上,針對習近平發生了軟性政變,對習近平的方針是「提前交權、到站下車、平穩過渡、不追責任」。這項傳聞且不論真假,但是至少反映出此時中共內部的權力鬥爭的確已經到了圖窮匕見的最後關頭。

今天進入「內亂2.0」後,中共已經完全沒有東山再起的任何空間。(Noel Celis / AFP)
今天進入「內亂2.0」後,中共已經完全沒有東山再起的任何空間。(Noel Celis / AFP)

四十多年前,文革結束後,中共政權雖然岌岌可危,但是尚有多種機會可以東山再起。中共元老們尚在,可以迅速穩定中共的政局,並制定出內鬥不擴大化以及發展經濟的方針,在國際關係中,美國的頭號敵人是蘇聯,美中關係當時正處在友誼萬歲的美好時代,未來發展空間是一片光明。而在今天進入「內亂2.0」後,中共已經完全沒有東山再起的任何空間,如前所述,以往支持其政權的五大便利條件或者不復存在,或者正在被摧毀,中共已經不可避免地走向滅亡。#

——轉載自《新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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