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一黨獨裁下,「共同富裕」是假的,共產黨要的是「共產獨財」。中國正在走一條與市場經濟國家相反的道路,就是以消滅通常意義上的中產階級,使少數暴富階層人受益型的中國特色道路。

大陸經濟對外開放之後,紅二代許多家庭乘勢暴富,成為中國新暴富階層;不少中共權勢人物成為億萬富翁,善於官商勾結的人也隨之暴富。與此同時也產生了一批衣食無憂的小康之家,主要是靠工薪為生的白領及小本經營者或自由職業者等等。據大陸有關機構的統計報道說,中產階級人數超過2億。

然而,現在中國正在走一條與市場經濟國家相反的道路,就是以消滅通常意義上的中產階級,使少數暴富階層人受益型的中國特色道路。

在中國,有人對中產階級定義為:擁有穩定的收入,有能力自己買房買車,能夠將收入用於旅遊、教育等消費的人群。也有人認為,按中國平均收入水平,每月有不低於5000元的持續性收入的人,並擁有100至300萬元的可自由支配財產,就達到中產階層的標準了。

由於特殊的歷史原因,中國的中產階層能繼承祖傳財產的幾乎為零。目前中國的中產階層,主要集中在上個世紀60年代與70年代出生的人群,文化程度以大學為主。據抽樣調查顯示,接受調查的中產者中有97%文化程度在大學或大學以上。他們所受的教育、專業技能與知識技能,成為其生存的「資本」。

普遍認為,中產者的職業構成主要有以下幾類:國家公務人員、企業中高層管理人員、知識型中小企業主和專業技術人員。其中,專業技術人員主要包括:律師、IT(資訊科技)業工程師、中高級教師、中高級演藝人員等。

暴力強拆 損害中產階級的利益

強拆暴行和悲劇的直接責任者就是中共政府。由於貪污腐敗和資金外逃,許多中國地方政府已經沒錢花了。為了掩飾破產的真相和維持政權繼續運轉,沒有別的經濟支撐,就得拿中產階級開刀,掠奪他們的房屋、土地和資源。僅舉以下幾例:

1. 廣州大學城吞噬藝術村。2001年3月,廣州市「小谷圍藝術村」別墅被強拆了。小谷圍島上43.3平方公里的土地被正式確定為廣州大學城規劃用地。廣州美術學院的老師在小谷圍島寫生,陶醉於島上美麗的風光,在統一規劃下自行設計建築了風格各異的別墅,並在此從事藝術創作。此後,一批國內外知名的畫家、雕塑家、攝影師以及各專業的設計師也在這裏買下了商品地,在雜草叢生的灘涂上設計建設自己的別墅式工作室。他們把各自的生活理念及夢想融入到建築設計中,先後建造了165棟風格迥異,具有很高藝術價值的別墅,「小谷圍藝術村」從此誕生。

廣東及香港的許多知名美術家都是「小谷圍藝術村」的村民,這裏成了藝術家的精神家園,蜚聲海內外,被稱為中國的「巴比松」(巴比松派是1830年到1840年在法國興起的鄉村風景畫派)。藝術家們並非都是富有之人,他們一邊積蓄和籌備資金,一邊逐步建造,一磚一瓦、一草一木都親力親為,傾注了大量精力和心血,有些別墅甚至斷斷續續建造了七、八年時間。

從2004年8月至10月,在業主的一片抗爭聲中別墅群被拆遷。藝術村近百位頗有名望的藝術家業主申請行政複議,並向廣東省政府、國土資源部、監察部遞交保護財產及人身權利的緊急請求函;又先後向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提起了行政訴訟,但均以失敗告終,最終在劫難逃。

2. 2010年舉辦的上海世博會製造出1萬8000個拆遷戶,甚至包括一些美國、加拿大、澳洲和香港商人。「世博難民」皆因被暴力拆遷而傾家蕩產,世博會期間,冤民不是被趕就是被抓。中共2002年就提出,讓流動人口子女在人口流入地免費、平等地接受城市公立學校的教育,這一點不但沒做到,反而大力拆除農民工子弟學校,為獲得地皮高價賣給開發商,使上海30萬農民工子女不能正常接受義務教育。北京也大肆拆毀民辦的外來工子女學校,導致大批農民工子女失學。

上海世博會製造出1萬8000個拆遷戶。圖為2010年1月18日,上海世博會前夕進行的整修工程,一名工人搬運拆除的舊建築碎片。(Philippe Lopez/AFP)
上海世博會製造出1萬8000個拆遷戶。圖為2010年1月18日,上海世博會前夕進行的整修工程,一名工人搬運拆除的舊建築碎片。(Philippe Lopez/AFP)

3. 江蘇省強拆搞突然襲擊,「拆你沒商量」。2010年5月,江蘇淮安一戶人家的兩位老人,在大白天被一群人強行拖到室外,自家190平方米左右的三層樓房隨即被強拆,最後卻說是「拆錯了」。有些強拆項目,甚至提出底線是,「只要不死人,不死在現場,甚麼手段都能用。」一級壓一級,限時限量完成。在強拆中,被拆方有人被火燒死、被鏟車碾死、被活埋、被打死的事件,新聞媒體都有報道。

4. 從2010年2月25日至2020年春夏,北京幾代藝術家投入心血經營的藝術區被強拆。被拆遷名單中有:環鐵藝術區、008藝術區、宋莊藝術區、水波藝術區、黑橋藝術區等大片房產。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許章潤痛惜藝術區慘遭塗炭,小民的住宅區也無端遭殃;他批評北京當局從驅逐低端人口,擴展到鎖定多個藝術區和住宅小區。他認為,政府強拆,美其名為「增加土地儲備」,實際上是看重土地增值,強徵藉以謀利。同時,強拆藝術區,更是為了打擊藝術界、壟斷思想。

從2010年2月25日至2020年春夏,北京幾代藝術家投入心血經營的藝術區被強拆。圖為遭強拆的北京宋莊藝術村。(網絡圖片)
從2010年2月25日至2020年春夏,北京幾代藝術家投入心血經營的藝術區被強拆。圖為遭強拆的北京宋莊藝術村。(網絡圖片)

5. 北京大量拆掉商家和餐廳。《中國新聞周刊》2017年9月28日報道,北京市東城區開始「疏解整治促提升」專項行動,很多人將其稱為「治理拆牆打洞」。據北京市官方公布的統計數據,2017年上半年,全市已「拆牆打洞」封堵了2.1萬戶,拆除違建3000多萬平方米。商業氛圍初興的方家胡同,在「治理拆牆打洞」行動中遭遇「重創」。兩個多月內,原有二十多戶商家減少至八家,剩下的也打算關門。對於政府這種迅速行動,有人不解,有人無奈。

6. 廣西貴港市覃塘區村民新建的養殖場被強拆。2017年3月27日,地方政府沒有任何文件和說法,就強行拆除養殖場。村民進行阻止,遭到20多個監警大隊人員的防暴棍暴打,導致多人受傷。村民打110報警,派出所副所長來到現場,看見是強拆也不管,他只說「我們派出所是負責治安,不管這事」。

7. 北京市昌平區香堂村三千多戶別墅和四合院2019年1月被北京當局指為違建,2020年12月2日被迫一周內自行搬離,否則斷水斷電,列入失信黑名單。12月10日起官方出動上千警力,強拆迫遷。

2020年12月2日,北京昌平香堂文化新村三千多戶近萬人被要求7日內強行搬遷,否則房被強拆,人也要上失信黑名單。(受訪者提供,大紀元合成)
2020年12月2日,北京昌平香堂文化新村三千多戶近萬人被要求7日內強行搬遷,否則房被強拆,人也要上失信黑名單。(受訪者提供,大紀元合成)

讓業主們沒想到的是:當初村、鎮兩級政府加蓋公章的購房協議,如今卻成了一紙空文,而他們斥巨資購下的房產也被認定是「違建」,需進行拆除。業主們據理力爭:我們當時買這個房子的時候,你們崔村鎮和香堂村都給我們蓋了章,還給我們發了印花稅,為甚麼現在就變成我們違法了呢?大紅本(房屋產權證)也是政府發給我們的,我們想弄明白這是不是一個政府。

強拆香堂村時,正值北京寒冬季節,晚間室外溫度接近零下十度。被強拆的香堂村涉及3800多戶別墅和四合院,使上萬人無家可歸。前北京獨立智庫天則經濟研究所所長、經濟學家盛洪,他是北京市懷柔區的「水長城老北京四合院」被強拆的業主之一。據他了解,至少有三分之一的香堂村業主的房屋是他們的唯一住所,如果他們在這個寒冬無家可歸,這會是一場前所未有的「人道主義災難」。

盛洪在網上發文對香堂村強拆表達強烈關注。他說,北京市政府就在陸續強拆一系列別墅項目,而香堂村只是這場專項行動的冰山一角,但它也是「最難啃的一塊硬骨頭,因為香堂村最有影響力、最有名氣、規模最大、人也最多。香堂事件之所以引發了更大的動靜,是因為它牽扯的人更多。」

強拆藝術區、商業區、大量私房、民辦學校和工廠等,將掠奪的大量土地高價賣給房地產開發商,可獲取最大暴利:「拆走一頭牛,賠了一隻雞」。拆遷能提高政府形象,當權者能出政績,房地產開發商可以聚攏錢財。政府說,土地是國家的,可以把老百姓從住宅趕出去。

強拆結果使中產階級和普通百姓失去所有,政府形象得到空前提高,當權者得以提升,開發商掙得缽滿盆滿。還美其名曰:政府代表人民管理國家。解決民生、改善民眾居住環境。

拆遷可使當權者出政績,房地產開發商可以聚攏錢財。中共當局說,土地是國家的,可以把老百姓從住宅趕出去。圖為2012年3月,廣州市楊集村村民試圖保護被當局強拆的家。(STR/AFP)
拆遷可使當權者出政績,房地產開發商可以聚攏錢財。中共當局說,土地是國家的,可以把老百姓從住宅趕出去。圖為2012年3月,廣州市楊集村村民試圖保護被當局強拆的家。(STR/AFP)

事實上,中國的財富不是中共權貴創造的,是中國人民用血汗換來的。但是,中共權貴搶走了屬於人民的財富和一切。

P2P爆煲潮 騙取中產階級的積蓄

中國式P2P是監管真空的產物,監管機構很長時間缺位,直到2015年才正式納入中國銀行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監管體系。然而,中國的經濟是權力經濟,權力主導一切,是一條「國富民窮」路線;中國很容易成為騙子的天堂。旅美中國經濟學者夏業良說,P2P的爆煲潮導致很多民營企業被掏空,很多中產階級被掏空。中國的金融難民不只是P2P受害者,也包括股民。中國問題專家胡星斗說,在P2P的事情上,個人能做的事情很少,因為中國是管控型經濟,它只是為了干預經濟,然後分利得好處,恰恰缺乏監管。所以現在有人說,中國的白領減少,「黑領」增多。「黑領」就是那些靠黑道或者靠公權力進行搶劫的人。

在2018年中共開始打擊P2P之前,P2P作為「互聯網金融」,一直被中共官方宣傳為「普惠金融」和「金融創新」;不但中共央視等眾多黨媒曾經為P2P背書、廣而告之,習近平、李克強等中共高層以及中共央行行長等金融監管層也都曾表態支持。由於國家之前的拚命推廣「互聯網金融」,主流媒體和互聯網大量宣傳鼓吹關於互聯網金融的新聞報道,讓很多人忽略了風險。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黃奇帆於2020年6月13日表示,在中國這個土地上,P2P就是農村高利貸的翻版,是把最醜陋、最噁心、最沒責任感的放高利貸的老鼠會,披上互聯網科學外衣展開來。在兩年的整頓中,約1萬多家P2P公司倒閉,壞帳總額約2萬億。2020年8月,中國銀行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主席郭樹清在接受央視採訪時說,P2P還有八千多億出借資金沒有收回。

中共政府沒有正規的監管機制,雖然政府也曾啟動互聯網金融清理整頓行動,要求每個P2P平台必須在所在地進行登記備案,但是備案原定的截止日期是2018年4月,因此給不合規的P2P企業留下了跑路機會,造成集體崩盤。比較典型的是,上海著名的P2P平台唐小僧的跑路,按照該平台自稱數據,其總用戶數超過1000萬人,成交金額750億元。

中共大搞P2P互聯網金融,政府部門聯合商人大肆開展理財,造成數千萬出借人血汗錢被騙,總金額高達8000億,政府仍然繼續聯合權貴階層進行收割,絲毫沒有追贓挽損的行動。因此有人說,P2P是中共刻意製造的陷阱,因為2018年中共翻臉後,P2P被中共當局定性為「非法集資」。但是,中共刑法中並無「非法集資罪」,出借人很難討回本金,受害民眾迄今索償無門,因為這是中共系統安排的,推動或縱容P2P從中國民眾手中非法集資。

中共大搞P2P互聯網金融,政府部門聯合商人大肆開展理財,造成數千萬出借人血汗錢被騙,總金額高達8000億。(China Out/AFP)
中共大搞P2P互聯網金融,政府部門聯合商人大肆開展理財,造成數千萬出借人血汗錢被騙,總金額高達8000億。(China Out/AFP)

在P2P爆煲潮中,受害者不是資產富足的上流社會,也並非袋中羞澀的社會底層,而是那些「比上不足,比下有餘」的中產階級。P2P平台就看準了這群「新中產」人的家底。不少中產者將上萬或上百萬的積蓄投入到了P2P平台;另外有一些年輕人不惜從信用卡、網貸、親朋好友手上套現借款投資P2P。

中產階級通過幾年的奮鬥有了一些積蓄,開始尋找生財之道。互聯網金融的序幕剛被拉開,P2P行業就處於野蠻生長期。2015年,P2P平台達到2595家,是2014年的1.6倍;出借人達500多萬,借款人200多萬,全年成交金額接近萬億。進入2016年,P2P增長迅猛,全年成交量超過2萬億;這一年,1000多萬名投資者湧入P2P,放貸給800萬人用。

P2P爆煲之後,一切夢幻都破碎了。有些人的積蓄血本無歸,有些人一夜間債務纏身。由於企業的破產以及實體經濟瀕臨崩潰,現在中國的中產階級和白領都在減少,一個龐大的中產投資者群體哀鴻遍野,並造成了一些中產者自殺。如,浙江一位31歲女士王倩,因為投資P2P受騙,上訪維權又遭暴力打壓,上吊自殺身亡。她在遺書中痛苦陳述對當局「徹底失去信心」。當局強行將她遺體火化,並嚴厲管控家屬,壓制事件的進一步發酵。湖南省益陽桃江縣官方披露,P2P網貸平台暴雷,約1800名養老公寓的老人被捲走近億元;湖南多地養老公寓的老人因血本無歸,發生跳江自殺事件。

大紀元記者調查發現,中共在P2P瘋狂發展的過程中既無監管、更無作為。中國大陸互聯網金融,影子銀行、數以百計的理財產品,數萬家私募,中共也無力監管,但政府卻能聯合P2P平台集資詐騙國民血汗錢。中共對P2P先推廣後打壓的做法,人們自然認為,P2P網貸就是中共蓄意放出的,吞噬中產階級及底層民眾血汗錢的灰犀牛。

P2P爆煲潮不斷,P2P行業從鼎盛時的6000多家洗牌到僅剩幾百家,這是P2P行業的一部興衰史,也是一部中產階級投資理財的血淚史。P2P爆煲潮之後,數以千億計的資金流失,突然出現數以萬計的「金融難民」。很多聲稱是P2P的平台,但它實際上根本不是,它沒有按照監管規定做業務,而是通過自我擔保、份額拆分、期限錯配等形式,成為玩弄自融資金池平台,實質是非法集資。

非法集資有兩種:一種是自己融資,設置假項目吸引投資,實際上用於自身發展或對外投資;另一種就是龐氏騙局,從中國改革開放伊始就不斷發生,不同的是,披上P2P的外衣,借助互聯網的轉播力。他們對外採用高額利息為誘餌,借新還舊,資金量達到一定規模後直接消失,壓根沒有還款意思。

「e租寶」的P2P網絡借貸平台就是一個徹頭徹尾的龐氏騙局。2014年7月,「e租寶」打著「網絡金融」的旗號上線營運。假項目、假三方、假擔保:三步障眼法製造騙局。一年半內非法吸收資金500多億元,90萬受害投資者遍布全國31個省市區。

「e租寶」的P2P網絡借貸平台就是一個徹頭徹尾的龐氏騙局。圖為2016年2月4日,「e租寶」的投資者在北京的抗議活動中高呼口號。(Greg Baker/AFP)
「e租寶」的P2P網絡借貸平台就是一個徹頭徹尾的龐氏騙局。圖為2016年2月4日,「e租寶」的投資者在北京的抗議活動中高呼口號。(Greg Baker/AFP)

此外,雲南泛亞也涉嫌龐氏騙局,非法吸金400億元,受害者達22萬人。2015年初,泛亞在深圳前海成立了一家P2P公司,即泛融互聯網金融服務股份有限公司(「泛融網」)。將這個本質上是融資的業務挪到了這個P2P平台上。2015年9月,泛亞出現資金贖回困難、數量龐大的投資者群體陷入兌付危機。

泛亞騙局受害者在國務院新聞辦公室門口,打著各種橫幅及標語,上寫「昆明泛亞、欺上瞞下」、「紅頭文件、洗劫百姓」,並不停高喊「銀行詐騙、政府幫兇」等口號。各地也有大小不等規模的維權場面,西安、海南等地受害者在政府門前集會,舉牌表達訴求,維權現場人擠人,有些人遭到抓捕。據了解,很多P2P平台老闆藏匿資金或捲款潛逃,公安部經濟犯罪偵查局拒絕公開資金去向。

「第三次分配」、「共同富裕」 衝擊中產階級

而當前中共提出的「第三次分配」則更接近政治運動,最先受到攻擊或遇到災難的是富裕的中產階級人群:中等企業主、明星藝人、高管、專業人士等。有人預測最後的結果是,大家一起「躺平」,吃穿靠國有化的電商平台,類似人民公社大鍋飯;收入領取數碼人民幣,工分相同於生產隊。

「共同富裕」是假的。中國最有錢的是中共高官和權貴,他們在瑞士銀行存款有7至8萬億,但他們並未首先捐錢給窮人分一分,而是掠奪中產階級和廣大民眾的財富,「割韭菜」以填補被虧空的國庫。

「共同富裕」是假的。中國最有錢的是中共高官和權貴,何不捐錢給窮人分一分?圖為2008年3月8日,北京人民大會堂內等待開會的保安及中共人大代表。(Guang Niu/Getty Images)
「共同富裕」是假的。中國最有錢的是中共高官和權貴,何不捐錢給窮人分一分?圖為2008年3月8日,北京人民大會堂內等待開會的保安及中共人大代表。(Guang Niu/Getty Images)

近期浙江在全省開展2021年「慈善一日捐」活動,浙江省委書記袁家軍帶頭當「托」。《浙江日報》9月3日報道,為助力「共同富裕」,廣泛動員機關幹部職工參與,倡導機關、事業及社會團體單位自願捐出節約的一筆小開支;省直機關幹部和廣大職工捐出一天工資收入。在全省範圍內,企業要捐出一筆善款,個人自願捐出一天的收入,所捐款項將由省慈善總會負責接收,並建立「慈善一日捐」活動專項基金。

浙江官員此次捐款,絕不是僅僅作秀,而是大搶劫割韭菜的前奏。浙江省作為「共同富裕」示範區,是準備要向全國推廣的。中共盯上的不只是富裕的中產階級,還有廣大民眾的血汗工資。到了割韭菜的時節,就可以對高管、專業人士等不客氣,降低工資收入。

被界定為慈善事業的「第三次分配」是中共的一貫做法。所謂「第一次分配」指的是改革開放初期,由於財富積累的過快,中共一下子消化不完,極小一部份流入民間,使普通人得到一點實惠,使其中一些知識份子和私人企業主進入了中產階級;中共消化完「第一次分配」積累的財富後,開始所謂「第二次分配」,就是通過稅收、國債等形式進一步收割中產階級的財富;隨著中共的胃口越來越大,現有的財富已經不能滿足其貪慾,於是提出所謂「第三次分配」、「共同富裕」。這引發輿論擔憂,對私營企業「殺富不濟貧」,將財富集中到國有企業。中共在扶持國營企業的同時,打壓私營企業,目的是把這些私企,包括科技平台和課外輔導行業在內的多個產業,都置於黨的控制之下。

現在提出「第三次分配」、「共同富裕」,實際就是掠奪私人財富。中共歷史上就曾打著「共同富裕」的口號,打土豪分田地,公私合營,但搶去的財產都給了政府和權貴。1953年,中共提出公私合營,「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了大規模的社會主義改造」。企業由資本家所有變為公私共有,公方代表居於領導地位;資方開始喪失企業經營管理權。

1954年以後,由於銀行、鐵路、鋼鐵、礦山、電力、對外貿易等關鍵性經濟部門,都掌握在政府手裏,因此私營工商企業在生產經營方面遇到了嚴重困難,部份私營工廠停工,甚至關門;部份私營商店停業。嚴重困難迫使私營工商業不得不依靠政府的安排。

1954年以後,由於銀行、鐵路、鋼鐵、礦山、電力、對外貿易等關鍵性經濟部門,都掌握在中共手裏,因此私營工商企業在生產經營方面遇到了嚴重困難。(Hector Retamal/AFP)
1954年以後,由於銀行、鐵路、鋼鐵、礦山、電力、對外貿易等關鍵性經濟部門,都掌握在中共手裏,因此私營工商企業在生產經營方面遇到了嚴重困難。(Hector Retamal/AFP)

1955年,私營企業已經失去了獨立存在的條件,離開政府的安排就難以生存。1956年2月3日時任中共廣東省委第一書記陶鑄總結道:「我們在很短的時間內就把資本家的全部財產拿過來,約計全省私營工商業的資金有1億9000多萬,現在被我們拿過來了,國家發了一筆洋財。1億9000多萬元相當於19億多斤大米。廣東年產大米是18億斤,即幾天時間被我們共了一大筆財產。」

中產階級貢獻巨大,但備受歧視。中國民營企業家自嘲:民營企業是「共和國的養子」,而國有企業才是「共和國的親生兒子」。中國民營企業貢獻巨大,有「五六七八九」的說法,即民營企業貢獻了全國50%以上的稅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創新、80%以上的城鎮就業和90%以上的企業數量。但是,民企卻得不到和國企的平等待遇。有學者提出,政府不應該有區別的對待國企、民企和外企;只要是在中國註冊的企業就要一視同仁。

現在,令中產階級擔憂的是國有資本大量進入民營企業,國有資本介入的形式比以前直接沒收私營經濟、公私合營更隱蔽。民營企業有人說,貸款難、員工社保問題、企業稅收問題,都迫使近年來民營企業不得不接受國有化,民營企業受政策歧視、融資困難、經營不利,甚至被不白之冤困擾,很多民營企業家們已經移民海外。有人發文稱:中國私營經濟已完成協助公有經濟發展的任務,應逐漸離場了。

中產階級目前舉步維艱。國進民退是事實,很多行業的准入,只有國有企業可以,這是共產黨的本質所決定的,它只相信公有制,所以中共政策都有利於國有企業,被「做大做強」的國有企業壟斷了資源,而民企沒有抵抗的資本和能力,因此繼續萎縮,越來越艱難,民企只能讓國企控股,接受共產黨領導,跟共產黨走,所以國企吃掉民企勢所必然。

中產階級的苦日子快到了。北京市政府公布:食品業、汽車製造業、建築業等13個行業的最低工資保障為年薪2.64萬,即每月最低工資為2200元。北京學者高明生接受採訪時說:「在北京年收入兩萬多元,基本上沒有辦法生存,且不說還要租房,僅吃喝可能都不夠,莫非苦日子快到了。北京五環以內最便宜的房子,可能一個月(租金)都要五六千塊錢,一個兩居室。五環以外,燕郊可能便宜點,四千元,三千元左右,但已出北京了。」

中產階級 登上抗爭的政治舞台

英國《金融時報》發表文章說,網絡中呈現出新的特點。以往弱勢群體、反腐等熱議話題逐步降溫,取而代之的是涉及中產階級切身利益的諸多安全問題。中產階級開始更加關注安全與生存生活等相關問題。從他們熱議的重點事件內容,可見中國中產階級當下的焦慮。由於涉及中產階級切身利益的事件頻發,使其努力在輿論中發聲。

《金融時報》認為,諸多調查數據都顯示,中國大陸中產階級已經從網絡輿論中沉默的角色,轉換成為網絡輿論的主導力量,因為中產階級對於自身處境擔憂。有分析人士認為,中國大陸的中產階級已經意識到,要保護自身權益,必須打破沉默,發出自己的聲音。

山東大學退休教授孫文廣說,「為甚麼中產階級敢於站出來發表意見?因為他們意識到,沉默是金的觀點是錯誤的,必須站出來進行抗爭。你不站起來為弱勢群體發聲,下一個受害者可能就是你自己。」當前中國大陸的社會不公正現象太多,很多讓民眾忍無可忍。孫文廣認為,中國大陸的中產階級利用微信群組發表意見的人數正在日益壯大,網絡的微信群組就成為中產階級表達自己意見的一個安全閥門。

山東大學退休教授孫文廣認為,中國大陸的中產階級利用微信群組發表意見的人數正在日益壯大。(新唐人電視台)
山東大學退休教授孫文廣認為,中國大陸的中產階級利用微信群組發表意見的人數正在日益壯大。(新唐人電視台)

中國大陸中產階階現在努力發聲,使其成為走在網絡輿論前台的主力軍,源於他們對自身處境的恐慌,他們有了更清晰的身份認同和政治訴求,開始加入集體抗爭。胡佳認為,「中共對中產階級爭取公民社會的努力進行打壓,只會引起他們的進一步抗爭,這實際上是在為今後的社會變革積聚火藥。」

中國共產黨禍國殃民,在中共「一黨獨裁」領導下,「共同富裕」是假的,共產黨要的是「共產獨財」。(Mark Ralston/AFP)
中國共產黨禍國殃民,在中共「一黨獨裁」領導下,「共同富裕」是假的,共產黨要的是「共產獨財」。(Mark Ralston/AFP)

中國共產黨禍國殃民,在中共「一黨獨裁」領導下,「共同富裕」是假的,共產黨要的是「共產獨財」。「第三次分配」絕不能解決「共同富裕」問題。「共同富裕」必須全社會共同創造財富,如果中共要消滅中產階級,廢除市場經濟,那結局一定是「共同貧窮」。扶貧的錢形式上是政府或慈善機構給的,但實質上這些扶貧款都是中產階級企業家捐贈的;如果他們不積極創造財富,政府和慈善事業也無法扶貧,根本不可能「共同富裕」。#

(轉載自《新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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