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在幾天前的政治局會議上,強調明年的經濟工作重點,就是「穩字當頭」,同時,新華社的報道中,也用了一連串的「穩」字來強調宏觀政策、貨幣政策等等。可以看到,中共擔心經濟「不穩」的壓力加大,那麼,在求穩心切的狀況下,中共能實現經濟軟著陸嗎?而且,在阻礙中國經濟增長的多個因素中,人口的巨大危機,甚至會上升到國家危機,「一代戶」已經成了中國目前家庭戶的主流,那麼,中共目前的應對辦法能真正有效嗎?我們今天,就來關注一下這方面的話題。

我們先來看兩則財經簡訊。

*降溫人民幣升值 中共央行調升外匯存款準備金率
*美國就業市場緊俏 企業計劃明年給員工大幅加薪

由於近期人民幣兌美元仍在不斷升值,中共央行在9日宣布,自12月15日起,將金融機構外匯存款準備金率,從現行的7%提高到9%。在5月底的時候,中共央行已經調升過2個百分點。中共央行的最新數據顯示,11月份的外匯存款規模為1.018萬億美元,已經接近6月的紀錄高點。分析人士認為,調升外匯存款準備金率,將促使商業銀行,更多地保留一部份外匯資金用於上繳,增加美元需求的同時減少美元供給,緩和人民幣升值。這也表明,中共監管層對人民幣強勢深感不安,希望保持人民幣雙向波動的走勢。有中資銀行交易員認為,從兩次調整的時間點看,人民幣兌美元的政策底基本就在6.35附近。

再來看美國就業市場情況,美國勞工部數據表示,目前美國就業市場緊俏,裁員率較低。在截至12月4日的一周內,首次申請失業救濟的人數降到18.4萬,申請人數在持續走低,是近50年來的最低水平。與此同時,世界大型企業研究會(Conference Board)的一項調查發現,企業平均準備將工資總額的3.9%,用於明年的加薪,是2008年以來最高水平,而且私營部門工資的加速增長,可能會延續到2022年。大約39%的調查對象表示,通貨膨脹是他們決定提升明年薪資的因素之一。不過,工資這樣持續上漲,可能推動消費者價格上升,因為企業將會用漲價來補償工資的增加。

好,現在我們就進入今天的主題。

中國穩增長「壓力山大」如何實現經濟軟著陸?

中共在12月6日召開了政治局會議,並總結說,2021年是「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一年」,不過,這樣的高調總結,也掩蓋不了中國面臨的一系列經濟困境。就像有評論所說的,2020年和即將過去的2021年,都是中共全面走下坡路的流年,如果非要說「里程碑」,這兩年倒可以說是中共快速衰敗的「里程碑」。

另外,12月6日,中國社會科學院也在發布的2022年《經濟藍皮書》中提到,考慮到全球疫情仍在持續,預計2022年中國經濟增長在5.3%左右。

藍皮書還建議,明年GDP的增長目標設定在5%以上,一般公共預算赤字率設在3%左右,並且提到明年的財政收入壓力仍大,預計財政收入增長率將從今年的10.9%下降到明年的6%,並提到地方債問題需要引起高度重視。同時,藍皮書預計中國2022年的物價總體溫和上漲。

目前,為了穩定經濟增長,中共正在試圖打出一系列的政策「組合拳」,但《華爾街日報》評論說,中共領導人,一方面試圖扭轉經濟增長大幅放緩的勢頭,但是同時,又受到了減少債務、還有遏制投機行為等政策的限制,不想放棄在源頭上造成經濟疲軟的政策。這是一項艱巨的任務,可能會考驗中共政府引導中國經濟實現軟著陸的能力。

不過,即便是中共能夠度過眼前的難關,實現經濟軟著陸,但從長期來看,中國經濟的增長放緩已經是不可避免了,因為中國面臨的巨大的人口危機,才是未來經濟增長面臨的真正挑戰。

巨大的人口危機 正在向中國襲來

根據21經濟網的報道,在中國,「三口之家」已經不再是家庭最主流的模式。中國的家庭模式,在過去10年中,又進一步轉換到了獨居,或者是夫妻二人為主的模式。

人口統計資料顯示,2010年,全國「二代戶」的比重高達47.83%,但是在2020年,卻縮水到了36.72%。相反,「一代戶」的比重,卻大幅上升了15.33個百分點,達到49.5%,成為了家庭的主流模式。這一增一減的背後,是中國家庭模式的大轉換。

所謂「二代戶」,就是孩子和父母住在一起。而「一代戶」,就是指同一輩人居住,或者單身居住的情況,比如不要孩子的丁克家庭,以及孩子都已經離家的空巢老人等。

從統計數據來看,「一代戶」比重提升的情況,並不是單獨發生在某些地區,而是全國性的普遍現象。具體來講,中國各省區的「一代戶」比例都在大幅提升,最低也在40%以上,吉林、內蒙、天津等13個省區市的「一代戶」比重,已經超過50%,其中北京、上海、黑龍江、浙江等地區,比重更是超過了58%。

從中國的家庭戶規模上,也可以看出,「三口之家」已經不再是中國的主流家庭模式。回顧歷次中國的全國人口普查數據,家庭戶規模一直呈現了持續下降的態勢,1982年的時候,是一戶家庭平均4.41人;2000年時,是3.44人;到了2020年,已經下降到了一個家庭戶只有2.62人,還不到3個人。

中國家庭戶規模的不斷縮小,主要原因就是總和生育率的下降、人口老齡化,以及人口流動等因素。

所謂總和生育率,通俗的理解,就是所有女性在生育年齡期間平均生育孩子的數量。通常,總和生育率2.1被認為是更替水平,能夠維持人口的不增不減。當總和生育率下降到1.5以下,就被稱為「生育陷阱」,一旦進入生育陷阱,再想要扭轉生育率的下降,就會變得很困難甚至不可能。但是,中共官方的數據顯示,在2020年,中國育齡婦女的總和生育率只有1.3。

那麼,哪些原因造成了總和生育率的下降呢?其中包括,育齡婦女不斷減少、結婚率下降、晚婚晚育等等。中國的總和生育率下降,除了因為社會變遷和觀念的改變以外,還有更重要的,也是大家都知道的一個政治因素,那就是和中共實行了幾十年的一胎化政策直接相關。中共的計劃生育,讓人口出生率不斷的下降,造成了育齡婦女的數量不斷萎縮。

例如,國際上,一般把15-49歲女性計算為育齡婦女。但是,中國2020年的育齡婦女數量,和2010年相比,減少了4,591萬人。如果只計算最佳生育年齡婦女,就是20-34歲的女性人口,同期的人數也下降了1,517萬人。

此外,「一代戶」比例增高的另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老齡化和人口流動。尤其是,越來越多的空巢老人,讓家庭整體應對風險的能力減弱,第四次中國城鄉老年人生活狀況抽樣調查顯示,中國的空巢老人突破了1億。這些老人,不同程度上,都存在無人陪護、無人慰藉、就醫困難等問題。

而且,這些問題在農村就更顯得突出。數據顯示,中國鄉村60歲以上老人的比重是23.81%,65歲及以上老人的比重是17.72%,比城鎮分別高出了7.99%和6.61%。與城市相比,農村不但老齡化程度更高,而且,養老服務基礎設施更薄弱,服務力量還欠缺。

這背後的原因,又和中共的另一項政策分不開,那就是中共實行的城鄉有別的戶籍制。所以,中國的城鎮化率和經濟發展水平不匹配。數據顯示,當美國、日本和韓國,人均GDP突破1萬美元時,其城鎮化率都達到了70%以上。而中國2019年的城鎮化率只達到60.6%,戶籍人口的城鎮化率更低,僅有大約44.4%。另外,數據還顯示,2019年,中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4.2萬元,而農村居民,只有1.6萬元。

同時,人口快速老齡化,又會對經濟增長產生衝擊性的影響,它直接導致勞動年齡人口減少、勞動力市場的規模萎縮,使經濟增長放緩;而且顯著降低了全要素生產率,從而降低了經濟的潛在增長水平。

對於國家發展來說,老齡化是大災難。另外,老齡化也可能導致儲蓄率下降,以及消費水平的下降,這些都會對經濟產生衝擊。根據相應的數據和模型來推算,在其它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僅僅是快速的人口老齡化,將使未來5年,中國經濟的年均增長速度下降1個百分點左右。

那麼,中國要如何應對人口危機帶來的挑戰呢?

目前,中共已經放開了「三孩」政策,還出台了一些鼓勵生育的措施,為了解決年輕人買不起房子、養不起孩子的困境,還在整頓房地產業和教培行業,而且,還提出了一個「共同富裕」的口號。

因為中共已經認識到,經過幾十年的經濟增長後,中國已經面臨長期衰退的危機,如果不改變經濟發展模式,是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的。從長期來說,必須提高生育率,改變人口結構;從短期來看,必須從依賴外需轉向推動內需,從依賴出口轉向依賴消費。

但是,人口結構的改變可能一蹴而就嗎?從其它國家的經驗來看,這需要幾十年的努力,還未必奏效,而中共目前實行的這些政策,事實上,也沒有真正起到鼓勵生育的作用。

至於中國的消費潛力為何無法釋放出來,很大程度上是巨大的貧富懸殊造成的。中金公司最新的調查結果顯示,有2.2億中國人的月收入,低於人民幣500元,李克強之前也提到,中國6億人的月收入只有1,000元。這樣的收入水平,要如何刺激消費呢?顯然,如果中共,不去真正想辦法提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只是靠割各種「韭菜」來滿足黨的「內需」,是無法刺激消費,也無法達到經濟轉型的目標的。

其實,中共及其政策,包括計劃生育和城鄉戶籍制度等,才是導致中國人口危機和貧富差距的真正根源。俄羅斯總統普京,曾經把人口危機提高到「國家危機」的高度,而現在,中共面臨的危機恐怕比這還要深遠得多。@

財商經濟研究所
策劃:宇文銘
撰文:李松筠
編輯:蔚然、宇文銘
粵語配音:Ada
剪輯:曲歌
監製:文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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