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一零六七年宋神宗即位,這位十九歲的少年天子久慕王安石的大名,立即召他來到京師,兩年後任命他為參知政事,全面主持變法。王安石為富國強兵,同時減輕百姓負擔,接連頒布新法,但卻遭到猛烈抨擊和抵制。

我把王安石變法的其它內容再簡單地講一下。

「募役法」:宋神宗時期,地方向朝廷進貢時,需要僱人把貢品運到京師。開始都是找當地有錢有勢的人負責運輸,那麼責任也就落到了他們身上。如果在運輸過程中貢品損壞或者丟失,由他們負責賠償。當時有一些人因此破產,甚至賣兒賣女的都有,這個做法不太公平。王安石於是著手改革,根據每個家庭的富裕程度分成十等,上三等人不再負責運輸,他們出錢,由官府僱人運輸,風險由官府承擔,沒錢的人可以到官府領錢,出力運輸,也就是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這是比較合理的方法。

「保甲法」:讓地方上的軍隊進行一定的訓練,有點像募兵制和徵兵制的混合。

「置將法」:讓某些將軍固定帶一些兵,對他們進行訓練,同時也能夠保證地方上的治安。

「方田均稅法」:根據土地的肥沃程度決定稅收的標準,土地肥沃的多交一點,土地貧瘠的少交一些。

「保馬法」:鼓勵百姓養馬。

還改革了科舉制度。

他所制定的法令,都是為了讓國家增加收入,同時減輕百姓的負擔。

那麼士大夫們為甚麼要反對他呢?這裏我們要討論一下王安石變法失敗的原因,因為這件事情在歷史上的爭議實在是太大,涉及到一些社會學和政治學方面的問題。

◎制度與人 誰更重要

首先我們要考慮一個問題,就是一個國家想要富強,到底是人的因素重要,還是制度的因素重要?很多人覺得美國富強,是因為美國的制度好,所以我們經常聽到這樣的話:如果一個制度好的話,壞人不敢幹壞事;如果一個制度壞的話,好人也會變成壞人。但是我們還要提出另一個層面的問題,就是制度到底是由誰制定,又是由誰來執行的呢?當然是人來制定、人來執行,所以說人的因素其實比制度更加重要。

美國第二任總統約翰亞當斯(John Adams)曾經講過一句很有道理、很深刻的話,他說,美國的憲法是為了那些有道德和有信仰的人制定的,如果美國人沒有道德和信仰的話,我們的憲法是不夠用的。就是說美國憲法雖然設計了一套很好的制度,但它還是以人的道德和信仰作為依託的。法國政治學家托克維爾去美國訪問後,對美國的印象非常深刻,他覺得美國很偉大,但他說,美國之所以偉大是因為美國的人好,當美國人都不再是好人的時候,美國也就不再偉大了。引用這兩個人的話是想說明,制度固然重要,但是人更重要,道德為本,制度只能治標。

理解了這一點,我們再看王安石變法和范仲淹變法,就會發現兩者之間有一個很重要的差異,范仲淹是從人入手,他提出的十條建議的前五條都是關於吏治的;王安石變法沒有一件事情是針對人的,全是制度,借錢到官府來借、東西這麼運、軍隊這樣訓練等等。王安石完全是「事功」,只集中在事情上,而且要立見功效。我們發現,反對范仲淹變法的人,以當時的宰相呂夷簡為首,全部被視為小人;支持范仲淹的都是君子,如韓琦、富弼、歐陽修等等。而王安石變法中,反對他的人都是當時被視為君子的、歷史上赫赫有名的大人物。領頭反對的、不管王安石幹甚麼都反對的就是著名史學家司馬光,另外還有范仲淹的兒子范純仁、當時的宰相文彥博、北宋著名理學家程顥、歐陽修、蘇軾等等;而支持王安石的人,如章惇、蔡京都是被寫入《宋史.奸臣傳》的。這說明即使王安石變法的出發點是好的、政策也是對的,但他至少有一件事沒做好,就是溝通和解釋工作。典型的例子就是司馬光和王安石曾為知交好友,但為此事反目絕交。

◎司馬光與王安石 為何而爭

司馬光和王安石兩人在京城的時候是鄰居,互相欣賞對方的才學。司馬光是著名的史學家;王安石著作等身,也是一個思想家。兩人經常在一起聊天,一聊就是一天。這兩個人都曾得到過歐陽修的提拔,也都曾在包拯的手下為官,兩人關係曾經極好。但是因為變法這件事,兩個人鬧僵了。這裏邊也有意氣之爭的成份,司馬光不管王安石幹甚麼都一律反對。

司馬光曾經給王安石寫過三封信,每封信都很長。他批評王安石有三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知識份子、士大夫一般來說應該恥於言利,但是你整天談錢,這是你看起來不太地道的地方。第二個問題是用心太急,做事情太急於求成。普通人都知道「欲速則不達」,以你王安石的聰明,怎麼可能不知道,你就是求成功的心太盛了。第三個問題是「自信太厚」(這是客氣的說法,其實就是剛愎自用)。如果有人跟你說新法不好,哪怕只是提了一點點意見,你的反應基本上就是三步,第一步是怒,怫然變色;第二步是辱,罵這個人;第三步是逐,到皇帝面前告狀,把這個人趕到外地去。《宋史》中記述了王安石講過的三句話,稱為「三不足」:「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意思是老天爺降下災難,我不在乎;祖宗制定的法律,我可以扔在一邊;大家議論紛紛,我根本就不聽。司馬光說,你就是這麼倔強的一個人,怎麼可能把這個事情做成呢?

王安石回了短短幾段話,就是中國高中課本中的《答司馬諫議書》。王安石為自己做了一些辯解,但其中有一些話有點指桑罵槐的味道。他寫道:「人習於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國事、同俗自媚於眾為善」,意思是這些士大夫們就是混日子,啥也不管,這實際上是在批評司馬光。接下來他說,皇帝想改變這種情況,我王安石不衡量自己力量的強弱,希望能夠幫助皇帝完成他的想法。當我們做出改革的時候,那些混日子的人怎麼可能不群起反對呢?就像當年商朝的盤庚遷都一樣。這就是王安石的反應:第一,說別人混日子;第二,說我做的事是對的,所以不聽別人的反對意見,當然也就是對的。

◎「拗相公」變法不成 

王安石性格執拗,人賜綽號「拗相公」。王安石之所以變法不成功,一個原因是不注重人的因素,第二個原因是他沒有帶領團隊的技巧。變法是一個非常複雜、千頭萬緒的工作,不可能一個人完成所有的事,需要有一個團隊。作為一個團隊的領導者,必須具備兩個條件:第一個是要有博大的胸襟,能夠聽得進不同意見,然後權衡利弊做出選擇;第二個是要有高超的溝通技巧,知道怎樣去激勵團隊的成員完成工作,同時要能夠跟反對者溝通,爭取他們的理解。

很遺憾王安石這兩方面的能力都沒有,所以他只有一個選擇,就是用聽話的人。這就帶來一個問題,聽話的人是真的想法跟你一樣呢,還是只想藉此得到好處呢?當時很多投機份子進入了王安石的陣營,如章惇、蔡京、王安石的女婿(也是蔡京的弟弟)蔡卞、曾布等等。當執行新法的人不好時,法令執行起來肯定是要走樣的。舉個很簡單的例子,如「青苗法」規定政府可以向沒有錢的百姓提供低息貸款,這樣政府有收入,百姓也免受盤剝,結果執行的時候,地方官員為了能夠有政績,不借錢給窮人,怕他們還不起,而是強行借給富人,因為這樣官員能收上利息。司馬光這一派人抓住新法執行中的問題不斷攻擊他們,這樣就形成了兩派。王安石這一派叫做新黨,司馬光這一派叫舊黨。新舊兩黨整天吵吵嚷嚷。(待續)

編注:本文根據章天亮博士的大型講史系列節目《笑談風雲》之《隋唐盛世》視頻版整理而成。 《笑談風雲》是新唐人電視台製作的視頻版中國通史,目前已出版《東周列國》、《秦皇漢武》、《隋唐盛世》和《兩宋繁華》四部,第五部《大明王朝》也已於2019年底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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