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智庫：應對中共脅迫 需加強實力和聯盟

10月6日，來自加、日、澳、歐專家舉辦論壇，討論如何面對中共的人質外交、經濟脅迫和公開威脅。專家都認為應該加強實力和合作，推出清晰、連貫的戰略共同抗共。

論壇由加拿大智庫麥克唐納-勞里爾研究所（MLI）舉辦，由MLI印太項目主任兼高級研究員、日本國際事務研究所（JIIA）高級研究員喬納森·伯克希爾·米勒（Jonathan Berkshire Miller）主持。

參與研討的包括：丹麥國際問題研究所高級研究員、《中國如何失敗：對中國全球野心的阻礙》作者盧克·派提（Luke Patey），悉尼大學國際安全高級講師、日本國際事務研究所（JIIA）高級研究員湯瑪斯·威金斯（Thomas Wilkins），日本東京國際基督教大學（ICU）高級副教授斯蒂文·納吉（Stephen Nagy）。

澳洲用「擴音器式」政策對抗中共

約兩周前，與孟晚舟的延期起訴協議和回國同時發生的是加拿大的兩個邁克爾立即被釋放回加拿大。主持人米勒表示，從本質上講，這兩個事件是相互關聯的。這一事實顯示了中共非常黑暗的（人質外交）做法。不只是加拿大，人質外交也是許多其它國家一直面臨的問題。

悉尼大學國際安全高級講師、日本國際事務研究所（JIIA）高級研究員湯瑪斯·威金斯（Thomas Wilkins）。（影片截圖）

悉尼大學國際安全高級講師威金斯說，「實際上有兩名澳洲公民也在中國被拘留。」

他接著談到中共的經濟脅迫。澳洲對中國的貿易依賴度較高，「因此，非常容易受到來自北京的經濟治國方略的影響」。

威金斯解釋說，北京不喜歡澳洲支持美國和其盟國的外交政策。澳洲需要在支持安全盟友（如日本、美國）和中國貿易利益之間做出選擇。最近幾年，澳洲越來越觸怒中共。

他解釋了澳洲是如何使用「擴音器外交」，成為抵禦中國經濟脅迫的韌性和抵抗力的典範。因為澳洲發出的公開呼籲，要求對COVID-19進行調查，中共於是列出14項申訴，要澳洲糾正這一說法。但澳洲政府對此做出了非常有力的回應，並說：「我們不可能同意，因為這會損害我們的主權。」

「因此，現在澳洲沒有來自更同情中國（中共）的遊說團體的爭議，在政府目前採取的話語和行動中安全鷹派佔了上風。所以這就是澳洲對這種脅迫的回應。」

靠實力和聯盟日本抵抗中共脅迫

日本東京國際基督教大學（ICU）高級副教授斯蒂文·納吉表示，日本在2010年也遭遇挑戰，在沖繩當局逮捕中國漁民後，中共對日本進行稀土禁運；日本在2012年以後的釣魚台國有化方面遇到了重大麻煩，越來越多日本學者在中國被捕入獄，現階段被監禁的日本學者和商界人士已經達到11名。

日本東京國際基督教大學（ICU）高級副教授斯蒂文·納吉（Stephen Nagy）。（影片截圖）

他說，從實力的角度，日本已經能夠駕馭這種關係和盟友的凝聚力。這種實力地位是指日本繼續深化與美國的雙邊關係，這使其在棘手問題上具有反擊中國（中共）的影響力。日本不僅在加強與美國的關係，也在加強與其它戰略夥伴的關係。

去年11月澳洲總理斯科特·莫里森（Scott Morrison）對東京進行了為期一天的訪問，承諾簽署一項防務條約。納吉認為，這很好地說明了日本在該地區多元化的戰略夥伴關係。

「通過參與QUAD（四方聯盟）進一步多元化其實力地位，同時也投資於『多邊協議』，無論是TPP、美國環保署（EPA）、還是歐盟基礎設施連接協議（EU infrastructure connectivity agreement），日本正全面與北京談判。其實力地位使其能夠吸引和錨定該地區的其他行動者，以支持日本的利益。」

他認為日本可以教給澳洲、加拿大和其它國家的經驗是，「需要擴大合作夥伴關係。」

「需要在我們的國際交往中更加多邊，這樣當經濟脅迫或其它形式的脅迫確實發生時，我們可以依靠這些合作夥伴以及經濟網絡和戰略夥伴關係，向北京施加集體壓力，以推動對抗我們正經歷的（中共）各種變態行徑。」

中共的貿易武器被誇大

《中國如何失敗：對中國全球野心的阻礙》作者盧克·派提認為，中共使用其貿易武器的方式經常被誇大，最初是被中共和西方媒體誇大。

丹麥國際問題研究所高級研究員派提說，中共沒有真正對目標國家的經濟做出深刻的影響，影響只是針對首當其衝的特定公司和行業。

例如，他說，儘管兩國關係不順，但近年來加拿大與中國的貿易一直在增長。2018年到2019年之間確實下降了，也只下降了幾十億美元。但是加拿大每年的交易總額超過4,000億美元。這一份額只是加拿大貿易的一小部份，主要是油菜籽和其它農產品。當中共使用經濟脅迫時，經常努力採取不傷害自己的方法。

丹麥國際問題研究所高級研究員、《中國如何失敗：對中國全球野心的阻礙》作者盧克·派提（Luke Patey）。（影片截圖）

「中國現在甚至從澳洲購買一些煤炭，因為中國目前存在電力短缺問題，而澳洲成為（中共的貿易）目標。所以中國應用經濟脅迫也是有侷限性的。」

派提認為，這並不意味國家之間不採取集體反應。例如，當一個成員國成為目標時，整個歐盟機構將立即作出回應，有望阻止中共未來使用經濟脅迫。因此，歐盟採取了漸進的步驟來尋找解決方案，以確保中國（中共）和其它大國在未來不會使用這些類型的脅迫。

他表示，各國商會確實在推動中國與每個國家之間的政治關係，「必須能夠說服我們的商業團體，（讓他們認識到）在中國投資是不值得的」。

中共強制外交導致其聲譽危機

悉尼大學國際安全高級講師、日本國際事務研究所（JIIA）高級研究員湯瑪斯·威金斯表示，澳洲對中共強制政策的反應非常強烈。大約90%澳洲人對中國（中共）的看法負面。每個人都在關注中共對澳洲的經濟脅迫，而且採取果斷的行動，某種程度上帶來了四邊戰略（QUAD）的復興，如澳、印、日和美的對話。當然，還有最近發布的核潛艇協議，即澳英美協議（AUKUS）。

威金斯說：「（中共的）這些行動被證明是非常適得其反的。」

威金斯認為，中共實施一系列脅迫政策後，人們在訪問中國之前會三思而後行，商業學術交流，甚至旅遊都會下降。因為人們都會確定訪問中國存在嚴重風險，可能會捲入這些外交類「人質遊戲」。「人們需要很長時間才能忘記這一點。」

派提也認為，在西方發達國家，中國（中共）的聲譽跌到了歷史最低點。

納吉認為，加拿大的案例表明中共的人質外交正在削弱其利益，損害其聲譽。這使中國（中共）越來越難以在貿易、氣候變化、安全問題和其它問題上尋找到合作夥伴。