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中國經濟走勢衰蔽之際，又疊加（一）「失業潮」，例如RFA認為去年中國房企「爆煲」、教培機構被團滅、跨境電商規模被壓縮就導致至少一千萬人頓失生計；（二）新增求職大軍，例如2022屆高校畢業生規模預計1,076萬人，同比增加167萬人，創下兩個歷史新高（畢業生人數首次過千萬，且增數最大，2020年和2021年僅分別增加40萬和35萬），這就致使就業形勢異常嚴峻。

這時，中共媒體又來開藥方、唱讚歌了。2月9日，《人民日報》刊文宣傳所謂「靈活就業」，稱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截至2021年底，中國靈活就業人員已經達到2億人，其中從事主播及相關從業人員160多萬人，較2020年增加近3倍；又援引「全國高等學校學生信息諮詢與就業指導中心」數據，2020年和2021年全國高校畢業生的靈活就業率均超過16%。

這是哄老百姓和老外的，中共當局自己也不信。例如，1月19日，李克強在國務院第六次全體會議上討論政府工作報告時，憂稱今年要「著力穩定宏觀經濟大盤，實現比較充份就業」。

其實，「就業難」已是最近幾年中共當局的心腹大患。2018年7月，當局首次提出「六穩」，第一個是「穩就業」。2020年4月，當局又提 「六保」，第一個還是「保居民就業」。就業問題貫通「六穩」和「六保」，說明這再也藏不住，已經成為中共經濟宏觀調控的首要目標了。

而從歷史看，中共治國無能，就業問題一直是個「老大難」。在習近平上台之前，中國發生過四次失業潮。第一次，1950至1970年代，政治運動製造災難，大量城市人口無法就業，中共組織上山下鄉運動，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來到了鄉村（文革中知青高達1,600萬），這是人類現代歷史上罕見的從城市到鄉村的人口大遷移。第二次，1978年開始「改革開放」，同時知青返城，出現了幾千萬人的失業潮。第三次，1990年底中期至21世紀初年，國企改革又遭遇東南亞金融風暴，光是1995年到2002年，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就精簡了6,000多萬名職工。第四次，2008年金融危機，中國經濟遭重創，兩千萬農民工返鄉。

鑒於就業問題之嚴重，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報告首次將「經濟增長、充份就業、穩定物價、國際收支平衡」 全面納入政府宏觀調控目標體系，第一次將「新增就業」列為宏觀調控的主要目標，第一次提出「就業是民生之本」，表明其已認識到解決就業問題既是當務之急也是一項長期任務。2006年10月，中共十六屆六中全會又將「社會就業比較充份」 明確列為到2020年中國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9大目標和主要任務之一。這是中共「好話說盡」的一面，做到做不到就不管了。

不過，總的來說，因為胡錦濤的10年（2002-2012）中國保持了高經濟增長率（國家統計局數據，2003年至2011年，中國經濟年均實際增長10.7%），就業問題被掩蓋了。

而習近平2012年年末上台後，長期帶病運行的中國經濟，病症終於總發作了，2012當年中國GDP增速「破8」，然後一直呈下滑狀態，每況愈下。這就使就業問題再也掩蓋不住了。

同時，自2017年特朗普就職美國總統後，中共的國際處境根本性逆轉。2018年的中美貿易戰、2019年的香港反「送中」運動、2020年以來的疫情橫掃世界，更使中國經濟雪上加霜，就業問題空前嚴峻。自2020年始，中共竊國以來的第五次失業潮正在形成。這也是中共當局推「六穩」和「六保」的直接背景。

而與前幾次的失業潮不同的是，第五次失業潮看不到化解的希望。

第一次失業潮時，毛如日中天，施政殺氣騰騰，整個中國是個黑屋，失業潮被死硬的按下去了。而今，當局即使要學毛，也學不了，因為既沒有毛的控制力，也沒有毛那時的國內國際環境了。

第二次失業潮時，當局搞「改革開放」，個體戶、鄉鎮企業蓬勃發展，經濟起潮，失業潮消失於無形。而今，「改革」早已死亡，政局和整個社會「向左轉」，已無當年的活力，經濟在下坡路上越滑越快。

第三次失業潮時，中國於2001年加入WTO，外貿迅猛，巨額外資流入，民企發展迅速，經濟高增速，失業潮只是一時的。而今，當局嚴「監管」，民企受打壓，外商撤離潮，全球產業鏈重組，中共被看穿、看衰，已無蠱惑人心的能力了。

第四次失業潮時，中共搞 「四萬億」經濟刺激計劃，大規模開展鐵路、公路、機場等公用基礎設施建設，把GDP增速從6%上拉到12%；而今，中共已不再具備當年的救市能力，即使想故技重施，恐怕也有心無力。這裏僅舉一個例子。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所長張曉晶的研究（下文數據皆出自於「張曉晶：中國的債務積累與可持續性」一文），當前中國債務率超過270%，顯著高於新興經濟體。這積聚著巨大的債務風險，尤其考慮到如下兩點：

其一，利率水平相對較高，特別是地方隱性債務成本很高，使得中國的債務利息負擔很重。2012年以來，利息支付已經超過增量GDP；2015年利息支付與增量GDP之比超過150%；2015年以後，在政府去槓桿的努力下，該比例有所下降；但2019年再次上升到200%；2020年受新冠疫情衝擊，該倍數已經接近400%。而發達國家政府債務雖也不斷上升，但利息支付佔GDP的比例卻是下降的。

其二，中國的債務風險更多向公共部門集聚。實體經濟債務中，企業部門佔比約60%；而企業債中，國企佔比60%-70%，其中平台債又佔國企債務的50%左右。如果重構債務結構，將其劃分為私人部門和公共部門，就會看到私人部門（居民部門加上非國有企業部門）債務佔GDP比重約為110%，而公共部門（政府部門加上國有企業）是160%。也就是說，公共部門槓桿率遠高於私人部門。而國際對比來看，世界主要國家私人部門債務都遠高於公共部門債務（除日本外）。G20國家總債務佔GDP的比重是239%，其中私人部門債務佔比149%，公共部門債務佔比僅80%-90%（圖5），與中國公共部門債務率相差70-80個百分點。

債務負擔和債務風險竟如此驚人而巨大！顯然，這大大限制了中共通過大規模基建提振經濟的能力。而除了「鐵公基」這招式，中共也就黔驢技窮了。

通過以上概略的對比分析，第五次失業潮對中共來講，基本上是無解的了。而失業問題，關係到千家萬戶，關係到國計民生，關係到中共最關心的政權穩定。在第五次失業潮的衝擊下，2022年的中國將會發生甚麼變化？中國人如何自救？這是需要每個人深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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