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香港2019抗爭運動作背景的電影《少年》,昨日(25日)在金馬影展舉辦映後座談,導演之一的任俠與片中兩位演員孫君陶和李珮怡與觀眾見面。任俠說拍攝這個故事背後的原因是覺得自殺潮後出現的民間搜救隊,就像香港現代武俠片,由一班陌生人去救陌生人,只為搶救一條生命,所以才想拍攝這個故事,至於有人批評片中出現太多巧合,任俠稱是自己的堅持,認為香港已經沒有天理,「請允許我們的電影存在天意吧!」,現場觀眾聽罷掌聲雷動。

《少年》入圍第58屆金馬獎最佳新導演與最佳剪輯,並於本月24日先獲得金馬影展奈派克(NETPAC)獎,而每日觀眾票選也在前十位;《少年》故事講述在反送中運動期間,有人組成民間搜救隊尋找一名意圖自殺的女孩YY,並在故事中融合現實中抗爭運動中的人情、當中的衝突及掙扎。

由於《少年》不能在香港公映,任俠與兩名演員都是第一次在大螢幕觀看電影。他談起拍攝源起,自從首位輕生的梁凌杰後,香港開始出現自殺潮,有年輕人選擇以死明志,於是網絡上出現很多自發群組,組成民間搜救小隊,發現有人在社交網路發佈有輕生的訊息的貼文,便去尋找這些有意圖輕生者,當中大部份都是年輕人。任俠跟監製亦是聯合編劇的陳力行探討這個情況,就好像發生在香港的武俠片,一班陌生人自發去救陌生人,不是為了什麼,而為了搶救一條生命,抱著「一個都不能少」的信念。
 
很多影評人盛讚故事與抗爭運動的紀錄素材完美地結合,任俠說電影的剪接加上他本人其實有3人,入圍名單上的L2是兩個人,他續說在香港這個時代,有人願意在鎂光燈下追逐,亦有人在黑暗中默默付出,「L2就是默默付出的人」。任俠稱因為安全因素,不能提供他們的名字,但十分感謝他們。任俠補充,電影開始時更偏向類型片,因為自己想承傳香港成功的類型片拍法,來說一個真實的抗爭故事;因此開始時完全沒有紀錄片素材;直到第二剪開始蒐集意見,發現如以類型片方式說故事,便只有香港人才看得懂,為了讓世界的觀眾看懂這個故事,所以在提交金馬獎前的那一版本,才加上紀錄片素材。

被問及片中用了紅幕與藍幕去呈現抗爭運動,任俠說自己一開始也很苦惱,因為在沒有資金的情況下應如何重構關鍵的抗爭過程?於是有人建議帶演員到抗爭現場捕捉一些情景,但他內心反感,因為「抗爭的目的,不是為了讓我們拍戲」。他又稱與陳力行每天都會聊劇本,又引Francis Ford Coppola導演的Dracula《吸血殭屍:驚情四百年》,便是以紅幕呈現中世紀古戰爭,受此啟發「我們也能重現現代的抗爭」。

談及拍攝上最大困難,任俠說影片分兩段時間拍攝,首階段是在2019年10月,拍了7天因為發生撤資、有人被捕等不同原因而停拍;一年後,在2020年9月重新補拍15天,又稱「所有你想得到、想不到的困難,都有遇到過」。劇中結尾的關鍵天台戲,是在一個8號風球高掛的夜晚拍攝,當他自我安慰說看過台灣新電影教父侯孝賢導「天天是晴天」拍法,加上他師父陳果說過下雨就拍下雨的版本,晴天就拍晴天的版本,永遠有兩手準備。任俠回憶補拍時香港仍有限聚令,因此只能打游擊地拍攝,15天遇到15次警察,連排戲都遇過警察,又試過被2、30個防暴警察圍著。又稱演員付出很多,「我們在鏡頭後面,遠遠地調移鏡頭」,又認為克服困難,就是「拚一下」。

拍片過程經常發生意外,有一次在拍後巷戲時,有真的警察走來,當時演員演的是逃跑戲,他看到警察,就把道具警棍、證件丟在車下,跟著其他演員一起逃;另一個飾演被打到血流披面的演員,「帶傷」跑到一家店內借水沖洗,結果卻被趕走;他又笑指幕後拍攝過程應該比電影更好看。《少年》在本月15日於金馬影展舉行世界首映後,得到不少好評,但有部分影評認為故事充滿太多巧合,任俠解釋道,在寫劇本時,陳力行有提過這麼多巧合是不行的,不過,任俠說是他的堅持,因為「香港已經沒有天理,請允許我們的電影裡還存在天意吧!」這番話感動了現場觀眾,現場響起如雷掌聲。

戲中男主角孫君陶指電影最難部分,就是他本人和角色有點不同,又稱自己不是一個很勇敢的人,沒辦法走得太前面,所以拍攝時很小心,時常問朋友意見去揣摩角色,覺得要「尊重抗爭活動裡的每一個人」。女主角李珮怡在劇中戲分較少,她覺得拍這部戲的困難之處,在於她與女主角並不認識,要在短時間內建立關係,更要成為生死之交。談及導演,孫君陶說,直言導演「很兇」,但他明白導演有很想完成的東西,過程又遇到很多困難與阻礙,「所以被他兇一下沒關係」。而李珮怡則說,導演沒有罵過她,但在拍戲現場時導演的確較為嚴肅認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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