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近二十年前,中共官開始在全社會實施的「網格化」管理,形成異常嚴密的維穩系統。這套維穩系統的建立,背後是如何運作的了?

中共「網格化」被指假防疫真維穩

河北省張家口市下花園區城鎮街道新花園社區,近日開始打著「防疫情、保冬奧」的旗號,安排網格員入戶走訪摸底。

來自《張家口日報》的這篇報道稱,下花園區將「社區、小區、樓棟、單元」劃分為四級網格,實行層級管理,由社區書記擔任一級網格長,共選配二級網格員132名、三級網格員531名、四級網格員1421名。推行農村「1+N」網格服務管理,將46個行政村劃分為249個網格,由各村黨組織書記擔任網格長,從村裏再選配249人擔任網格員。

網格員負責查出租房屋及報告所謂特殊人群等,實現「網格全要素、管理無縫隙」,為疫情防控、森林防火、信訪維穩、冬奧會籌辦等工作搞所謂「保駕護航」。

前述報道提到網格員的多項任務,其中包括疫情防控。

自從新冠病毒疫情爆發以來,當局使用嚴厲的防疫「清零」政策,一旦出現確診病例即全面封控,封小區、封戶,禁止出門。而「網格化」管理模式也成為中共宣傳「抗疫成績」和「制度優勢」的內容之一。相關信息常見諸網絡,如北京8.5萬兼職網格員實施「敲門行動」,湖北17萬名網格員入戶排查,江蘇30萬名網格員「沉入社區」。

《大紀元》獲得的一份江蘇省徐州政法委在2020年2月27日的文件,提到「全面發動全市各級網格中心、2.6萬名網格長和網格員」投入疫情防控。文件聲稱網格員「為群眾提供體溫測量、生活必需品代買、心理輔導和情緒疏導等服務,保障網格內居民生活需求」。

對中共維穩問題有深入研究的中國問題專家、時政觀察人士唐敖,今年12月26日對大紀元表示,中共大力宣傳網格員為民眾排憂解難,或衝鋒在抗疫一線。這些只是網格員的表面工作,網格員最主要的工作,是監控和維穩,至於搜集、監控疫情信息,則只是網格化管理「重點信息全掌握」的附帶效果。

大紀元獲得來自山東省菏澤市鄆城縣委政法委的匯報文件,則借防疫的名義,強調了網格化管理的監控功能:將全縣55個小區的1360路自建監控探頭全部收編、接入了縣「雪亮工程」指揮平台;並利用全縣1100名網格員和雪亮工程影片監控系統,進行全天候影片巡查,創新了「影片監控+網格員」模式。所謂「雪亮工程」,是中共打造的覆蓋縣市鄉鎮區域的影片監控系統。

唐敖認為,中國民眾被困家中也是被中共強制的。無論是查體溫、統計社區疫情、還是團購食物,中國民眾本來都可以自行完成,是中共剝奪了中國人這些公共事務權利,甚至最基本的生存權,然後再安排網格員在搜集信息、監控民眾的同時,順便提供這些本來完全不必要的「社會服務」。

中共中央政法委書記郭聲琨今年12月2日在黨媒發文,自曝網格化的工作目標是維護政治安全。郭聲稱,要深化「網格化」管理,「掌握維護政治安全主動權」。

因揭露武漢疫情真相被抓的中國公民方斌(中)、陳秋實(右)和李澤華(左)。(大紀元製圖)
因揭露武漢疫情真相被抓的中國公民方斌(中)、陳秋實(右)和李澤華(左)。(大紀元製圖)

中共「網格化」起源於江澤民製造的人權災難

網格(grid),在地理學、生物學和信息科學中都有廣泛應用,但被應用於社會管治上,在現代社會當屬中共首創。

百度上介紹:網格化管理中共所謂的行政管理改革,藉統一的城市管理以及數碼化的平台,將城市管理轄區按照一定的標準劃分成為單元網格。通過加強對單元網格的部件和事件巡查,建立一種監督和處置互相分離的形式。

這套系統的重要功能是中共的綜治信訪維穩,及時掌握所謂不穩定因素,「對事關全局的重點人群和重大緊急事件進行預防控制和監督管理」。

維穩,全稱即維護國家局勢和社會的整體穩定,是中共為維持政權穩定,對社會進行全方位管控的行動。始於江澤民掌權的1990年代。

據《中國改革信息庫》網站,1998年3月27日,中共中央成立中央維護穩定工作領導小組。

旅美學者、作家吳祚來對大紀元說,中共主要的敵人是人民。

中共搞「網格化」管理的最初的源頭,則可追溯到2001年。

中共在2001年9月專門出台《加強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意見》,要求加強對社會的控制。文件中要求對民眾的監控措施「進村入戶,落實到人」。這份文件特別提到針對法輪功。

法輪功是一門以「真、善、忍」為生活原則的佛家修煉大法,外加五套煉功動作,可快速提升人的身心健康。但於1999年7月被遭到中共政府鎮壓,2001年是中共迫害法輪功最嚴重的時期。

法輪大法信息中心發言人張而平對大紀元表示,中共搞所謂的網格化,其實質是為了更加嚴格地監控百姓的一舉一動。特別是中共在1999年從迫害法輪功開始,製造了無數悲慘人權案例,包括活摘器官,執政者們非常恐懼,也害怕民眾和國際社會了解他們的各種醜惡行徑,從而引起強烈反彈。

他說:「中共是一個沒有合法性的流氓政權。無論他們採取甚麼樣的監控手段,紙包不住火,中共的罪行不斷地被揭露和公開化,他們逃脫不了被送上歷史審判台的厄運。」

2004年,北京市東城區率先實行城市管理網格化。網格化管理初期由原建設部推動,隨後在上海、長春等數十個城市試點。之後,中共各地政府都成立了相關機構,組建規模龐大的網格員隊伍來執行中共的社會綜合治理。

2013年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正式提出將網格化與社會綜合治理相結合、升級為中共的社會治理模式,並向全國推廣。

目前全國各地都設有網格化工作機構,如上海市黃浦區城市網格化綜合管理中心、武漢市武昌區社會管理網格化服務中心。

大陸媒體曾報道河南許昌魏都區的網格化案例:該區把全區劃分為408個網格。每個網格配備網格長、網格管理員、民情信息員、網格警員、網格監督員,網格長配有掌上網格手機,隨時向上級信息化平台上傳搜集、發現的問題。社會有信息員、網格監督員,及時報告「問題」。

大紀元獲得黑龍江省政府2015年上報中共中央綜治辦的內部報表,報道顯示,當年黑龍江全省劃分了42,640個網格,配備了51,295名網格員,其中22,707人是專職網格員,另外28,588人是由社區、村兩委成員、村居民小組長等兼任的網格員。

大紀元獲悉的2015年黑龍江省網格化情況報表。(大紀元)
大紀元獲悉的2015年黑龍江省網格化情況報表。(大紀元)

北京的「朝陽群眾」也屬於這類組織,官方定義這類組織,是所謂「群防群治」力量。旅美中國人權律師吳紹平形容「朝陽群眾」是「帶有恐怖主義性質」的組織。

據大陸官媒《法治日報》今年11月1日報道,「朝陽群眾」至今已是一個擁有14萬人實名註冊的龐大組織。在朝陽區街頭,馬路上、傘棚下、地鐵外、小區前服務和巡邏的人員,保安、門衛、退休老人、志願者、快遞小哥、白領,都是「朝陽群眾」。

法輪功學員仍是「網格化」主要受害群體之一

相關報道顯示,中共大力搞運動式網格化,實際上最主要是針對社會管理領域,主要用於監控和鎮壓民眾。

明慧網2012年8月的一篇報道曾揭露,長春市南關區成立社會服務管理局,試點網格化管理。每個網格員配一台GPS定位手機,手機和控制中心電腦聯網。網格員的任務之一就是監控法輪功學員,包括將網格內「未轉化」法輪功學員的信息上傳到控制中心。所謂「轉化」,是指中共使用暴力等手段,強製法輪功修煉者放棄信仰。

關注中國人權狀況的《寒冬》雜誌2019年9月披露了中共網格員的重點任務,就是監控包括異見人士、宗教信仰者和上訪人員在內的不穩定因素。網格員每天都要在自己管轄的網格內巡邏,小到鄰居糾紛衝突,大到民眾抗議等等,事無鉅細都要用手機上報。

據《寒冬》還披露說,若網格內民眾有上訪、抗議等行為或發生群體性事件、而網格員未能在2小時內上報的話,網格員就會受到懲罰;若未能監控好異見人士、人權人士或法輪功學員等所謂敏感人員,網格員還會被加倍懲罰。若網格員舉報法輪功學員或上訪線索,每拘留1人可獲獎勵1000元人民幣。

中共還用金錢和利益鼓勵舉報。如2021年8月,山西省太原市民族宗教事務局公布了《群眾舉報非法宗教活動獎勵辦法(試行)》,其中第七條規定,「舉報獎勵金額一般為200元至1000元。提供重大非法宗教活動線索可提高獎勵金額,最高限額2000元。」

專家揭中共「網格化」與歷史上的保甲制根本不同

時政觀察人士唐敖對大紀元做網格化的解密分析。他說,中共以前對社會的控制,是沿著市—區—街道—居委會的體系,對中國人實施管控。而如今的「網格化」則是從居委會進一步延伸到「網格」,滲透進社區的家家戶戶,從而實現了對民眾前所未有的控制,因此也被媒體稱為「新保甲制」。

但唐敖指出,中共的「網格化」與中華民國時期乃至更早的「保甲制」,有著根本區別。過去的「保甲制」一般是政府基於特定目的(例如軍事或治安),發起的以民眾為主的基層自治。而中共的「網格化」管理,雖然被冠以「基層治理」的名義,其實是披著「公共服務」外衣的特務模式。中共「網格化」管理其實並非「群眾管群眾」的基層自治,而是中共的基層特務機制,是政府直接操控網格員,對網格內的每家每戶實施監控。

唐敖說:「將中國社會分割成牢籠式的網格,再把中國人關進網格裏,這就是網格化管理的實質,也是黨媒自稱的所謂基層社會治理機制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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