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數據顯示,北京一直謀求在昆士蘭高校和地方政府建立聯繫和影響,這引起了人們對大學研究可能被(中共)軍事和安全組織利用的擔憂。

據昆士蘭《信使郵報》(Courier-Mail)報道,作為應對外國干預計劃的一部份, 昆士蘭在聯邦政府註冊了601項與外國正式簽署的協議。其中,有321項協議涉及中國(中共),這包括通過大學達成的276項協議及37項地方政府簽署的姐妹城市協議。

但昆士蘭一所大學的負責人表示,該校進行了盡職調查,以確保合作是為了公共利益。

澳洲戰略政策研究所(ASPI)所長彼得·詹寧斯(Peter Jennings )說,對外合作協議的公開登記顯示,澳洲與中國(中共)建立的合作關係在保護澳洲知識產權方面產生了真正的問題,同時(簽署協議的澳方)發現自己在做的工作與中國(中共)軍事和安全機構相關。

「在聯邦政府不知情的情況下,中國(中共)正忙於在州級和較低級別的機構層面挖掘機會,以建立關係。」

大學的協議包括從研究合作、遊學和學生交流協議到一些大學範圍內的合作協議。

一些研究協議看起來並不具體,像昆士蘭大學和華中科技大學在2018年簽訂的高壓脈衝技術合作研究協議,或昆士蘭大學(UQ)和溫州醫科大學之間關於生物醫學研究的協議。

但昆士蘭科技大學(QUT)校長謝鎂俐(Margaret Sheil)教授辯解說,在與中國(中共)打交道方面,學校有著豐富的經驗。她表示,該校在與北京打交道時並不天真,在達成安排之前都會進行自己的盡職調查。

「澳洲大學與中國(中共)打交道已經有很長一段時間了。有一些領域和一些大學,我們不會參與其中」,她說。

謝鎂俐還說,在《外交協議政策法》(Foreign Arrangements Scheme)出台之前,由於安全問題,該大學的一筆來自澳洲研究理事會(ARC)的撥款在2020年被阻止了。

「我們很失望。我們做了盡職調查,看不到任何風險」,她說。

她表示,該校與美國或英國的研究夥伴關係數量最多,但它們往往不需要正式協議,而包括中國(中共)在內的許多亞洲國家都需要協議。

昆士蘭大學校長特里(Deborah Terry)教授說,《外交協議政策法》在管理風險和保持國家作為世界研究領導者的地位之間取得了正確的平衡。

特里教授說:「昆士蘭大學與許多國家的大學和行業合作,並在出口管制和制裁立法的要求下,通過明確的協議保護大學的知識產權。」

「昆士蘭大學在開發披露工具方面的領導地位已被政府確認為解決該行業應對外國干預風險的重要機制。」

外交部長佩恩(Marise Payne)利用2020年12月生效的《外交協議政策法》取消了四項交易,包括維省政府與中國(中共)簽訂的有爭議的「一帶一路」協議。

佩恩說,這是為了確保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和大學的合作協議與澳洲的外交政策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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