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許多美國人來說,「公民學」要麼是一個模糊的謎團,要麼類似於洗牙:我們知道應該這樣做,但如果可能的話,我們會避免。遺憾的是,在過去50年裏,我們的國家選擇了迴避和忽視,將學校,包括高等學校在內的公民教育降級,高等教育也認為公民學無足輕重、令人不快或不那麼重要。

這一事實上的政策,對我們的教育制度和公民文化造成了災難性的後果。一些教育工作者、學者和公民領袖對此提出了警告,並採取一些措施努力糾正這種情況。

儘管如此,已退休的最高法院大法官桑德拉‧奧康納(Sandra Day O’Connor),十多年前就診斷出美國「無聲的危機」,現在仍然是一場危機,即使在提高人們對這個問題的認識方面,已經取得了一些進展。

我很感激自己出生在一個新移民家庭,父母教導我對美國這個獨特的國家的熱愛,還有對教育的熱愛,在我看來美國仍在完善之中。我也感謝那些維持著源自古希臘和古羅馬傳統教育的老師,這種傳統教育在美國一直興盛到上個世紀——認真的公民教育,被認為既是一個良好的政治秩序中任何自由人的責任,也是檢視一個生命不可或缺的要素。

為了定義公民學和公民教育,我引用了最近的一項全國性研究,題為「為美國民主而教育」,該研究的合著者是來自亞利桑那州立大學、哈佛大學、塔夫茨大學、iCivics(一款在線的公民教育遊戲程序)和亞利桑那州教育部的學者和教育工作者。

我們有意組成一個混雜的群體,包括了從進步主義、自由主義到保守派的所有觀點。然而,我們有一個共同的前提,那就是對美國歷史的研究,必須與對美國憲法和政治原則的研究相結合,為公民自治做好準備。

這樣的公民教育,對於培養有知識的且樂於參與「美國實驗」的人是必不可少的。這需要從幼兒園到高中,再到高等教育(如果有幸上大學的話),教授公民知識和公民美德,以便負責任地對公民社會和政治事務作出貢獻。

(譯者註:美國建國被稱為是一場『美國實驗』(the American experiment),是美國人拒絕歐洲舊制度,嘗試在新大陸上凝聚各個種族,建立憲政共和國的努力。)

在討論過程中,我們注意到,美國在過去75年中,通過投資K-12和高等教育,並重新設計其優先事項,團結一致對抗了外部威脅。

這包括應對1957年冷戰中的「斯普特尼克(Sputnik)危機」和1980年代的經濟競爭力危機,教育的受益者主要是科學、技術和數學研究,或稱STEM。

(譯者註:1957年10月4日,蘇聯成功發射了第一顆人造衛星『斯普特尼克一號』,是冷戰的轉折點。這是人類的第一顆人造衛星,當時美國一直認為自己在導彈和航天領域上處於領導地位。美國曾經在斯普特尼克一號發射前嘗試過兩次試射人造衛星,但已失敗告終。)

然而,美國已經忘記了,林肯在1838年,對我們的政治制度能夠永世長存提出的警告:如果美國失敗,那不是因為外國的征服,而是因為自殺——由於公民對我們的法律和憲法的無知,再加上在我們共和國有多元化的觀點,而維持不同意見和公民友誼所需的公民美德卻在下滑。

與我們這個時代的教育工作者所期望的相反,《為美國民主而教育》直截了當地宣布了我們對美國的熱愛,並將愛國主義定義為公民教育的一個基本要素。該報告呼籲教師、教育工作者和公民,認同公民知識和公民美德的雙重必要性,比如在哲學、宗教和黨派觀點方面的公民分歧和友誼。

我們引用了(法國歷史學家、思想家)阿歷克西‧德‧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在社會學著作《論美國的民主》(1835年)中表達的思想,即通過研究和爭論來實現熱愛美國的反思性愛國主義;兼有對人民和土地的熱愛,並且在我們國家的普世原則和自治基礎上提升這些情感。

我們目前缺乏這種反思性的愛國主義和其它公民美德,這與忽視公民教育交織在一起。

如果自由教育意味著對有關人性、自然和神的最基本問題進行自由探究和討論,那麼它也意味著,「自由」本身意味著一種雙重現實。只有在享有政治自由和法治的自由人民中,而不是在純粹的權力統治下,蘇格拉底式探究(Socratic inquiry)的傳統和制度才能蓬勃發展和永世長存。

那些致力於真正高等教育的人,必須同樣致力於研究和維護永久的政治自由;否則,他們只是在搭便車、自相矛盾和行將就木。因此,美國中小學和大學公民教育的衰落,反映並強化了高等教育和其它美國精英機構中真正的辯論和多樣性的衰落。

沒有知識的多樣性和熱烈的辯論,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主義或公民教育。因此,最具破壞性的是在人文和社會科學的幾個關鍵學科中,從眾性和正統性文化的崛起,這反過來又對大學、學校和媒體產生巨大影響。

我們不再學習和實踐善待不同意見的美德,或者以超分歧的公民友誼來對待多元觀點,而這種缺陷強化了將思想分為學派和教派的永久學術傾向。自由教育和公民教育是相輔相成的,既是為了人類靈魂的發展,也是為了我們的公民和教育文化的健康。

1899年,在美國國會大廈前,學童們觀賞雕塑家霍雷肖‧格林諾(Horatio Greenough)創作的喬治‧華盛頓雕像。(F.B. Johnston/國會圖書館)
1899年,在美國國會大廈前,學童們觀賞雕塑家霍雷肖‧格林諾(Horatio Greenough)創作的喬治‧華盛頓雕像。(F.B. Johnston/國會圖書館)

避免這種做法被視為黨派之爭,我們應該注意到哈佛大學前校長德里克‧博克(Derek Bok)最近在他的《更高的期望》(Higher Expectations)一書中提出的觀點,即高等教育誤人子弟,因為兩個嚴重的缺陷:公民教育和倫理教育的衰落或缺失。大多數大學和學院的必修課程,不再優先考慮這些科目。

博克不是脾氣暴躁的保守主義者。的確,在我們的學術和公民生活兩極分化的時代,令人振奮的是,他提出了與(傳記作家和歷史學家)理查德‧布魯克海瑟(Richard Brookhiser)為喬治‧華盛頓撰寫的優秀傳記《開國元勛》(Founding Father)中所提出的見解,即這位偉大政治家的公民品格和修養是相輔相成的。

正如音樂劇《咸美頓》的劇迷們最近可能新發現的那樣,華盛頓是一位強大而雄心勃勃的領導人,他在童年時和一生中,都以16世紀法國耶穌會士編寫的關於尊重他人的《修身準則》(Rules of Civility)來約束自己的靈魂。

這就是為甚麼華盛頓能夠建立並服務於公民共和秩序,並兩次放棄近乎絕對的權力(作為一個獲勝的將軍和我們的第一任總統),為子孫後代保衛這個憲政共和國的關鍵原因。同樣的道德和政治原則,也使他成為唯一一位解放自已所有奴隸,並為他們提供經濟支持和教育的蓄奴主美國總統。

在放任自己的野心而導致失敗和流亡後,拿破崙後來說,法國人曾希望他是華盛頓式的人物,也就是為共同利益服務,體現文明。布魯克海瑟指出,我們的英語單詞公民(citizen)、禮貌(civility)和文明(civilization)來自於拉丁語一個共同的詞根。但是,近幾十年來,美國有意或無意地造成了公民無知,助長了憤怒的不文明行為,進而導致公民分裂和經常性的政治暴力,從而使我們文明生活的基礎受到懷疑。

出於禮貌,我將首先批評我自己的職業──那些遠離真正公民教育的學者和教授。經驗為糾正一些不明智的教育觀點提供了新的共識依據。一個極端是純粹主義和狹隘的功利主義觀點:公民教育必然是黨派的,因此要麼是威脅自由教育所需的自由話語,要麼是低於技術、科學、量化和核心交流學習的更高容量的標準。

另一個極端是後現代主義將所有學習重新定義為政治性、主觀性和權力相關性:因此公民教育應該是黨派性的,必須以社會正義意識形態和行動主義取代美國虛偽、失敗的遺產。

令人遺憾的是,高等教育以及恢復公民教育的健康中間立場所需的關鍵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學科的大多數領導人,都持有這些錯誤的觀點之一。

也許,對忽視公民教育和分裂的美國危機的最好的警告,是清醒的啟蒙哲學家孟德斯鳩。

他創立了一種中庸的方法,糾正了一些著名前輩的理性主義和現代主義的過度行為。更多的美國人聽說過孟德斯鳩的法國同胞托克維爾,事實上托克維爾是孟德斯鳩的偉大繼承者,他主張中庸,在人類自由原則及其體面的目標之間進行謹慎的平衡。

我們應該重新發現,為甚麼孟德斯鳩是我們立憲時被引用最多的哲學家,1787年新憲法的擁護者和反對者都援引孟德斯鳩的話,認為他對如何將法治、自然權利、自由、宗教信仰和現代商業結合起來,提供了最平衡、最全面的觀點。

我們複雜的憲法秩序的「硬件」,即分權和聯邦制,幾乎完全源自這位18世紀的哲學家及其政治學名著《論法的精神》(The Spirit of Laws,出版於1748年)。

然而,同樣重要的是,孟德斯鳩解釋了公民和宗教美德的「軟件」,這些對於像美國這樣一個複雜的共和國的運作不可或缺,包括緩和走向極端理性主義和物質主義的傾向,以及走向黨派或宗派狂熱的傾向。

他的平衡而複雜的哲學對我們的《獨立宣言》產生了更大的影響,它融合了古典、中世紀和現代的元素,比許多最近的學者所認識到的要大。美國一直都不僅僅是一個崇尚「洛克式」個人主義的國家。

對托克維爾的研究,可以說是對孟德斯鳩政治學的補充和提升,這不僅是因為托克維爾碰上了美國立憲共和國的優勢,而孟德斯鳩只能呼籲建立這樣的政體。儘管如此,孟德斯鳩還是為美國第一本政治學著作《聯邦黨人》(The Federalist)奠定了基礎,其中包括對政治家風範或在內政和外交事務中高度謹慎的核心作用的讚賞。

這種方法有助於我們欣賞像華盛頓、林肯、富蘭克林‧羅斯福(Franklin Roosevelt)和羅納德‧列根(Ronald Reagan)這樣偉大的美國政治家,以及那些從未擔任過高官的政治家,包括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十九世紀美國廢奴運動領袖),伊利沙伯‧凱迪‧斯坦頓(Elizabeth Cady Stanton,美國女權運動的先驅領袖之一),蘇珊‧安東尼(Susan B. Anthony,美國民權運動與女權運動的著名領袖)和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美國黑人民權運動領袖)。

2013年6月17日,紐約佳士得拍賣行展出美國第一任總統喬治‧華盛頓寫的一封關於《美國憲法》的書信。(Andrew Burton/Getty Images)
2013年6月17日,紐約佳士得拍賣行展出美國第一任總統喬治‧華盛頓寫的一封關於《美國憲法》的書信。(Andrew Burton/Getty Images)

一個真正受過教育的美國人,如果不否定允許他們接受教育的自由和繁榮的基礎,就不能不尊重這些原則、辯論、成就和美國實驗中的人物。鑒於美國在使人類歷史擺脫奴隸制或法律奴役方面的決定性影響,目前席捲我們精英機構的關於種族正義的意識形態熱潮,體現了這種自相矛盾和忘恩負義。這種拒絕或否定的文化不適合於理解或維持美國。

公民教育還必須包括研究美國在20世紀,在建立第一個保障政治和經濟自由的全球秩序方面發揮的領導作用,以及這一成就如何保護而不是背叛我們的立國原則。

在投票、領導一個組織、發表意見或參加抗議活動時,如果沒有接受這些方面的教育,公民能真正了解甚麼情況?然而,我們的精英們卻容忍了對公民教育的漠視。我們需要做得更好。

美國的開國元勛,以及我們歷史上後來的偉大領袖們都強調公民教育。其中一個原因是孟德斯鳩的《論法的精神》,這是現代政治哲學中,第一部將公民教育的討論與對自由和複雜的政治秩序的倡導相結合的著作。

托克維爾加深了這種溫和的共和主義。兩位哲學家都以各自獨特的方式警告說,看似自由的政體實際上可能會墮落為專制主義,以狂熱的共和政體的愛國主義為特徵,或以空洞的民主被動接受精英統治為特徵。

兩人都看到了良好的公民教育與憲法自由的永久性之間的聯繫;兩人都認為缺乏教育會導致充滿激情、慾望和野心的專制、非理性政治。

在我們的領導思想中,很少有人意識到這是我們今天的主要狀況,一個極端是狂熱的激進主義,另一個極端是公民無知和漠不關心,而這正是災難的根源。

自學成才的林肯掌握了人性、歷史和政治,甚至在他年輕的時候就預見到了這樣的災難。他將自己餘生的四分之一個世紀都奉獻給了防止這種情況的發生。

「如果毀滅是我們的命運」,他在1838年講到,「我們必須自己成為毀滅的始作俑者和終結者。」「作為一個自由人的國家,我們必須永遠活下去,要麼死於自殺。」

他的補救措施是對我們國家的法律、憲政和基本原則進行公民教育。他後來強調,《獨立宣言》是這種教育的基石。他最終領導了自由的新生,在美國實現了自然法則和造物主所要求的全部意義──所有人的平等自由。

對這些思想和政治家的研究令人激動,因為它對自由的人民來說是必要的。這是我們對自己和子孫後代的責任,我們很幸運,這也是一種樂趣。但所有現在相信這一點的人必須清楚地思考,互相探討,並在為時過晚之前採取行動。

原文:Civic Education as a Duty and a Delight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作者簡介:Paul O. Carrese是亞利桑那州立大學公民和經濟思想與領導學院的院長。

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並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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